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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类 》 原本大學微言 》
第六篇 齊傢治國
南懷瑾 Na Huaijin
三八、從治國必齊其傢說起
所謂治國必齊其傢者，其傢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傢，而成教於國。
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
一傢仁，一國興仁。一傢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傢。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於歸，宜其傢人。”宜其傢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傢。
我們研究《大學》，在前面已經提起大傢的註意，到了修身齊傢的階段，是由“內明（聖）”的學養，轉進為“外用（王）”的發揮。但必須更要瞭解，我們過去的歷史文化，從孔子開始的儒傢，乃至傳承孔門心法的曾子、子思，甚至孟子，始終是稟承三千年來“宗法社會”的倫理傳統，發揚人道的人本位思想。
中國上古社會以“禮治”為主
大家庭的傢族，便是人群社會的基本，猶如一個小國的雛形，而且它所註重的是禮治，而不是“法治”。“禮”是文化的教養，道德榜樣的感化。“法”是人為建立適應時（間）空（間）環境的規矩，用來管理人的行為，使其在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可起平衡利益、調整利害衝突的作用。殷、周以前，中國文化的政治指標是以禮治為主，法治僅是輔助禮治不足的偶爾作用。如果要研究討論禮治和法治的比較，哪樣纔對？那可問題不簡單，必須要從人類社會發展史、人類經濟發展史等學科來綜合研究。
我們現在提到禮治、法治的問題，衹是要大傢瞭解孔門儒傢的傳統學問的主旨所在，是以人本位的“人倫”之道出發，外及“為政”的原則原理。所謂“修身、齊傢、治國、平天下”的一貫道理，都不外於這個範圍，它並不是講政術、政法的運用法則。明白這個道理，纔好去學習瞭解原本《大學》、《中庸》等書的精義所在。
同時，更要瞭解，由於傳統文化以“宗法社會”的“傢族”為主，從夏朝開始，由堯、舜以來的“公天下”，一變為“傢天下”，到了周、秦以後，確立以一姓一傢為代表的國傢、天下，“大傢長”號稱“帝王”。這個制度習慣，一直運作了兩千多年，直到二十世紀初期，纔與西方後期的民主等思想相結合。恰如孟子所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完全一致。但在我們的文化思想習慣的血液中，直到現在還存在着“宗法社會”帝王“大家庭”的陰影。
以我的經歷來說，在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年），我還親自碰到由來自田間的農民七八人，手執杏黃旗，身背大關刀，衝進成都“皇城”大殿，登上皇帝寶座自稱“天子”。這不是演戲而是真人真事。在這個世紀當中，如軍閥、政客、學人們，也還有不少如曹操所說，有“幾人稱帝，幾人稱王”的思想呢！再說，距離現在七十多年前，有一位滿清遺老親口對我說：“你看吧！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了嗎？他們不知道北伐成功，正好是政治南伐呢！”那時我還年輕，不懂就問。
什麽叫“政治南伐”啊？他說：“做官、玩法、貪贓、腐敗、無能、爭寵、爭權，哪一樣，都跟清朝以前的帝製時代，沒有什麽不同，衹是外表不一樣而已。而且他們還不像帝製時代有水平，那時還較為文雅多了！你父親要你讀書不做官，是對的。‘一代贓官九代牛’來償還罪孽，可怕啊！”老實講，他這一番話，我數十年來記憶猶新，世事幾經反復，愈看愈不是滋味。這真如張問陶的詩所說：“一編青史太陳陳，上下千秋笑轉輪。”將近一個世紀的革命，百年來的歲月，反反復復，依然如故，真的令人氣結。
談“民主”要從自己身上做起
而且，更要明白，從西方後期文化的民主、自由思想東來，開始衝擊中國的固有傳統文化，漸漸又互相溝通瞭解而結合。你看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後，以美式的民主選舉作代表來說，當他們為了競爭登上國傢領導人的寶座時，互相揭發缺點，甚至作人身攻擊。對於他青年時代的學業成績、男女戀情，甚至夫婦之間的嬉笑怒駡，都要拉上電視來諷刺。大傢還公認，這纔是真正民主的風範。誠然，好玩是好玩極了，但是世上真有多少人是白璧無瑕的聖賢啊！照這樣說來，自三代以後，有才能而德行有缺點；有高尚的品德，恰恰又缺乏掀天揭地的才能；在纔、德和學識三者之間，又要別有雄纔大略的氣魄，這樣的人，恐怕衹有嚮印象派畫裏去找了。而且，這是在要求別人是聖賢，不是在人人要求自己是聖賢囉！似乎有欠公平吧！但不管怎樣說，現代西方美式的民主選舉挑剔病，正如B型的流行感冒，風靡一時，歸根結底，還不及我們傳統文化中孔門學派的《大學》、《中庸》之道，說得更明白透闢呢！並且它不是要求他人，而是要人人能明白自己要達到的學養目標。“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要“誠心”地要求自己，雖然沒有完全做到，也不太遠了，總會達到目的。
那麽，原本《大學》，關於“治國必齊其傢”的原文怎樣說呢？“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傢者，其傢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傢，而成教於國。”在這一節裏，先要瞭解所說的“教”字，照傳統文字學的解釋，教者效也。這個字的內涵，便有教化、教育和效果的意思。因此，便知他所說的是人人要求自己的學養，發揮“外用（王）”，先要從齊傢做起。而且更要瞭解這個齊字，在傳統文字學的解釋上，有平等、平衡、持平、肅靜的內涵。
因為你從“成人”而進入“大學”的階段，既已養成“緻知、物格、誠意、正心、修身”的“內明（聖）”之學，自然也可以因“身教”而影響自己的傢人，使他們能夠瞭解做人處事的標準方向，而使整個家庭，安和利樂。假使對於親如傢人都不能達到教化、教育的影響效果，那麽，你說進入社會，擔任公職，或替別人做事業，反而能有教化、影響大傢的效果，那是肯定不可能的事。所以說，一個真有學養成就的君子，即使不走出傢門一步，他也能夠對於整個的社會、國傢，會起教化、教育影響的效果。
上面是根據《大學》原文，姑且試着來略加說明。但我現在猶如《禮記》上所說的：“猩猩能言，不離走獸。鸚鵝能言，不離飛禽。”我也是學話的鸚鵡而已。而且一邊說，一邊自己冒汗，心裏發毛，慚愧之至。衹有一句話：“我所不能也。”因此，我也常告訴一般學佛修道、或信任何宗教的朋友們說，請你先幹實一點，不要老是說，我要學佛度衆生、救世人。自己的傢人，不是衆生之一嗎？也是世人吧！既不能影響傢人，便說要度衆生、救世人，可能嗎？也許你能，我實在自慚不能。所以一輩子也不敢以師道自居，既不認為有學生，更不敢自認為是你們的老師了！
所以更要瞭解如《中庸》所說，“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意義了。這是子思說明孔子所推崇宣揚的傳統文化，是以堯、舜的道德教化作標準，以周文王、武王的接近道德的“憲章”制度作榜樣。有關堯、舜的大略歷史背景，前面已經提到過。現在，我們將 對周文王的歷史資料，先有一個認識，瞭解他是怎樣 影響“齊傢、治國”的經過，就可明白孔門傳統儒傢 所指的“治國、齊傢”的榜樣所在了！
三九、周室治國齊傢的故事
姬周傢族的來源，根據歷史的資料，始於公元前二三五七年的時代，但我們並不是在研究遠古史，姑不具論。現代所要取用的，是從商朝殷紂以後，有關周文王以及武王的興起，建立了周室王朝約八百年的封建和中途的共和政權，奠定中國文化歷史的傳統根基，而且為孔子所贊揚為“鬱鬱乎文哉”周朝上輩的“傢世”。它的興起時代，約在公元前一三二零年（同期，摩西率希伯來人出埃及，登西奈山受十誡，為猶太教的開始）。乃至從公元前一二五零年之間，希伯來人徵服巴勒斯坦故土，腓尼基人開始殖民時代，恰是周室王朝上輩，歷史上的著名賢王“古公亶父”與季歷（即周文王之父）先後同是百餘年之間的事。直到公元前一一二三年間的周室王朝興起的歷史故事，這些都是根據歷史資料的記載，但我們衹用一小片段來說明重點。
周室是堯、舜時代，為人民發展農業最有功的後稷的後代。到了夏朝末代政治衰敗，不重視農業的發展，因此後稷之子不窋失去了公職，就避世避地到了當時所謂文化非常落後的戎、狄之間，就是現代的甘肅弘化縣一帶。到了不窋的孫子公劉手裏，他雖然在當時那文化落後的地方，仍然重新振興祖傳農業發展的精神，如記載所說：“備耕種，行地宜，”普及到了渭水之南，“取材用（開發農林經濟），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
再傳八九代以後，到了古公亶父手裏，也就是殷朝開始沒落的前期。因他重興祖先公劉的農業發展政策，所謂“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人民都擁戴他）”。但是，那時西北文化落後的戎、狄少數民族“薫育”，卻來侵占攻打他的地盤，“欲得財物”。給了他以後，還不滿足，又要再來進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
有民立君（有了人民群衆，擁立一個君主），將以利之（那是因為這個君主，可以為人民謀福利）。今戎狄所為攻戰（現在戎狄想來侵略我們的目的），以我地與民（是因為我們有了土地和人民群衆）。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人民群衆在我這裏，和在他那裏，衹要生活得好，那有什麽關係呢）？民欲以我故戰（現在人民大衆，想為了我的關係，願意戰鬥），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戰爭是要死人的，為擁護我而戰，那是為我而殺了別人的父兄子弟，然後，又自做大傢的君主。我實在不忍心做這種事）。
因此，古公亶父就悄悄地與近親私屬一群人，學他的遠祖不窋一樣，避地去了現代的陝西，重新定居在梁山西南的岐山之下。但被原來所有的人民群衆知道了，大傢就扶老攜幼，離開戎狄而追到岐山來，照舊跟着他．而且附近的鄰國，也久仰古公的仁義賢名，都來歸附於他。因此，他衹好開始傳播文化，改革了戎狄的陋習和舊俗，建設城郭和屋室，劃分地區，分配給人民群衆來居住。同時又建立官製與職責，形成了一個“國傢”的初步規模，所以歷史稱他是周朝的“大王”。
在這一節所講的歷史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出東西兩方歷史文化的演變，往往有先後同出一轍的故事。古公亶父的東遷，和摩西的出走埃及，都是上古歷史上最有意義、最有興趣的事。但與後世所建立的民族國傢的思想，就有很大的區別和不同的理念。這點必須要瞭解清楚，且待稍後再來研究討論。現在，再來看一段歷史記載：
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仲雍）。太薑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即周文王姬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和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發，以讓季歷。
古公卒，季歷立，是為公季。公季修古公遺道，篤於行義，諸侯順之。公季卒，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就是後來的周文王）。
“三太”的母儀
古公有賢妃曰“太薑”，即季歷等三兄弟之母。太薑有美色，而且性情貞靜柔順，並且極有智慧。教導諸子，至於成人，從來沒有過失。古公謀事，必與太薑互相商量。隨便古公要遷徙到什麽地方，她都不辭勞怨，順從追隨。
季歷即位，又娶有賢妃曰“太任”，史載，稱其端莊誠一，德行無缺失。及有身孕，即自開始胎教，所謂“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因此而生文王。
文王又有賢妃，曰“太姒”。《史記·周本紀》說：“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列女傳》稱其“生十男，親自教誨。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文王繼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
周室由古公亶父到季歷、文王三代，都有賢妃良母助興周室。所以能形成姬周王室七八百年的宗室王朝，都是由其上輩“齊傢、治國”的德育教化而來，並非偶然徒然的提三尺劍，一戰功成而得的天下。因此，後世尊稱別人的妻子叫“太太”，便是從周室有三位“太”字輩賢妻良母，母儀可風的典故而來，並非是隨隨便便的口頭語。
太伯推位讓國的遺風
如要瞭解“齊傢、治國”之道，兄弟之間“推位讓國”的遺風餘德，便須再看七百多年以後《史記》所載《吳太伯世傢》的歷史故事。
太伯和其弟仲雍兩人，為了孝順父親古公亶父想立小弟季歷為王的意願，他兩兄弟就出奔到當時所謂沒有文化的落後地區荊蠻（就是現在的江蘇、無錫、蘇州一帶），斷發文身表示自甘隱遁沒有用處，因此自號“句吳”（就是後來周武王分封為吳國的開始）。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兄弟先後相繼五世。周武王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封為諸侯。到了《春秋》時期，就有吳王壽夢崛起。壽夢生有四子，“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日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大哥諸樊在除了父王壽夢的喪服以後，就要照父親的遺願，讓位季札。季札又極力辭謝，並且“棄其室而耕（自願下鄉種田務農，做個平民）”。因此，大哥諸樊死後，就由其二弟餘祭即位，他們兄弟的用意，仍然希望最後由季札來即位。餘祭過後，就由其三弟餘昧即位。餘昧卒，大傢仍要依照父兄的遺願，要授位給小弟季札。季札推辭不掉，就躲開逃走了。季札在吳國的封地是延陵，因此後人便稱他為“延陵季子”。因為季札的逃避王位，吳人不得已，纔立餘昧的兒子僚為吳王。歷史上有名的專諸刺僚王的故事，就發生在這個階段。這已是周室政權衰微沒落，到了所謂春秋末期的時代了。
但季札在他二哥餘祭當政的時候，曾經奉命出使去魯國，因此順路“請觀周樂”，這也是歷史文化上有名的故事。其實，是季札對周代以來文化歷史演變的論評，極其精彩。
周末第一文化大使——季札
可是更精彩的，是季札順道訪問齊、鄭、衛、晉等諸侯各國，對於當時四國的名相、大政治傢，都有精闢的建議和勸告，那些大智慧的名言，影響當時和後世，都很重要，因此要特別附帶介紹。
季札去魯，遂使齊。說晏（嬰）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你快點把封邑和政權交出去）。無邑無政，乃免於難（你既然沒有分封的采邑財産，又沒有政權在手，就可以免了殺身之禍了）。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齊國的政權，看來將要另會歸屬他傢了。如果還沒有得到另一歸屬，恐怕爭奪政權的災難，很難得到平息哩）。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
去齊，使於鄭，見子産（鄭國的賢相），如舊交（一見如故）。謂子産曰：鄭之執政侈（太誇張自負了）。難將至矣，政必及子（恐怕馬上會有政變，最後一定會要你出來執政）。子為政，慎以禮（你如當政，應該謹慎小心，註重文化道德的教化）。不然，鄭國將敗（如果不這樣做，鄭國恐怕就會垮）。
子産聽了季子的忠告，果然成為當時鄭國救亡圖存的賢相。
去鄭，適衛。說蘧瑗（伯玉）、史狗、史魚、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
自衛如晉，將捨於宿（地名，河北濮陽縣北部）。聞鐘聲，曰：異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口頭理論很多，實際政治道德太差），必加於戮（恐怕難免於殘殺）。夫子（指晉臣孫文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他孫先生既然已得罪了晉侯，所以避禍到這裏。恐懼反省還來不及，豈可以另有圖謀，要想反叛嗎）？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他孫先生避難到這裏，好像燕子築巢在布幔上，是很危險脆弱的。況且晉君新亡，還未出殯，怎麽可以敲鐘打鼓來作樂呢）！遂去之（因此，季子就不去晉國了）。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孫文子從旁人那裏聽到季札對自己的評語，在他的後半生，就始終不聽音樂，表示慚愧和懺悔）。
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傢乎！（後來果如其言，韓、魏、趙三傢分晉。）將去，謂叔嚮曰：吾子勉之（你要特別小心呵），君（晉侯）侈（太昏庸自負），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傢（而且這許多的當權大臣都很富有實力。很快，晉國的政權，就要歸到三傢的手裏了）。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你老兄是個忠直的人，必須預先做好準備，不要在這場政變災難中做無謂的犧牲了）。
不但如此，季子在出使回吳的途中，再經過徐國還做了一件“挂劍徐君墓樹”的千古佳話。《史記》：
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係之徐君塚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
這就是季札的高尚情操，不因為朋友的死生變故，而自負初衷的心願。對朋友的心知而不負心，更何況是對君臣父子兄弟之間。人生學問修養到此境界，算不算得上是一個真、善、美的完人呢？
有關吳太伯和季札推位讓國的結論，太史公司馬遷寫了第一篇《吳太伯世傢》，評語如下：
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吳太伯的德行，可說是高尚到了極點）！三以天下讓（他一生三次把現成可以統治天下的權位推讓出去），民無得而稱焉（實在使人們欲贊無辭）！”餘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荊蠻、句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王於延陵季子的仁義之心），慕義無窮（使人無限的敬仰欽佩）。見微而知清濁（尤其對事理的觀察，透徹微末，由某一點上就可分別清濁好壞）。嗚呼！又何其閎覽博物君子也（何以他能有如此的遠見？因為他是一個深通人情物理，有真學問的君子啊）。
另外，我們還可以從季札的生存時期，了知“亂世多賢”的歷史事實。正當這個“春秋”末期的半個世紀之間，聖如孔子，以及孔門的諸多弟子，乃至晏子、子産、蘧伯玉、延陵季子等輩諸大賢哲，都出生在這個時期，衹是“賢者不在其位”，“能者不當其職”，但在文化史上，他們卻留下不朽的立言功業，以及千古的流風餘事，影響了中國後世兩千年來的文化思想。
另外，在這個時期，可稱為第二個成功的，而非職業性的外交大使，那便是子貢為救魯國的國難，出使吳、越、晉之間的縱橫外交。子貢和季札，應該都算是中國外交史上最成功的兩種榜樣。後來的蘇秦、張儀，並不足以和季札、子貢二人相提並論了。
孝、弟、慈的道理
我們為了深入研究《大學》所謂“治國必齊其傢”的道理，花了不少時間，引用《周本紀》及《吳太伯世傢》的相關資料，說明《大學》所講“其傢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傢，而成教於國”的內涵。這也正是孔子“祖述堯舜”的公天下時期，以及從夏、商、周的傢天下以後，治國必齊其傢的主旨所在。現在我們采用歷史事實來做引申說明，比較確切。然後，便順理成章可以瞭解它的後文，所謂“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的道理。
有關這一篇孝、弟、慈三者的事實說明，我們衹要回轉上面，由周室初期，太伯、仲雍兩兄弟，為了要真實做到“推位讓國”，就不惜捨棄個人對父母的孝養，離傢出走，逃隱荊蠻，斷發文身，以示無用。正是如古人所說“移孝作忠”的事君之道。因為從私來講，古公亶父是太伯、仲雍的父親，他們父母子女之間，並無彼此失德不和之處。衹是古公亶父正位居國君，從“天下為公”來說，太伯、仲雍兄弟，雖然身為人子，但身居臣位。他們既然明白了為父為君的明智意嚮，既不能避世，就衹有避地、避人一個方法，纔可以解脫“宗法社會”君臣父子之間的矛盾煩惱。所謂“知進退存亡之機，而不失其正者”，才能“知止而後有定”，然後做到“孝者，所以事君也”的實效。唐、宋以後的儒傢們，特別提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的論調，也許不完全是從這個觀點出發，或者是把孝與忠的定義，衹範圍在一種小忠、小孝的個人人格圈圈以內！
同樣，由前面所引用太伯、仲雍兄弟的故事，以及延陵季子的再三推讓，逃避三位哥哥依次要傳位給他的行為，便可說明“弟者，所以事長也”的道理。至於“慈者，所以使衆也”的要點，我們衹要真實理解古公亶父避居岐山以前所說的話“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以及“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便知其中的道理。正如《大學》接着引用《康誥》所說“如保赤子”並說明“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不過，講到本文最後一句．我不免也要對曾子幽默一聲說，曾子真是落後的古人。他沒有看到二千餘年以後的現在，和將來的時代，大多數都是“先學養子而後嫁”的呢！甚至還有專門教導未嫁而先養子的教育法。希望曾子再也不要嘆息今不如古纔好呢！
推位讓國與統一江山
我們講到《大學》“治國先齊其傢”一節，都有引用孔子再三推崇堯、舜和周文王祖先的話。在有意無意之間，更是贊嘆周文王的大伯父吳太伯和二伯父仲雍幾個人的“推位讓國”的偉大行為。因此，引用史實，說明這是很了不起的千古典型。 但是，孔子的本意，是不是要後世的人都要效法吳太伯兄弟一樣，一定要推位讓國纔算是真君子呢？可以說，不論孔子和他的弟子們，都沒有明確的說出來。衹是贊嘆敬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而已。
推位讓國，是中國上古“公天下”或“傢天下”的歷史中，所表現出帝王體製時代的真民主，也是政治道德的最高品德。如果“高推聖境”，這是要求它在三代以上的政治情操，並不必過分強調在三代以後的作為。周、秦以後，如果都須依照古公亶父的“避地”，或是吳太伯、季札等先賢的“遁世無悶”，那麽，秦、漢兩代，早應歸順於匈奴；隋、唐初期，亦應早讓給突厥或鬍人。魏、晉、南北朝時期“五胡亂華”的紛爭，難道是無理取鬧的局面嗎？至於五代以後的宋朝和遼、金、元，以及明朝以後的“滿漢”明辨，都變成是多餘的紛擾囉？
其實，推位讓國的最高理則，並非如此。它的主旨，衹是局限在“齊傢”範圍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禮讓行為，並非是加於領導有國者的大君主，或大領導統治者的要求。我們衹要冷靜讀一讀歷史，從秦、漢以後，直到明、清，幾乎所有“傢天下”的帝王家庭，父子之間、兄弟之間、夫妻之間，為了爭奪權位而互相殘殺，甚至因此而亡國亡傢的，豈可勝數。
到了現代，這種推位讓國的精神和真修養，倘使用在真正民主政治，和真正民選的政治團體，或是大企業集團的大老闆們，倒是成為至高無上的個人為政品德了！
如果是一統大國的領導理念，那麽，又須另行參讀司馬遷論說唐堯、虞舜三代以上的王道德治，和秦、漢以後的一統江山，都不是草草匆匆，隨隨便便的事。實在值得一讀，並且須要慎思明辨，就大有助益之處。如雲：
昔虞、夏之興，積善纍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後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弒。
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並冠帶之倫。
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 前面說到唐虞傳天下之難（人），再說到秦“蓋之一統天下，若斯之難也”（事）。但劉邦之天下，自認馬上得之，但未必能馬上治之。所以上古之時，用“道”、“德”來理天下，戰國以後，歷代帝王以“霸”和“”來治天下或爭天下。所謂“霸”就是武力和權威，而“”就是方法、手段。如果以“明明德”、“親民”為出發點，那就可以成為歷史上的“民君”了，正如西方馬丁·路德所說的，不擇手段，以達到最高道德目的。但說起來簡單，古往今來，做到的又有幾人呢？所以玩弄手段、自欺欺人畢竟是很危險的。
劉邦以一無賴子得天下，長期的楚漢相爭，稱帝時已快六十歲，到了暮氣沉沉的時候，加之本人不學無術，也就沒什麽作為了。但是劉傢出了兩個不錯的子孫——文、景二帝，他們從小所處的環境及所受的教育，使他們變成了一代守成之主，為漢朝厚植了國力基礎。所以纔有武帝的崛起，用了兩代的積蓄，屢伐匈奴，一洗漢朝六十年來的屈辱外交；並解决秦漢以來的邊疆問題，滅南越，伐朝鮮，奠定了中國初期的版圖。這就是歷史上造成所謂“漢唐盛世”之一的漢武帝劉徹。
武帝本身是一個既迷信而又任性的人，關於迷信的部分，司馬遷在《孝武本紀》中一開始就說：“尤好鬼神之祀”，接下來用了大半的文字，敘說武帝的求仙等等，所以文遺山纔有“神仙不到秋風客”之句了。其餘如尊儒術、通西域、徵大宛等，無一不是自大任性所造成的。惟因如此，纔有漢朝的盛世；也因如此，纔種下了西漢沒落的初因。真正談歷史的人，還必須深入研究，自有啓發之處，這纔真正是《大學》一書最好的旁證。
四十、治國當傢的原則
曾子著《大學》，秉承孔子遺教，從夏、商、周以後，以“宗法社會”的“傢天下”為主，由“治國必齊其傢”為中心，特別引用周室王朝時代《康誥》中“如保赤子”的一句，作為執政治國者的目標和信條，告誡執政者的內明存心，必須對於全國的人民，確切具有“如保赤子”的仁慈之念，不可徒有口號而自欺欺人。但是歷來秉國執政者的領導人，或者被才能和德性所限，或是被當時的社會環境條件所牽掣，是否具有這種存心，甚至是心有餘而力不足，這也是勢所難免的事。因此曾子便提出“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的名言，作為勉勵之辭。
自知與知人
然後他便提出作為秉國執政者，或是身負任何社會團體的主管，以及身任地方政府的領導者，必須要有“知人之智”、“自知之明”的道德原則。而且這個大原則，並沒有時代的局限性，更不是任何政治主義，或是唯物、唯心等思想邏輯，乃至人治或法治的治理方法，以及帝王政體、民主政體等理念。這就是《大學》所謂：“一傢仁，一國興仁。一傢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的道理。
假如我們用曾子所說這幾句名言作歷史論文的題目，就衹以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立論，幾乎可以分別開來，各寫一部一兩百萬言的專著或小說。
現在我們姑且簡單從秦、漢以後說起。漢朝自漢文帝倡導節儉，一二十年之間，就使社會富有豐裕，從此使人民得以休養生息，成為歷史上所推崇的文景時代。因此，到了漢武帝手裏，才能發揮漢室雄威，開疆闢土。
接着，由漢宣帝的以儒、道、法並用，整頓吏治，實行他劉傢天下的王道和霸道並存理想，纔形成了漢室前期的大漢規模。
到了漢元帝以後，就開始根植了王莽一流的儒生政治風氣，所謂：“一人貪戾，一國作亂”，“一言僨事”，“其機如此”。
在中國兩千年左右的歷史上，比較值得稱道，能夠做到齊傢治國的榜樣，以我個人膚淺的認定，大概算來，衹有東漢中興之主的光武帝劉秀一人。而且他本身雖然來自田間，但也是從儒學出身，對於《詩經》的文化教育，更有心得。至於他的文章簡練，雖然衹有短短幾篇詔書，便已足以啓發東漢以後漢文的先聲。
東漢末期，魏、蜀、吳三國分立，但是曹操父子富於哲學性的文學才華，開啓了建安七子的文採風流，影響後世很大。曹孟德的稱王稱帝事功，哪裏比得上他在中國文壇上的千秋價值呢！因此，而有魏、晉初期老、莊、易學“三玄”的興起。青年士子，如王弼註《老子》，郭象註《莊子》，好壞不說，但不能不說都是受曹傢父子深富哲學性的文學影響而來。
再說，歷史上的“以孝道治天下”的宣傳口號，很奇怪，恰恰是歷史政治最糟糕一代的晉朝的高調。
至於南北朝時代的宋、齊、梁、陳，乃至隋朝和初唐之際的文學，柔靡婉麗，就像南北朝的歷史形態一樣，猶如“東風無力百花殘”的敗局，實在零亂不堪。然而，它的風流瀟灑風氣，卻影響了唐朝開國一代名王李世民。
中國的歷史，我們自己對過去最值得稱道的就是漢、唐。但是，李唐建國，為什麽一開始就能有他的獨特風格呢？那便不得不歸功於唐太宗李世民一人。所謂唐詩、書法，甚至唐朝初期一代才子形成的政治風氣，也都是受唐太宗的影響而來。從中國的書法來講，
初唐時期的虞世南，甚至稍後的顔真卿、柳公權、裴休等人，都超不過李世民本人的韻味。何況他的詩及文章，也是南朝六代以來的第一人。因此纔有唐代的文學，照耀古今。這就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的結果。同時，因為他喜好哲學，鑽研佛理，纔使中國的禪宗，在盛唐以後崛起，影響了日本，而且普及到東南亞各國。直到現在，仍為世人所揣摩猜測，摸不着邊際，正如雪竇禪師所謂：潦倒雲門泛鐵船，江南江北競頭看。可憐多少垂鈎者，隨例茫茫失釣竿。
唐末五代之亂的後期，就出現了“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的趙宋王朝。但很遺憾，就是開國之初的宋太祖趙匡胤和宋太宗趙匡義兩兄弟，卻是愛好文事的軍人而兼學者的人物。尤其是宋太宗趙匡義更為特別，在他帶兵作戰的一二十年間。雖在馬上行軍，還是手不釋捲讀書不倦。因此而養成“守文弱主”的格局。致使南北宋趙傢三百年的中國天下，始終是和遼、金、元並存共治。等於在歷史上，重新出現一個南北朝的時代，並不能算是真正的江山一統，故無法與漢、唐兩代並美爭輝。可是在南北宋三百年之間的朝廷政府，重視文人學者，禮遇宰相，尊重儒林、道學的風氣超越古今。因此而有“五大儒”，如周濂溪、張橫渠、程頤、程顥乃至朱熹等人的出現，形成宋儒特有的“理學”，與佛、道兩傢，互爭勝場。然而始終難免三百年來，趙傢所有的職業皇帝，照例都是“守文弱主”的遺風，造成年年納貢、歲歲捐輸北國的奇恥大辱。這可不能誤解是‘一傢讓，一國興讓”的明訓。宋儒們雖然拼命講《大學》、《中庸》，實在都沒有教導養成“一人定國”的歷史成果，應該是難免愧對先聖先賢吧！
接着而來，便是蒙古族所建立的元朝，統治了中國將近百年的局面。當時蒙古族缺乏文化水平，特別信奉邊疆少數民族所崇拜的喇嘛教，使元朝八十年間的政治，完全是與喇嘛和番、鬍人等共治中國，使唐、宋以來的儒、佛、道三傢文化的基礎，幾乎完全為之傷殘殆盡，黯然失色。
出使西藏的禪宗大師
好在很快也就出了一個和尚皇帝朱元璋，推翻了元朝的政權，使蒙古族歸還本位，返回他們的草原大自然之中。因為朱元璋，曾經為了生活無着而做過和尚，因此他對宗教，尤其是佛教，到底不太外行。所以在他建立明朝，登位做皇帝的初期，對於東南亞信仰佛教等地區，以及西藏衹派了一個禪宗大師的和尚出使“番邦”，協調西藏，就此便使西陲相安無事，甘心臣服。永樂帝即位，用老辦法，敕封哈立麻喇嘛為“大寶法王”，也就相安無事了。有關西藏現存密教中的“大手印”與“大圓滿”等法門，都與宋、元、明時期輸進禪宗佛法，息息相關不可或分。不過，這個奧秘實在“衹可和智者道，難與愚癡者言”。佛曰：“不可說！不可說！”其然乎？其不然乎！
有問：明初朱元璋所派安撫西番的和尚大使是誰？在歷史上並沒有明確記載，請順便一講。
答：中國過去的歷史，都是自稱為儒傢的大學者所編纂。他們都是戴上有色眼鏡，凡是碰到佛、道兩傢或不懂的事，就毫不客氣地刪除。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正為此故。
明初在洪武三年、四年之間，朱元璋特別請金陵（南京）天界寺覺源慧曇禪師出使安撫西藏，禪師原籍浙江臺州人，俗姓楊，十六歲出傢為僧，在杭州中天竺寺笑隱大欣和尚處參禪悟道。悟後便說：“衹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笑隱問道：“汝見何道理？”他便展開兩手說：“不值半文錢。”他在西藏期間，極受尊重，後來便圓寂（死）於西藏。朱元璋很難過，請宗泐禪師等，收奉慧曇禪師留在天界寺中的衣鉢，建塔在雨花臺的左邊以表崇敬。宗泐禪師，也是朱皇帝所最欽敬的和尚禪師之一，曾經要他還俗做官，禪師不肯。後來因為涉及宰相鬍惟庸一案，被朱元璋貶遣到他的故鄉鳳陽修建佛寺三年。可是朱皇帝有了疑問，就很想他。因此，有詩送他說：“泐翁去此問誰禪，朝夕常思在目前。”又召他回轉南京，再住天界寺。
但從朱元璋和永樂以後，明朝三百年的天下，所有朱傢王朝後代的職業皇帝，幾乎沒有一個像樣的人君。而且大多都如他的祖先朱皇帝一樣，內在有極恐懼的自卑感，因此輕視儒生侮辱臣僚，使朱明一代三百年來的政權，操縱在那些不男不女的太監手裏。正如《大學》所說：“一人貪戾，一國作亂”，極其可悲。我有時讀《宋史》的感受，大有如北宋初期名相晏殊的詞句“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的味道。當我讀《明史》的感受，就完全不同，好像是“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的味道。趙宋和朱明兩傢的天下，同有三百年的執政時期，收場幾乎都很可悲。李闖王進到北京，看到崇禎吊死煤山，很感嘆地說：“君非亡國之君，而臣皆亡國之臣也。”但也有人說，這是崇禎在臨死前的自語。不論此話是誰講的，實在不是公平的論斷，衹是推過於人的遁辭而已！朱明一代的王朝，雖沒有一個出色的人君，可是卻是江山一統的中國。至於趙宋一代，尤其在北宋初期，在文事政治方面，君臣都有可觀可法之處，衹不過僅是半統山河的局面，比之明朝不免大有遜色。
明朝後期，滿族興起於東北。這個時期，以現在慣用公元來計算，已是十六世紀後期到十七世紀的中期階段。如果不談三百年前“反清復明”的民族意識，但從大中華文化的華夏文明來講，正如民國初年開始，早已瞭解漢、滿、蒙、回、藏，乃至許多的少數民族等，在五千年前，由黃帝軒轅前後時期，尋根究底，原本算是一傢。
不過，在十六世紀時期，滿族在東北仍屬少數民族的一係。但滿族在東北建國的初期，雖然是“草昧初創”、“利建侯”的階段，而在有形無形之中，也早已吸收中原的文化，衹是水平不高，還在學習適應的階段而已。
到了明朝垂危的最後時期，正好碰上吳三桂妄想利用滿清武力，反擊李闖，纔使皇太極的孤兒寡婦，率領十來萬八旗子弟，儼然像煞正義之師，輕輕易易進入山海關坐取北京，從此便統治了四億人口的中國又將近三百年的天下。這個歷史鏡頭，使人想起唐人的詩句，真是“塵土十分歸舉子，乾坤大半屬偷兒”的寫照。如果用《史記》的筆法，便可說：“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奇怪的是“時無英雄，徒使孺子成名”而已！
因此而使明末遺老們，不甘心滿族少數民族的統治，高呼“華夷之辨”、“滿漢之分”，倡導民族主義，始終與滿清兩百餘年來的政權，或明或暗反抗鬥爭到底。直到孫中山先生崛起鼓吹革命，奔走海內外，終於贏得了辛亥革命的成功，纔推翻了滿清政權，然後提倡“五族共和”，重新建立大中華民族的故國。
其實，初期滿清的入主中國，實在是“乘時而興”機會給予的時代幸運，並非是滿族的文治武功，另有特別高明之處。至於後來所謂的“八旗雄風”，甚至被人們最痛恨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劣跡，都還不是依史論史的關鍵所在。
從清朝得到的歷史教訓
我們如果要認真吸收歷史的教訓和經驗，“鑒往而知來”，那就要：
一、應該要切實明白中國兩三千年的內憂外患，重點都是起於邊疆的邊政、邊防問題。以中國的地理立論，由西到東，所謂滿、蒙、西域、番藏等問題，在歷史的時間、空間上，一直存在三千多年，直到現在，其中包括文化問題、民族問題、宗教問題，更是核心。至於由北到南，在海疆問題的海防上，也是極其重要，但須另作專論。元朝的蒙古族和明末的滿清入關，都是中國三千多年來的歷史對於治理邊疆問題上的敗筆，希望後之來者，再也不要重蹈覆轍。
二、有關滿清入關的戰略問題，實在是過去歷史上的創舉。如果真要研究滿族在關外東北崛起的初期，就是滿族對蒙古各旗的徵服，的確並不簡單。到了入關之後，若說滿族是用武力統一中國，那是根本文不對題。滿清的統一中國，所用武力，完全是一種代理戰爭的戰略，八旗兵力衹是作為指揮監督的作用而已。明白地說，滿清是利用蒙古兵和漢族人本身來作代理戰爭，他自坐觀其成唾手而得地統一了中國。如洪承疇和吳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等“三藩”，都是漢人漢兵，正如後人在崖山的吊古詩所謂“鎸功巨石張洪範，不是鬍兒是漢兒”，同出一轍。
三、滿清入關前後，他們的領導上層，初期所吸收的文化，是受《三國演義》和老子《道德經》的影響最大，並未認真接受儒傢的思想（《三國演義》這部小說，在日本如豐臣秀吉、德川傢康等幕府，也都受它影響最大，羅貫中先生真亦足以千秋矣）。可是到了入關之後，由順治開始，到康熙、雍正、乾隆三四代一百多年之間，都是受佛學禪宗、律宗的影響，這也是中國文化史上的奇跡，但卻為一般治歷史學者所忽略、輕視過去了。如果用嚴格的比喻來說，大傢都知道，西漢的“文景之治”，是重用黃（帝）、老（子）的道傢文化思想。後世稱它是“內用黃老”、“外示儒術”。那麽，滿清在康、雍、乾三代，是“內用禪佛”、“外示儒傢”。這是絶對正確的事實，如假包換。衹可惜後世一般人，對禪佛之學太過生疏，反而不能學以貫通，自被成見所瞞了。
假定，你能明白前面所講的要點以後，你就可以瞭解在滿清初期一百多年，甚至與後來百餘年來，他們並沒有像漢、唐、明朝各代所謂歷史上最頭痛的外戚、女禍、宦官、藩鎮等禍國殃民的大亂出現，豈是偶然的幸運嗎？當然不能以他最後末代的慈禧、李蓮英，或者，拿過去歷來的“反清復明”，有意盡量描黑的“清朝宮閹內幕”等小說來講，那就沒有什麽話好說了。
而且最重要的，我們衹要反證歷史，由漢、唐以來的中國，所謂幅員之廣，版圖之大，收內外蒙古、西域新疆等於一統山河，全形如秋海棠葉的中國地圖，便是這個時期的傑作。這總可算是功高一等，超越歷代吧！同時，由康熙開始，亦收亦放，似緊又鬆地漫天散布法網，留給雍正即位，再來收緊網羅，整頓吏治、財政，奠定後來乾隆以來將近百年的承平歲月，使全國上下的百姓和知識分子，都醉心在文章華麗、詞賦風流、功名境界之中。因此而有享受乾、嘉時代的青年士子們所謂“不做無聊之事，何以遣此有涯之生”的幽默話。乾隆也志得意滿地自作御制春聯，唱“乾坤春浩蕩，文治日光華”的高調，這似乎也不是大吹牛皮，過分誇大。衹是他卻忘了，能做到這樣的成果，都是受之於父祖的餘蔭而來，並非完全是他一手所造成的大功德。但是歷史和人生，畢竟超越不過因果的定律，兩百多年後的滿族，仍然是由孤兒寡婦，挾着皮包，坐上馬車，黯然出關而去，可憐的衹是末代皇帝溥儀，不過，他的故事，現代大傢都知道，就不必畫蛇添足了！
接着而來，我們如果講現代史，那就比研究“二十五史”更為麻煩。現代史必須要從清朝乾嘉時期開始追溯前因。同時又須和西洋的文化史搭配起來研究，由十五世紀以後西方文明的演變，以及十七世紀以來西方文化的航海、工商、科技、政治、經濟等等的革命性文明，如何逐漸影響東方和中國，搭配起來。直到現在，東西文化雖還未完全融化結合為一體，但已有整合全體“人類文化”的趨勢，以便迎接未來“太空文明”的到臨。古人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為學為政，切不可目光如豆，掉以輕心，衹當這些是狂妄幻想的妄語而已！
問：但是，我們現在為了講《大學》的“治國必齊其傢”一節，而且衹在研究“一傢仁，一傢讓”的影響，和“一人貪度，一國作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的小段，為什麽卻亂七八糟地引出歷史來“講古”，又沒有把歷史的真實經過和每一小段話一一對證說明呢？
答：實在是為了時間和精力的有限，衹能提綱挈領地說一點能夠做為啓發性的作用。至於“聞一而知二三”，可以自啓“慮而後能得”的效果，那就全在諸君的慧力了！至於說，為什麽當在過去“傢天下”的帝王體製時代，大講其“治國必先齊傢”的道理，忽然使我想起在隋末的時候，當李世民規勸、慫恿他父親李淵起義造反，李淵最後被時勢所迫，不得已地對兒子李世民說：“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傢亡軀亦自汝，化傢為國亦由汝矣！”山於李世民的建議，纔有李唐一代三百餘年的天下。這是“一言僨事，一人定國”的樣板，也是“一人貪戾，一國作亂”的反面對照。至於李唐傢族有關“治國齊傢”的功過得失，其中因果，姑且置而不說，以後可以專論。
其實，不管是封建的帝王時代，或開明的民主時代，不論是為治國、為傢族或社團，即如任何一個人，要立志做工商業，或其他的事業，也隨時可能會有“破傢亡軀”的危險，同時也有“化小家庭而利邦國”的可能。所以對於“一人貪戾，一國作亂”，以及“一言僨事，一人定國”的原則修養，就不能不深加體會。“貪戾”一句，是一個人心志發展的“行為”的陰暗面，“貪”字所包括的心理、行為作用，大小、明暗的無所不有，一時闡述不完，將來或專講“心性”、“內明”之學時再說。“僨事”一句，是指一個人在言語上最需謹慎的關鍵。在這裏必須要作補充的說明，因為這兩樣心行，在歷史上，及現實人生的經歷上，事例太多，希望大傢有所會心，便可明白“知止而後有定”的功用對於自反自省的重要，便會後福無量了！
四一、法治與治法
下文所講的，就是說明“治國安邦”有關為政的“法治”和“人治”的共通要旨。曾子就引用上古史的經驗來作說明，如說：
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
這是很淺顯的古文，等於白活，我們不必另加發揮，大傢一讀就會明白。下文接着，便說：
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傢。
這是說明治國的要旨，無論是過去的君主體製時代，或是後世的民主體製時代，其政治和法令，都必須先從自己本身和傢人開始體會設想，怎樣領導人民，怎樣製定法令，必須完全適合於人情物理，才能行得通。假定所領導的辦法和所製定的法令，使用在自己本身，或自己的傢人，都覺得無法忍受，無法寬恕。那麽，便要求別人或下屬人民來遵守，那是絶對行不通的。所以說“治國在齊其傢”，便是這個道理，讀來並不難理解。
為什麽“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
但是，如果拿來對照現實的世間，我讀它讀了六七十年，還是不能理解。原因是什麽呢？例如我們讀歷史，當然也包括外國史，以過去的經驗來說，不論是哪一國或哪一種族的人民，他們當時在很長遠的一段年代裏，為什麽就能夠忍受那種暴政，一直要等到“人亡政息”，纔有所反彈起而改革？就像前文所說，“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到底是為了什麽？現代史上如意大利當時興起的墨索裏尼與德國的希特勒“法西斯”，我們都是親身耳聞目睹的事實。但當時多少人為之瘋狂傾倒，多少人為之頂禮膜拜？甚至還留給現世的後人，在憧憬欣羨，乃至私自摹仿，這又是為了什麽？可以說“百思不得其解”。後來閱世愈久、涉世愈深，纔完全明白這是一個人性哲學上的大問題，不是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所能徹底明白的問題。如要從社會科學講起，最後回歸到“哲學的科學”問題上去，多少年、多少字也講說不完，我就不必自找麻煩了，自然會有將來的賢者去闡述明白。
話說回來，我們在前面，是在討論過去在“傢天下”帝王制度的各個時代裏，即使如《大學》所說，“其所令，反其所好”，而人們卻依然服從忍受，好像也是很難理解的事。其實，不衹是過去的歷史是如此，即使在十七世紀以後，由歐洲開始，二百多年來高唱“民主”和“人（民）權”的西方國傢，甚至如現在的美國，他們自己認為是世界上最民主、最有人（民）權的國傢。事實上，就存在着有許多法令，多是反其人民的所好。但是，人們依然在遵守流行，並未完全改正過來使其完善。仔細看來，古今中外善惡美醜的事實都是一樣，衹是各個時代、各個地區的人們，把善惡美醜的外形，粉飾打扮得各有不同而已。
當我在美國居留做過客的兩三年之時間，審慎觀察研究他們的各階層社會，人們最厭惡的便是律師。其次，最恐懼的是醫生和醫藥。號稱為世界民主、文明的美國，也難免如老子所說“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的社會。他們的法令也多如牛毛，各州的立法，有的和聯邦法律有所不同難免抵觸。法官們對於法律的解釋，有時候也犯了如中國歷代酷吏一樣的錯誤，“周納羅織”，入人於罪的也不少。因此，作為律師的一行，就有不少懂得鑽法律的漏洞，猶如中國明、清時代的一些刁鑽師爺或惡訟師一樣，也會使打官司的當事人，弄得傢破人亡的事確也並不太少。尤其有關稅法方面，追繳、追補的多，逃稅、漏稅的也很公開普遍。這也就是美國式的民主“人（民）權”一面的熱鬧事。點到為止，也是一言難盡。
有關於美國醫學界方面的“法令”，也是不堪領教。醫生、醫藥的費用，昂貴得很難想像。等候排時間治療，有時超過一兩個月，可以拖死病人，也很平常。他們間接在壓榨病人的費用，實際上是把持醫藥法令，直接在敲政府衛生部門，尤其保險公司的竹杠。如是私人出錢，嚮醫生、醫院求治，那就“貴不可言”了！但無論是間接或直接的要錢，其實，就是攫取人民社會的財富而歸於已有。但他們是“於法有據”，習以為常，不認為早已根本違犯醫德和醫藥對於人類救苦救難的基本原則了。
如照我在過去中國幾十年前，親眼看到那個古老的農村社會，現在人所渭的封建社會的醫生和藥店，幾乎和現代西方或美國的醫生、藥店完全相反。醫生如果太擺架子，拖延時間去看病人，當場會為病傢及大衆所咒駡。藥店在過新年的正月初一，絶對不可關門，而且也不許關門，那是千多年來的風俗習慣。不論半夜三更，正月初一或除夕，請醫生看病，或到藥店買藥，絶對沒有推遲拖延的行為，不然就會被社會群衆所唾棄的。至於民間社會，不論婦女村農，懂得幾個祖傳偏方或治病方法，給人方便治療，得到一般老百姓的愛戴，那是天經地義的事。當然，或藥不對癥，庸醫殺人，不免有之，但到底是少之又少。决不像美國式的“民主”法令，以保障人命做藉口，隨便指為“無照醫生”，就繩之於法。我在美國，也隨時看到有些病人，明明是被他們醫藥錯誤，但也絶對不敢施之援手，甚至也不敢多說，稍一不慎，就會觸犯他們的法令，不堪設想。國際間能把新舊中外醫藥一例公費，減少人民負擔的國傢，據我所知，衹有在八十年代前的中國，已經做到，雖然並未完善。那也確是當時歷史上一個難能可貴的善政了。
總之，我們衹是略舉美國式的民主“人（民）權”有關法治的一些表面皮毛現象，說明“其所令，反其所好”而人民依然服從也是常事。衹是一般來自外國，久居其邦，或為僑民的人們，始終在心理上，存有主、客之別，潛在意識的客氣，並沒有完全深入觀察，就不覺得他們民主、法治的社會，仍然還有許多太不文明的陰暗面，不要衹見其“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了！不過，他們到底是歷史文化年輕的國傢，像一般人群中的青年人一樣，容易犯有自傲自滿、輕視一切的習氣。但也確有“知過必改，善莫大焉”的好處，倒很希望他們真能産生一個雄纔大略的領導人，和世界上各個民族、國傢，相互合作，共同為人類謀福祉。
講到這裏，讓我穿插一則往事。在一九八五年的鼕天，我到美國還不到四個月，有一位擔任美國財政部副部長級的人，經過朋友介紹特來訪問。在閑談的時候，他問我對於美國的觀感，我說，我剛來貴國，差不多每天都在找房子，由最便宜的十萬美元一幢房屋看起，到達兩百多萬美元一幢的，大約看了大小兩百多幢房屋，都需要登堂入室看個究竟；同時也和社會福利的社團有所交往，很忙，沒有瞭解清楚。但他就從這個問題上，再三追問。我就很隨便對他說，據我的初步觀察所瞭解，現在的貴國，衹有三句活：“最富有的國傢、最貧窮的社會，也是世界上負債最大的國傢。”但你們不怕，因為國力很強啊！他聽完了我的活，特別站起來和我握手說，你說得真透徹，你的觀察力太敏銳了！我們很想你能留在美國。我說，請不要見怪，我是隨便說說，不足為憑。我原是過客，到了貴國，能得合法的居留，安心暫住一時，已很感謝盛情了！我歡迎你常來我傢做客，喝中國茶、吃中國菜，也是一樂也。於是，彼此相互歡笑而散。
製定法令的基本原則
我們再回轉到《大學》本節中所提，有關建立和頒布法令的基本原則，所謂：
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諸”字古代是通“於”字用）
這是說，從事政治的當權者或立法者，當你要發佈命令，或建立法製的時候，不要忘了自己也是一個最基層的平民群衆，也是對象的當事人。衹是現在立場不同，處境不一樣而已。如果要是我自己接受這個命令，是不是可以做得到、行得通呢？假定人人是我，如果在我自己的心中，也是有所礙難，也是很不妥當的，那就不能隨便下令或立法而要求別人遵守了。不過，這幾句活的內涵很廣也很重要，它是有關法律和政令的法理問題，也就是法律學的哲學問題。人類的社會原本無法，“法由人造”，“令自人興”。以傳統的文化歷史來說，三代到西周的時期，姑且統歸在禮治的社會。所謂禮治的精神，首先的原則，註重在教化。因為那個時期，文化知識教育，衹屬於官府和士大夫所有，教育並不普及。平常的人們，客氣一點都叫做“庶民”，不客氣一點，都算是愚氓，用俗話來講，也叫做“細民”。“細”字，就是小的意思。“細人”就是小人。如要研究這個字的讀音，應該照客傢話、廣東話來發音，就合於古音了。那麽，所謂“庶民”，便是“細民”的變音而已，並沒有什麽特別的意思。禮治，不但在於要求上層階級的士大夫們，同時也是要教化一般的庶民。所謂“不教而誅之”，則過在士大大們所從政當權的官府，並不完全重責於庶民，這是禮治文化最重要的精神所在。
到了東周以後，姑且以秦始皇上輩秦襄公時代做代表，來劃定界綫，從商鞅變法開始，纔使主張法治的法傢之學，嶄然露其鋒芒。因此，到了秦始皇建立帝王政權，專門註重法治，法令嚴密。纔有歷史上所稱秦法綦嚴的說法。但帝王政體的法治，衹是對皇帝以下的上下一切人等來說；獨有皇帝本身，自有特權，不受他自己所製定頒布的法律所管。皇帝是“出言為經”、“吐語為法”的一個怪東西。所以秦、漢以後的許多帝王，本來都是前朝依法所稱的盜賊或叛臣出身，一旦取得天下，登上寶座以後，便自又頒定法令，依法管理臣民了。早在春秋末期的莊子，就說過這樣的話：“竊鈎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出焉。”而在唐代的歷史上，記載着開國功臣徐（李）世勣的自白，用莊子這幾句名言做註解，便很恰當，也另具有雙嚮的內涵。徐世勣說：
我年十三時為亡（亡音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有所不愜則殺人。十七八為佳賊，臨陣乃殺之。二十為大將，用兵以救人死。
千古英雄，大都不外於此例，衹是徐世勣肯說坦白話，仍然不失其英雄本色。如從法律的觀點來判决他的罪刑，我們也許可以說徐世勣在十三歲時，是一個失去教養的無賴兒童，隨便就犯殺人罪。十四五歲有所改變，但碰到對他不合理的人，因氣憤纔動手殺人。十七八歲，改邪歸正，除非在戰場上，纔殺敵人。二十歲正式參軍，因功封為大將，卻是用兵來救人了。他在十三歲到十四歲時期，年少失學，豈無被殺者有關原告提出告訴，於法無據，家庭社會自應負責。今又自首坦承改過從新，依例（判例）不問。他自十七八到二十歲時，參加起義有功被封為大將，臨陣殺敵功在“黨國”，應稽核其屢次纍積戰功，依法加封“英國公”，以褒忠藎。此判！
漢代建國初期，大都衹註意劉邦初入鹹陽，還軍灞上，悉召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苛秦法久矣。遂與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
這衹是劉邦在天下未定，收買人心的戰略作為上的措施，並非是正式建立劉漢的皇權以後，都是用當時的約法三章來治理天下國傢的。漢代建國以後，初期所用的法律，還是因襲“秦法”，但取其便民利國者，稍加修整而已。如漢初的開國丞相蕭何、曹參，都是原在秦代的縣級單位擔任官吏、師爺，他們也都是從小學習秦法，並有從政執法的經驗，也可勉強地說，都是法傢出身，並非齊魯儒生一樣講究詩禮，他們都是法傢的門徒。
到了漢文帝即位以後，重視人身，對於原有刑法上的殘酷有所不忍，下令加以裁減修正，因此，就贏得歷史上萬古留芳，有“漢文除肉刑”的德政盛名。但在他兒子漢景帝即位以後，對他父親皇帝的寬大政策，發現流弊，又稍加收緊，重視法治，這就使後來的歷史，雖然贊美“文景之治”，但對漢景帝，便要加上一個“嚴酷”的微辭了。跟着而來的漢武帝也很註重法治，例如有關李陵敗降匈奴一案，司馬遷旁觀不平，稍為辯解，武帝一怒，便被降罪而妥腐刑（閹割了男性生殖器），你說這有多麽冤枉。而且可見，漢法之嚴，並沒有比秦法好過多少啊！所以漢宣帝便說：“漢傢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這是真話。註重法治的管理，便是霸道的效用。王道的禮治和道傢的“慈儉”，固然是應時良藥溫和清勤，有時的確難以治愈重病或急癥。
我們如要瞭解歷代傳統的法令、法律，大多已經不可考。但《唐律》、《明律》和《大清律例》，並未散失，我覺得很值得研究，也衹有從這些文獻下手，纔可以從它的反面，知道當時社會有關的各種情況，怎麽可以衹嚮“法律”本科一面去看呢！但自本世紀以來，我們為了推翻幾千年來帝王專製的政體，便嚮西方文化中學習西洋的法律，初期引進，和日本差不多，是學習歐洲的“大陸法係”為主，稍有參考以英國為首的“海洋法係”的精神。至於如埃及、印度、阿拉伯、羅馬、巴比倫、猶太、波斯、希臘等法係，衹當作學術上的事，並不實際采用，而且也完全不顧我國傳統法係優劣好壞的精神。經過半個世紀以上的演變，還是相當紊亂，一言難盡。總之，直到這個世紀的末期，對於法製、政體等等，可以說也是一個陰晴未定的局面。思之！思之！未免神傷！
對不起，因為講到法令問題，便引起一些有關法令的感慨。惟恐牽涉太廣，離題太遠，便衹能如蜻蜓點水一樣，略微一提，就此煞住。不然，又便成為“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愈飛愈遠，不知說到哪裏去了！
多做好事纔是真修行、真學問
我想，另用一個簡捷的方法，來說明“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的道理。大傢知道，許多人都很謙虛客氣，叫我一聲老師，其實，我哪裏夠得上可為人師的資格。有一次，一位在鄉村擔任多年警察的人來看我，談到執行勤務的苦處，他便說：“老師啊！我很想提早退休，能在你身邊做事，隨便打掃清潔，端茶送飯都可以。”我說：“你是一個誠實君子，多擔待一些煩惱苦痛，為地方社會老百姓做點好事，纔是真修行，纔是真學問。”
因此，他就談到由臺灣當局各部門嚮下發佈命令，一層一層來個“等因”、“奉此”照轉，也許加添上一些意見，或無意見，照轉不誤。又分發出去，到達鄉鎮最基層，要我們嚴格執行。但是那些坐在辦公室裏的老爺們，根本就不是從基層幹起的人，先不要說他教育學識水平的標準如何，但他們至少是不知道人民社會和各個地區的不同情況，就閉門造車，亂出主意，就自己根據理想的理由，擬出辦法變成條文，要我們來執行。你說怎樣行得通呢？如果拿到這些法令，嚮老百姓敲竹杠，那倒好，行不通的也得通，要通的也可以使它不通。伹我是死不肯做的，實在是於心不安嘛！不過，有時也有很好的辦法，就是多方面仔細看看，研究他們下達的法令和命令，就可發現他們上面的矛盾重重。有時間，有精神，高興起來，不想升官就頂回去。不然，就置之不理，反正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嘛！為什麽可以這樣做呢？因為上面的法令，在他們高層的內部，就沒有溝通聯繫好、例如管經濟的下達的法令，和管教育的或管農林的等等所頒布的法令，甚至和地力行政機構的决策，就彼此上下矛盾互相抵觸，那叫我們最基層的幹部，又怎麽去執行啊！
再從司法方面來說，法院方面的通緝令，說你們本地某某是大流氓，必須緝捕歸案不可縱容。我們就不怕艱險，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他緝拿歸案送進法院。但再經法庭的審理宣判，根據什麽“民主”啊，“人權”啊，或是這個人是心理不正常，或是精神病狀態啊，輕輕一判，關了一兩年就出來了。然後，他便帶着一把刀或是一把手槍，反來拜訪我們，二郎腿一翹，把刀槍在辦公桌上一拍說，老兄，老子沒事啦！你對我的好處怎麽算，我們走着瞧吧！老師啊！你說我們說是為人民的保姆，原來那些立法和司法、執法的老爺們，又是那麽寬容，豈不是叫我們和壞人結怨？倒黴的是我們，他們卻賺到瞭瞭個寬大仁慈的好名。你說怎樣纔好做人做事啊？
他問：“過去的歷史上，想來也是同樣的吧？”我說：“對了。歷史的興衰成敗，幾乎都是同一版本的新修花樣。宋朝的王安石書讀多了，但不深入當時的社會環境。就想變法改革，理想是高遠的，但他坐在辦公室、書房裏，所製定的法令並不合時宜。而且下達以後，又被委派執行的官吏和中下層麯解了，因此就鬧得身敗名裂，使北宋王朝從此一蹶不振。當然，主要責任也由於當時的皇帝宋神宗的急功好利之所致。這便是歷史上給他的謚號‘神宗’的‘神’，寓貶於褒之意。”當然囉！其他還談了很多，他也提了許多在從政上，所謂公和私之間的問題，使我懍然警覺到，他是一個很有見解，甘心於“史隱”的好公務員，不禁肅然起敬，感慨萬千了！如果要我去做警察，未必能趕得上他好。除非我是小說《包公案》裏的南俠展昭，或是《七俠五義》裏的北俠歐陽春，《施公案》裏的黃天霸。但從和他的談話裏，會而通之，便可瞭解法令、政策合不合於民心，以及歷史上所說吏治的重要，就是基層幹部的好壞和一個政權的關係，是多麽的嚴重啊！簡單地說，通過這個故事，就可明白《大學》所說的“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傢”的意義所在。
但要能做到“有諸己而求諸人”、“藏身而恕而喻諸人”的作為，說來容易，做到不易。因為人人都有極強烈主觀、我見頑固的習氣，有時明知故犯，卻也抵死不改。所以孔子告誡弟子們，要學問修養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四毋最為重要。但怎樣才能修養到四毋的境界呢？我們可以引用《大學》的實修實證的話說，必須要能“知止而後有定”，由定而後層層轉進，達到“靜、安、慮、得”的造詣纔行啊！
四二、先看《詩經》怎麽說
研討《大學》到今天，我們還停留在“治國必先齊傢”的階段。對於《大學》的原文，過去已有人批評，幾乎完全不顧邏輯的條理，可以說是雜亂無章。例如本段原文，既然是講“治國和齊傢”關係的轉進，還算得上是有次序。但正在說到法令問題，忽然又無頭無尾，插進來男女婚姻的問題，在它上下文的銜接處，又沒有交代清楚，實在有點含糊不清。如果在明、清兩朝幾百年間，考“八股文”的對比文章，《大學》這一段的寫作章法，恐怕也是考不取舉人、進士了！
其實，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文章，卻是適合於當時理解的習慣，有時候以一兩句，就告一段落，跟着便如異峰突起，又接着另一個觀念來了。例如莊子的文章，更為放肆，但因為他文筆太美了，又是古代名賢，人們就不敢隨便批評，反說他是“汪洋惝恍，理趣幽深”呢！曾子著《大學》，在這段“治國和齊傢”的關鍵裏，好像是少了個介詞。但從古文的寫作習慣來講，接着而來，它用“詩云”開始，就已表示在這個大問題中，又須套出另一個最有相關的問題來了。這個相關的問題是什麽呢？就是後世人們所說的“男女婚嫁”而成傢室的問題。也就是現代人所說的婚姻問題和家庭問題等。
為了研究本段文字所包容的內涵，且讓我們先來瞭解曾子所引用三處《詩經》上的詩句，然後回轉來詳細瞭解它的內容。
“宜室宜傢”的深意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於歸，宜其傢人。”這四句詩，出在《詩經·國風·桃夭》三篇中。其實，在《大學》裏，他所引用的重點，最重要是在最後一句“宜其傢人”。事實上，上面兩篇最後都有同樣兩句，都是很有深意的，那便是“宜其室傢”和“宜其傢室”。因此，我們後世用在結婚喜事的成語上，便有“宜室宜傢”的頌辭。至於原詩的“桃之夭夭，其葉蓁蓁”的內涵，是指那個要出嫁的姑娘，既有年輕健美的外型，同時也有深藏不露的才能和良好的德性。“之子”兩個字，就等於現代語所說的“這個孩子”。換言之，最後兩句是說，這個女孩子嫁過去了，一定很合適於這個家庭。他傢裏會發達了，娶了一個好媳婦。
也許你們要問，“桃夭”兩句，簡簡單單，真有包含所說的那些意思嗎？講實在的，這就是《禮記·經解篇》所說的“溫柔敦厚，詩之教也”的道理。詩歌都是口語很好作，順口溜便是。但好的詩歌，太難了。如果要就“桃夭”的兩句內涵來發揮，又起碼要講說一兩個鐘點，我們不要離題太遠，就學陶淵明的“好讀書，不求甚解”吧！你衹要從後世文學上慣用的成語“豔如桃李”，並沒有加上“冷若冰霜”的反面辭，便可知道“夭桃”和那蓁蓁的桃葉配在一塊，如說“牡丹雖好，還須緑葉護持”，這樣便可明白“美在其中矣”的文學境界了！
至於“宜兄宜弟”一句，他是引用《詩經·小雅·蓼蕭篇》裏的一句。事實上，據歷來各經學專傢的研究，這四章詩是指周公攝政第六年，“澤及四海，統一華夷”，因“懷遠人”、“柔萬邦”的盛德所感，諸侯宴會並無猜忌，都是如兄如弟相親相愛。使人讀後，便會有懷念“成周一會，儼然未散”之思。
但曾子在本節裏單單引用這一句，是藉它來一語雙關。對治國平天下而言，是指能做到“柔萬邦”、“懷遠人”的成果。對家庭而言，是指兄弟姊妹、至親骨肉之間的和睦康樂，互相敬愛的作用。
所謂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兩句，這是《詩經·國風·鳲鳩篇》中的句子。“忒”字，有正心不變的意義。這是指在主體當權的人，對於誠意、正心的初衷，必須要做到表裏內外如一終身不變．才能正己、正人．在家庭、傢族中如此，對治國平天下也是如此，纔可以自立、立人，相率天下以正了！
溫柔敦厚的詩教
關於本節所引用“詩云”的問題，現在已經瞭解了，後面便可省掉插麯的麻煩。但在《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的四書裏，為什麽會常常碰到“詩云”、“子曰”等句子呢？
第一，因為在曾子他們那個時代，歷史經驗所留下的文獻，並不如後代我們那麽多。那個時候，孔子所著的《春秋》還剛好新出籠。所謂各國史料的《國語》，以及《左傳》和《公羊》、《𠔌梁》等《春秋三傳》還未流行，除了《尚書》算是史料以外，如要引用前人的歷史經驗，衹好以《詩經》所收集的資料，最為恰當。因此，寫到或說到要“引古以明今”的時候，便常常出現“詩云”、“子曰”了！到了後世，學者們便進一層，知道提出“六經皆史也”的觀念了！
第二，詩句，往往是濃縮簡練了歷史社會上，許多復雜的事實和很多情緒上的感慨，構成少數的字和句子的精髓，包含內涵意味無窮，但又不是破口大駡，或是任意的批評，或是隨便的恭維。例如大傢都稱唐代的杜甫是“詩聖”，如他所作“蜀相諸葛亮”的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是多麽的引起共鳴啊！但最關鍵的感慨在哪裏呢？在“頻煩”、“開濟”的四個字，更可以為諸葛一生的遭遇而痛哭流涕了！他覺得諸葛亮的一生太劃不來，太可惜。他本來是“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的人，是多麽的清閑自在。但偏碰上一個劉備，三顧茅廬，煩死人，不但是一次，還是三次的“頻煩”，衹好告訴他當時一代的局面，是註定天下三分的格局。但不幸被劉備硬拉出山了，情不可卻，衹好幫他一把。“劉老闆”已經不算太高明，但他會用辦法把諸葛亮穩住，臨死還逼他再幫他自己的兒子。可是阿鬥真是個笨鬥，但君臣之分已定，已是沒奈何的事。諸葛亮幫劉備開國稱帝，又要幫阿鬥搞“安內攘外”、“經綸濟世”的“整體全程經濟”。既已開國，還要開濟其後代，短短的父子兩代，耗盡了這個老臣的心血，到底還是白費。不得已，為了表明心跡，衹好“六出祁山”“死而後已”。出師不捷是明知故犯，那是諸葛公在求得其死所的上策。所以明白其中意義的人，就會“長使英雄淚滿襟”。為諸葛一生的既“不遇其時”，又“遇人不淑”而痛哭流涕了！這樣瞭解，纔可明白“詩之教”的“溫柔敦厚”之旨。不可說，你真可憐啊！比我杜甫還慘啊！那便叫作“嘶”，不能叫做“詩”了！
四三、煉石補天靠母性
現在我們回到《大學》所引用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開始。我們要瞭解中國文化中，先來看看代表儒傢的所謂萬世師表的孔子，他對於人類社會的看法是如何呢？大傢都知道，他曾經說過一句：“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名言。尤其在他所研究的《易經·序卦》下篇，便更明白地說：“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等等。換言之，他畢生主張盡“人道”以明“天道”，但從人類社會的現實開始，“天道遠，而人道邇（近）”。後來代表道傢的莊子也提出，“六合之外，存而不論”的理念，都有類同之處。因此，孔子在他所整編的《詩經》第一部分的“國風”裏，開頭就引出與男女夫婦最有關係的《關雎》一篇，所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乃至“求之不得”，又是“寤寐思服”囉！“輾轉反側”囉！比起現代男女戀愛的情歌，激情都是一樣，並沒有什麽強調古人多是“聖人”，後人都是“剩人”的樣緻。
從“衹知有母”到“女主內”的演變
簡單扼要地講，這都是說明，這個人類社會的天下，主要的是男人一半，女人一半，平等！平等！女人並非是從男人拿出的一根肋骨變化出來，所以女人並非是永遠附屬於男人的。這都是傳統文化很明顯平實的基本原理。但是東西方的人類文化，自古以來，如“宗教學理”，以及“倫理道德”等的學說，甚至都把自然社會觀念變成同樣的“重男輕女”，變成了以男性社會為中心的現象。
其實，我國的歷史傳統文化，自有上古的記載開始，便很公平地認為遠古人類的社會“衹知有母，不知有父”。開初原來都是以母性為中心的社會。但因男女天然的生理不同，在女性的生理周期，以及最為重要的懷孕和生育時期，乏力再去自謀飲食和其他勞務，很自然地必須要男性的幫助和照顧，因此，就漸漸形成習慣，慢慢建立了男女兩相結合共同生活的“”。因為有了“”的形成，又漸漸演變成“男主外、女主內”的初步習俗。然後為了飲食和生活，纔自然地知道需要收藏、儲蓄、占有、開發等行為，就初步形成了如後世所謂的“私有財産”或“家庭經濟”的基本形態，這正是合於唯物史觀發展的原理。但這是沒有加入人性心理變化成分的觀念，同時，更沒有涉及人類社會發展的“自然”和“必然”的規律。有關這種綜合性的“人類社會”的發展變化進程，以及它的循環往復的法則，在孔子所著《易經·序卦》裏，都早已有了很科學性的邏輯理念了！
因此，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對於遠古，上古史上，便都有對“母性社會”、“母係為中心”的簡單記載，稱之為“氏”。我們姑且避開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來說，有巢氏、燧人氏，乃更伏羲氏、神農氏，直到黃帝有熊氏，因其母生“帝”於軒轅之丘（河南新鄭），因名“軒轅”。長於姬水，故又以“姬”為姓。但從黃帝以後，仍稱顓頊高陽氏、帝嚳高辛氏。直到帝堯開始，人類社會的文明漸盛，纔改變以母係為中心的習慣，從其封地開始，改稱為“唐堯”。乃至“虞舜”。可以說，從堯、舜以後，以男姓為中心的“族姓”風俗，纔開始建立。至於認為“氏”即是“姓”，“姓”即是“氏”的觀點，那是漢代儒傢們，從“重男輕女”的狹隘思想開始，纔把母係為中心的“氏”，輕易麯解改變過來的。事實上，中國歷代歷朝的政府所習用的，都是一直稟承上古傳統文化的習慣而有分別，直到清朝末代，還是如此。如男人冠“姓”，女人冠“氏”，男人稱“丁”，女人稱“口”，後來纔統統混合通用，就叫某某“姓氏”的“人丁”或“人口”。其實，這種區分的稱呼，不是階級的觀念作用，是適合邏輯的分類而已。
如果再嚮遠古史上溯，那就必須要如荷馬的史詩《奧德賽》、《伊利亞特》或屈原的《離騷》一樣，要推到遠古流傳的神活，便是代表歷史的根源上去了。例如我們傳統的古史神話之一，就說到黃帝和蚩尤的戰爭，那位被後世稱為“戰神”的蚩尤，頭觸不周之山，因此而使“天塌西北”、“地陷東南”，所以使中國變成了現在的地勢，西北高，多沙漠，東南低，多海洋。好在感動了我們大傢的老祖母女媧氏，看不下去了，纔出來“煉石補天”哩！女媧稱“氏”，仍是代表了上古以母係為中心的意義。而且人們所生存的最偉大的天地，有了嚴重的缺憾，還是要靠這位人神之間的老祖母出手撐持，才能輓回人類的浩劫。女媧氏，纔是代表了人類母性的最偉大的光榮和功德。
好了，我又說纍了，也覺得自己愈說愈遠了，就到此打住。為什麽我要從遠古說起，以母係社會為中心的道理呢？簡單總括的一句，我要特別提出聲明，我是認為中國文化傳統繼續保持了五千年，大半是靠過去歷史上女性偉大的犧牲，以及她們所付出的“忍辱負重”的功勞。換言之，女性對中國傳統的社會文化，的確猶如女媧氏“煉石以補天”的功德。但這是說過去，今後是如何？我也和大傢一樣，衹能知過去，並不能知未來，更不明白現在。
可是我們傳統的歷史文化，如從黃帝開始，下至夏、商、周三代前後，都是依循以“重男輕女”的男性社會觀念為中心，關於女性，大多衹記其反面。對於因得力於母教的記載，少之又少，衹有在商湯以一旅中興邦國的故事，還稍微表彰了商湯革命的成功，是得力於母教的成就。其他所記載的，都是對因女禍而破傢亡國的故事，反加極力描寫。如夏桀因嬖妹喜而國亡，商紂因嬖妲己而國亡，周幽王因嬖褒姒而國亡。看來夏桀、商紂、幽王，還遠遠比不上後世的唐明皇，他卻是：空憶長生殿上盟，江山情重美人輕。華清池水馬嵬土，洗玉埋香總一人。
美女子和美男人，那是天地父母自然生成的藝術品，它本身並不一定有善惡好壞的作為，無論是普通老百姓，或是一個帝王，因為有了美女而終至於國破傢亡，那是男人本身沒出息，專門拿婦女來做代罪羔羊，這不算是公允吧！
但到了西周的古公亶父東遷岐山，再到周文王、武王的興起，總算在歷史上有了公平的記載，極力贊揚了周朝初期的“三太”（古公亶父的後妃太薑、文王的生母太任、以及文王的後妃太姒，事見前述），外帶及周武王的賢後邑薑，她是太公望之女，“賢於治內，輔佐武王。有妊，立不跛，坐不差，笑不喧，獨處不倨，雖怒不詈”，生太子誦，就是後來的周成王。因此在孔子的思想觀念裏，女性的功勞對於“治國齊傢”十分重要，他還極力贊頌了周初姬傢母教和母儀的偉大，對於周武王革命事業的成功、周朝的興起極力推祟，因他有了十位最重要的賢臣，其中一位，還是女性呢！
周武士的革命成功、建立了周室王朝的政權以後，開始整理自上古以來一脈相承的道統文化，也就是我們現在常說的傳統文化的，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後世所謂的“三禮”，即周禮、儀禮、禮記，據說都是周公姬旦匯集主編，然後纔規定發佈的。當然囉，也許有些是出於他人之手，後來又經過孔子刪訂改編而成的。這樣說是屬於考據學專傢博士的事，我是“後進於禮樂”的野人，也是粗人，就不必細心專說了。不管如何，由周初周公“製禮”開始，從孔子的觀念來說，中國人，纔真正開始有了一套整體的文化體係了。因此他鄭重贊嘆周朝是“鬱鬱乎文哉”的開始。三禮製定了政治、社會、經濟等等禮儀，可說是一部“憲法”法理的大原則。同時在婚喪等等禮儀以外，製定男人成年的“冠禮”（等於後世的法定，有了成人資格，可以行使選舉權或人權了）以及“婚禮”，乃至女子的“笄禮”等等，幾乎相當繁瑣，別成一套體係的學問。但如仔細“好學、審問、慎思、明辨”一番，其中所包涵的生理、物理，以及人和自然界的關係等學問都有，並不是一部陳腐不堪的老賬簿。
“三從四德”的時代意義
好了，單說我們過去所要打倒的“孔傢店”裏有關女性的問題吧！“五四”當時，搞婦女運動的人，一聽到女子要有“三從”、“四德”，就大喊打倒，而且都盲目地歸罪到“孔傢店”裏去。其實這都出於《禮記》中《儀禮》上的記載。而且“三從”、“四德”的內涵，並沒有一點輕視女性、或是壓迫女性的意思。所謂“在傢從父，出嫁從夫，夫死（或謂老來）從子”，就叫“三從”，那有什麽錯？你把“從”字換做現在流行的法律術語，變成“負擔”或“負責”來想想就通了，那真是對女性的尊重啊！女子在未嫁之前，應該由父母負擔生活，負責教養，有什麽不對？結婚出嫁以後，作為丈夫的男人，就應該負擔起妻子一切的生活費用，負責妻子的安全，那又有什麽不對？除非是反過來，男人要靠妻子生活的纔對嗎？丈夫死了，當然妻子自身的父母也老了，不靠子女的照應，怎麽辦？
當然囉！從現在來說，可以靠政府所辦的社會福利，但真是一個男子漢或好兒女，把父母養老的感情和責任，完全推之於社會，也未免有點那個吧！尤其在父母子女的情感上說，恐怕不是味道吧！為別人、為大衆爭福利的養老是大好事，如果是衹為自己，那便不算是“民主”的本意，衹能算是個人自由（自私）主義的什麽吧？也許我又錯了！不過，你如從上古的歷史社會來設想，三千年前，教育並不普及，尤其女性，根本無法受教育，不是完全無權受教育。而且基本上，上古是全靠人力的古老農業經濟社會，女性更沒有自由獨立謀生的能力，那麽，在傢不從父，又要從誰呢？出嫁，當然也就是要有取得長期飯票的需要，不從未，又如何呢？至於夫死從子，事實很明顯，就不要多說了。但是還要知道，夫死、子小，還要“母兼父職”，撫養子女成人，試想那又是究竟誰從誰呢？如果你把“從”字衹當做“服從”、“盲從”的意義來解釋，那便是你這個中國人，還沒有弄通中國字的內涵，還需要再回去在“孔夫子師母”那裏多學習學習吧！
說到“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的“四德”，這是有關婦女人格和人品養成教育的目標，不衹適合於女性，即使是一個男兒，也同樣需要有這種教養。一個人的品德有了問題，不論是男女，當然是不受人歡迎。言語粗暴，或是刻薄貧嘴，或是出言不當等等，也就是一般人所謂的沒有口德，那也當然不行。至於“婦容”一項，更不要誤解是在選美。古文簡略，它所謂“容”，是指平常的“儀容”整潔，不要故作風騷，給人做笑料。“婦功”一項，過去在有的書上，要把“功”字讀成“紅”字的音，那是專指刺綉，或裁縫衣服和精工紡織的技能。尤其在過去以農業經濟為主的農村社會裏，這對於充實家庭經濟的作用更為重要，即使到現在“四德”中的這一項，我覺得對於現代和將來社會中的女性，更為重要。簡單地說，還在二十多年以前，我有一個朋友的女兒，大學畢業了，和一位在外國的華僑青年結婚，他們在出國以前，奉父母之命嚮我辭行。我就對那位朋友的女兒說，你出國第一件最重要的事，還要去求學。我不是叫你去讀一個什麽博士或碩士的學位，我希望你去學習一種個人獨立謀生的技術，如依一般女性來說，學會計也好。因為時代到了現在，尤其是將來婚姻制度快要破産了，愛情是抵不過面包和米飯的。所以現代的女性，從小開始，必然要學會一項專業獨立謀生的專長，才能保障自己和夫妻的關係，這就是“婦功”的重要。這位小姐，後來照我的話做到了，固然不負所望，也不出所料。
在以農業經濟為主的古老社會裏，雖然不是政府的明文規定，但在自然形成的風俗中，對於幼小男女的教育，尤其是“婦功”方面，早已自成為一種當然的行為。長話短說，我們衹舉南宋詩人範成大一首《田傢》詩，便可呈現出一幅江南農村社會教育的真實畫面了：晝出耘田夜績麻，村莊兒女各當傢。童孫未解供耕織，也傍桑陰學升瓜。
另如清末的名臣曾國藩，當了那麽大的官，但是對傢中的女兒媳婦，每天要績多少麻（做布的原料），織多少布，或者做鞋底，都有很嚴格的規定。其餘的例子不勝枚舉，也就不用多說了。
四四、治國齊傢須女寶
總之，《大學》所講“治國在齊其傢”，首先所提出的“之子於歸，宜其傢人，而後可以教國人”，便是依照傳統文化《周禮》的精神，要點是講一個傢族、家庭中，首先需要有一個具有婦德的女主人，才能使這個家庭、傢族父子兄弟，上下老幼，各得其“宜”。這樣，當然可以使這個家庭中的男人們，嚮外發展事業，不但無內顧之憂，同時還可以得到賢內助的助力了！但就下一句的“而後可以教國人”的結語來說，他的重點還是在指“傢天下”時期的帝室家庭，以及王侯將相，乃至當權士大大們的傢族而言。因為上古的時代，還在“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封建制度的社會，所以對於上層領導的要求，更為重要。這就是所謂的“春秋責備賢者”。
從“婦德”到“母儀天下”
其實自古以來，從東方的文化來講，當在周、秦時期，不但從孔子開始推祟《周禮》的文化，重視王朝帝室“齊傢而後治國”、“婦德”和“母儀天下”的主旨；就如以“入世而後山世”的印度聖人釋迦牟尼佛來講，也是同樣推崇治世的“轉輪聖王”，將他等同於佛。同時他也強調所謂治世“輪王”的福德，必須同時具備“七寶”（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主藏臣寶、主兵臣寶）。但在人道上的第一重寶，就是“女寶”，也就是賢良有德的後妃。所謂“輪寶”，有兩重意義，一是指猶如現代精密科技的海陸空等武器。二是指歷史時代的巨輪，等於俗話所說的有好運氣，和“天命攸歸”的意義。“象寶”、“馬寶”是指交通和徵戰所用的快速交通工具。“珠寶”是專指經濟、財政極發達的財富。但上面所說的四種，都屬物質文明方面。講到人事方面，第一需要有賢德智慧的後妃“女寶”。另一就需要有善於理財的經濟、財政的能手“主藏臣寶”。你們知道嗎？日本人叫財政大臣“大藏相”，就是出典在佛學中。另一最重要的就是善於知兵，統領大衆所嚮無敵的大元帥“主兵臣寶”了。
雖然如此，但印度的古代信史，已很難稽考，例如著名的阿育王或孔雀王朝的好壞後妃，更是沒有信史可徵。在中國傳統的“二十六史”中，除了周室初期，接連記載着四代的賢德後妃以外，自秦、漢以後，可以稱為帝王體製時代較為賢良的後妃，為數實在寥寥無幾。以開國創業的那些帝王來說，除了漢光武的陰皇后（陰麗華）和朱元璋的馬皇后以外，即如李世民的長孫皇后，還當退居其次纔對。尤其是朱明開國的馬皇后，她是一個基本上沒有受過教育的鄉村婦女出身，但她的德行，卻遠遠超過歷代的賢後之上。而且她在朱元璋稱帝封後的時候，嚴謹地提出警告說：
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
足見她對朱元璋個性的瞭解和規勸，是多麽的高明啊！她比范蠡警告文種，越王之為人“衹可共患難，不可以共安樂”的話，更有深度。因為她從人生艱苦的經歷中，瞭解到人性的反面。但是，她是朱元璋同甘共苦的妻子，她也深愛這個丈夫，衹好在他得意歡樂登上皇帝寶座的時候，流着眼淚，對丈夫說了這樣警告性的歷史名言。短短的十個字，比起那些文章千古的大臣“諫書”，更為有力，真可以說是擲地有聲的金玉良言啊！
下面，接着“宜其傢人，而後可以教國人”之後，便是“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了。對於“宜兄宜弟”的出典來源和內容，前面已經說過，話不重提。但他引用這句在“治國在齊其傢”的一段裏，那是用來專指在家庭、傢族中兄弟姊妹，互相爭寵，互相爭鬥，尤其在權位和財利之間的爭奪，甚至還不及路人和外人，彼此互相殘殺的，歷代歷史所記載的太多了。豈衹有初唐開國時代的“玄武門事件”，宋朝開國時代的趙匡胤兄弟的“燭影斧聲”，乃至清代雍正奪嫡的疑案等等。即使像一般平民老百姓，稍富裕的家庭，甚至如三傢村裏薄有幾分半畝田地，或幾間東倒西歪的破屋的兄弟姊妹為了爭産分財，鬧得你死我活，實在也是不可勝數。如果推廣“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這個觀念，如現代社會上的政黨、社團、公司、店號等的同志和同仁，都如兄弟姊妹，彼此都能夠“同心一德”，互相尊重，互相關愛，那是廣告中言語文字的“美聲”，事實上，恐怕比水面上畫花紋、小孩子的吹氣泡還要難得。
因此，曾子衹好著之於書，告誡奉勸天下後代，真正儒傢“孔門”所教育的學問重點，對於“治國齊傢”之道，首先重視有“賢妻良母”的“宜其傢人”。同時就是兄弟姊妹之間，和妯娌、姑嫂之間的“宜兄宜弟”，就是如此而巳。尤其如現代人，已經開始有了“四海為傢”的習慣了。假使碰到為了個人的利益關係，和兄弟姊妹、朋友之間爭得太過分痛苦的時候，我總是常常提醒他們一句話，古人說的“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退一步，放一着，就可自求多福了。話雖如此，如果沒有“知止”、“誠意”的平日涵養工夫，一碰到事情，就絶難做到了。
“為政”不等於“政治”
接着而來的，在“治國在齊其傢”的本節末後，就又引用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的名言，用來說明“治國”與“齊傢”的“宜其傢人”和“宜兄宜弟”，都不是衹在要求妻子和兄弟姊妹來做到的。真正能夠做到使妻子和兄弟姊妹都能和樂相安相處的，都要由於自己本身一人的品德行為和學養教化的影響纔行。這便是《大學》開端所說的“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傢齊”效果的發揮了。“其儀不忒”，是說自己本身“誠意、正心、修身”的榜樣，始終一致，表裏如一，從來沒有言行相違、口是心非的敗德。那麽，自然而然地會“正是四國”，可以感化普及於國人了。
所以它在做最後的結論便說：“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傢。”但須註意，在這裏所用的“法”字，不是指法律的法，而是作效法的法來用。這是說，假如你能做到，使父子兄弟們都要效法以後，漸漸就可使人民也都來效法了。這就是孔門儒學所說的“為政”的道理。“為政”是正己然後正人的教化，由君道、父道而同時兼具師道的道德，感化人民的作用，不是“政治”；“政治”，是依法管理和治理人民的作用。如果望文生義，看來都是同一名詞，好像意義都差不多。事實上，它是大有差別的。
例如，東周以前，周（薑）太公呂望的“治齊”，以及後來管仲的“治齊”，他兩位都是真正大政治傢的做法，而稍微兼具有“為政”的風範。其他如周公兒子伯禽的“治魯”，比較重視“為政”的德化，可是卻使魯國在春秋、戰國末期，始終似嫌懦弱。可是到了秦亡、漢室初興的階段，東魯儒生始終還存有保全儒傢傳統文化的風儀，影響兩漢而流傳於後世。所以說，文化是人類民族的靈魂，尤其是一個國傢民族，切不可自毀靈魂、但取軀殼地糟蹋文明，更不可自毀千秋的文化大業，而偏取後世的一傢之言，便當作金科玉律。那是必有自懺孟浪，後悔莫及的遺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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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讀 | 第一篇 開宗明義 | 第二篇 七證的修養功夫 | 第三篇 內明之學 | | 第四篇 外用之學 | 第五篇 內外兼修之道 | 第六篇 齊傢治國 | 第七篇 治國平天下 | | 第八篇 儒學演化與國傢發展 | 第九篇 西方文化與中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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