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代 》 楚國史   》 第五章 楚莊王立威定霸      魏昌 Wei Chang

　　一、楚莊王即位初應付危局與三年“不蜚”、“不鳴”
　　公元前641年(楚穆王十二年)，楚穆王卒，子旅(侶)立，是為楚莊王(前613年)。楚莊王即位年輕(《國語·楚語上》：“莊王方弱。”韋昭註：“方弱，未二十。”)，外有勁敵晉國虎視眈眈，內有貴族野心勃勃，隨時蓄謀叛亂，可謂內憂外患，形勢極其嚴峻。
　　公元前613年(楚莊王元年)，楚莊王即位不久，晉就會宋、魯、陳、衛、鄭、許等國國君於新城(今河南商丘西南，一說今密縣東南)結盟，把矛頭對準楚國。其時，群舒不穩定，楚令尹子孔和太師潘崇率軍前去攻討。留守在郢都的公子燮(莊王傅)和子儀(莊王師)乘機發動叛亂，在郢都加修城墻，準備抗拒子孔、潘崇統兵回攻都城。又派人前往謀殺子孔，未能得逞。公子燮與子儀於是挾楚莊王將往商密(今河南淅川西)一帶逃跑，為廬(今湖北南漳東)大夫戢梨與叔麇所誘殺。楚莊王還郢，“二子作亂”徹底失敗。公子燮，王族，謀求令尹之職而不得，故對王室不滿。子儀，即若敖氏鬥剋，公元前635年(楚成王三十七年)晉、秦攻時被秦所俘，公元前627年晉、秦[餚殳]之戰後，秦因被晉打敗，就釋放了子儀，與楚結好。子儀認為自己有功，卻得不到重用，故亦對王室不滿，與公子燮一起叛亂(《左傳·文公十四年》。）楚莊王平定了這場叛亂，從而清除了內患，統治纔較穩定。第二年，即公元前612年(楚莊王二年)，晉以蔡不參加新城盟會，又出兵攻伐，迫使蔡與之訂立城下之盟。至此，原從楚之中原諸國又改從晉，給楚國以極大的壓力。
　　公元前611年(楚莊王三年)秋，楚國發生大饑荒，周邊民族紛紛起來反叛，嚴重地威脅着楚國的安全。據《左傳·文公十六年》載，戎(山夷)先在西南反叛，楚軍出擊，又移兵東南作亂，至於陽丘(今地名不詳)，以犯訾枝(一說今湖北鐘祥境，一說今湖北枝江)。庸(今湖北竹山西)與群蠻(庸附近)、麇(今湖北西北)、百濮亦伺機叛楚。楚國形勢緊張，“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封鎖了通嚮中原的門戶，以加強對晉及中原諸國的防備。面對這一嚴重現實，楚國君臣不安，擬遷都於楚之險地阪高(今湖北當陽長阪，一說今湖北襄陽西)。賈力排衆議，說：“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賈的意見很明確，庸首先挑起了這次叛亂，衹要把庸製服了，群蠻百濮自然懾服自退。如遷都，是自己被動挨打，你遷到哪裏，他也可以打到哪裏。楚莊王接受了賈的建議，果斷地出軍回擊，麇與百濮不久果然罷歸。
　　楚莊王於是集中力量攻打庸人。由於當時糧食匱乏，楚莊王“振廩同食”，上下無異，與士卒吃同樣伙食。進軍至句(今湖北均縣西北)，派廬戢梨進擊庸人，兵抵庸方城(今湖北竹山東有方城，是為庸之方城，非楚國方城)，遭到庸人的猛烈抵抗，楚將子楊窗被俘。子楊窗逃出來後報告說，庸與群蠻人衆，聲勢浩大，不如盡起楚國軍隊會合進攻。大夫師叔(潘)反對，他建議援用先君[蟲分]冒徵服陘隰的驕兵之計，才能取勝。楚莊王采納了這一意見，派少量軍隊與庸人接戰，七戰七敗(佯敗)，庸人果為所惑，以為楚軍不堪一擊，就不設備。正在句督戰的楚莊王見反擊時機已到，即乘[馬日](傳車)，趕到前綫，會師於臨品(今湖北均縣境)，直接指揮作戰。他兵分兩路，命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石溪、仞均今均縣境)攻打庸人。秦、巴其時亦出兵相助。在楚莊王親自指揮的楚、秦、巴聯軍打擊下，群蠻懾服，與楚莊王訂盟而退。楚莊王又乘勝一舉滅掉庸國。
　　楚莊王滅庸服群蠻百濮，具有重要意義。楚國從此進一步鞏固了後方，加強了與巴、秦的聯繫，可以全力北上圖霸。顧棟高說：
　　滅庸而楚內亂夷矣，連巴秦而楚之外援固矣，滅庸以塞晉之前，結秦以撓晉之後，斯不待陸渾興師，而早知其有窺覦周鼎之志矣。(顧棟高《春秋大事表》。)
　　可見，滅庸之役，不僅顯示了楚莊王的傑出才幹，也為後來立威定霸奠定了基矗
　　如前所述，楚莊王即位初，內憂外患，形勢危急，嚴重地考驗着這位年輕的君主。結果，楚莊王鎮靜若定，安然地渡過了難關。但楚莊王畢竟是一位青年人，執政初幼弱，無經驗，而是經過苦心磨煉纔成熟起來的。《史記·楚世傢》載：
　　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衝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悅，是歲滅庸。
　　《呂氏春秋》、《韓非子》等亦有類似記載。可見楚莊王即位後，一方面依靠賢佐舊臣應付睏難局面(如廬戢梨、叔麇憤而起來平定“二子作亂”、賈反對遷都力主出兵回擊、子越、子貝疾速進兵等)，另一方面又寓淫樂之中觀察忠姦動靜，以鑒別清濁，整飭吏治。“三年不蜚，蜚將衝天；三年不鳴，鳴則驚人”，實際上就是蓄意磨煉意志，內理朝政、外爭強敵這一抱負的自白。故其“淫樂”是一種手段，結果則是“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政治上煥然一新。“是歲滅庸”、“國人大悅”，正是經過刷新政治後，纔使全國軍民團结一致、上下一心，很快取得了平叛內亂的重大勝利的。當然，《史記》等古籍記載是很簡略的，且頗富有神秘色彩，但聯繫楚穆王卒後的楚國動亂政局及稍後若敖氏叛亂看，楚莊王即位後“自靜三年”(賈誼《新書·先醒》)，外不啓北門，內整肅朝政，則是符合歷史真實的。
　　二、觀兵周疆，問鼎輕重
　　楚莊王經平定內亂與滅庸後，統治已趨穩定，遂萌北上圖霸之志。其時，中原國傢仍以晉實力最強，它西抑秦東製齊，秦、齊雖漸上升或恢復，仍非晉之強勁對手。但晉當時國君晉靈公，卻十分殘暴無道，對內殘害臣民，對外受賂無信，故國內統治既不穩定，國外威信也日益下降，這就為楚莊王北上提供了有利時機。
　　公元前610年(楚莊王四年)，晉會衛、陳等諸侯於扈(鄭地，今河南原陽西)，以鄭有二心於楚，拒絶鄭穆公與會，經鄭子傢書告趙盾，申辯鄭居大國之間不得不從強令的苦衷，晉纔允於請和。從中亦可知楚已復強，鄭不得不考慮與楚改變關係。公元前608年(楚莊王六年)，鄭即以晉無信，伐齊、伐宋，皆因受齊、宋賂，半途而廢，於是叛晉而“受盟於楚”(《左傳·宣公元年》。）附晉之鄭，現在主動與楚結盟，說明隨着楚國的穩定與實力的增強，一些中原國傢，開始看風使舵，認真選擇自己的出路了。恰在這時，陳國國君共公卒，楚莊王不派人前往吊[口言]，陳靈公一氣之下，與晉結盟。楚莊王見時機已到，立即親領大軍攻陳，接着又攻宋。晉趙盾率軍會宋、陳、衛、曹諸國軍隊於林(今河南新鄭北)，攻鄭以救陳、宋。楚莊王派賈率軍救鄭，與晉軍遇於北林(今新鄭)，晉軍敗，大夫解揚被俘，晉軍衹得退回。
　　同年鼕，晉為擺脫被動局面，攻打秦之與國崇，想迫使秦來救，然後便於嚮秦求成，不料秦國並不理會。晉又攻鄭，以報北林之役。這樣，第二年，即公元前607年(楚莊王七年)春，鄭受楚命攻宋，以打擊晉國。鄭、宋戰於大棘(宋地，今河南睢縣南)，宋軍大敗，鄭囚華元(右師)，獲樂呂(司寇)，及甲車四百六十乘。華元逃歸，為宋築城。築城之役人歌而諷刺說：“[目旱](大目貌)其目，皤(大腹貌)其腹，棄甲而復。於思於思(多須貌)，棄甲復來。”(《左傳·宣公二年》。)秦為報復去年晉侵崇之役，出兵攻晉，圍焦(今河南陝縣南)。秦、晉關係緊張。同年夏，晉趙盾解焦圍，接着聯合衛、陳攻鄭，以報大棘之役。楚莊王立即命鬥椒(子越)領兵救鄭，趙盾以鬥椒屬若敖氏“殆將斃矣，姑益其疾”(同上。)為由，悄然退去。鄭攻宋、秦攻晉，以及趙盾不敢與鬥椒正面交鋒，都說明其時楚國實力日益上升，晉國則在走下坡路，“不競於楚”(《左傳·宣公六年》。）正當晉國外爭不利時，國內又因晉靈公暴虐，這年為趙穿所殺，趙盾等立公子黑臀為國君，是為晉成公。晉成公初立，即於公元前606年(楚莊王八年)，就率軍攻打鄭國，抵達延阝](今河南鄭州北)，鄭被迫與晉和，訂立了盟約。
　　同年春，楚莊王親領大軍北上，攻打陸渾之戎(即薑戎，散居黃河南、熊耳山北之陰地，又稱陰地戎)，至於洛水，直抵周天子都城洛邑附近，在周王室邊境陳兵示威，“觀兵於周疆”(《左傳·宣公三年》。）周定王惶恐不安，派周大夫王孫滿慰勞楚莊王。楚莊王在接見王孫滿時，問九鼎之大孝輕重。九鼎相傳為夏禹所鑄，象徵九州，夏、商、周奉為傳國之寶，是天子權力的標志。楚莊王問九鼎，意在“示欲逼周取天下”(《左傳·宣公三年》杜註)，由自己取而代之。王孫滿見楚國國勢熾盛，衹得委婉地答道：“在德不在鼎。……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左傳·宣公三年》。)楚莊王一方面以“楚國折釣之喙，足以為九鼎”(《史記·楚世傢》)，表示蔑視；另一方面也意識到取代周王室條件還不成熟，便退兵了。
　　楚莊王現兵周疆、問鼎輕重，是我國歷史上一件大事，它標志着楚國已進入空前強盛時代，實際上支配着中原局勢。
　　夏，楚莊王觀兵周疆後，為了打擊晉成公，即移兵攻打鄭國(《左傳·宣公三年》：“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故攻打鄭國，實為教訓晉成公)，晉未出兵對抗。此後，楚莊王連續北上用兵，聲威也日益遠播。
　　三、鎮壓若敖氏叛亂
　　若敖氏源自春秋初楚國國君熊儀。熊儀即君位後，又號稱若敖，熊儀之子鬥伯比即以若敖為氏，因別封鬥邑，故亦稱鬥氏。因此，若敖氏之族屬王族的分支，在熊儀之後，特別是在武、成、穆、莊諸代，均居高位，是楚國舉足輕重的大姓之一，對楚國的發展與強大，作過突出的貢獻。如鬥伯比正值熊通(楚武王)稱王發展時代，在楚武王攻隨服隨與稱王中就立了大功。另一位若敖之後鬥廉，不僅是一位軍事統帥，而且也是一位春秋初期著名的思想傢。他提出“卜以决疑，不疑何卜”的觀點，閃爍着唯物主義戰鬥精神。楚武王創設的令尹，也是首先從若敖氏之族中挑選出的鬥祁充任的。楚成王初立，子元亂國，為鬥班所殺。鬥𠔌於菟(子文)任令尹，其弟子良任司馬。子文“毀傢紓難”，佐楚成王東徵北戰，爭霸立業，功勳卓著。其後，子玉任令尹，子西任司馬。子玉死後，子上曾繼任令尹。就是到楚穆、莊時，若敖氏出任令尹的，也有四人(楚穆王時任令尹為成文心、子孔。楚莊王時令尹除子孔外，還有子揚、子越)，可見若敖氏之族長盛不衰，在楚國擴展過程中，權勢日趨膨脹熾盛，不僅與王室存在矛盾，而且也招致其他貴族大姓的不滿。公元前637年(楚成王三十五年)，子文薦子玉接替自己繼任令尹時，大夫叔伯([艹/為]呂臣)就以“子若國何”(《左傳·僖公二十三年》)，表示懷疑與非難。城濮之戰前夕，子玉在[艹/為]治兵，[艹/為]賈又在子文面前抨擊子玉說：“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斷定子玉必敗。子玉對此很反感，嚮楚成王請戰(圍宋攻晉)之理由，就是“願以間執讒匿之口”(《左傳·僖公二十八年》。）矛盾竟演化到甚至想在戰爭中以僥幸取勝來回敬對方的抨擊。楚成王在關鍵時刻，看來是支持賈、貶抑子玉的，如他要子玉撤宋圍，說晉文公是“有德者不可敵”的。當子玉派子越去嚮楚成王請戰時，“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同上。）一方面與賈攻擊相呼應，另一方面又“少與之師”，並以若敖氏武裝充數，一反常態，完全不是從戰爭大局考慮的。戰爭拉開後，楚左右兩軍受挫，子玉親自指揮的中軍(主力)卻安然無恙，照理是過中有功，子玉卻被迫自殺，連晉文公也感到意外。司馬子西不久被貶為商公，呂臣則被任為令尹。以子玉為首的若敖氏成為城濮敗北的犧牲品。從中可見楚成王對有軍事指揮才幹、卻又鋒芒畢露的子玉是信不過的，王權與若敖氏的矛盾，已呈現表面化。
　　楚穆王即位後，雖先後以子玉之子成大心及其弟子孔為令尹，但王室與若敖氏的矛盾並未消退。原被貶為商公的子西，心懷不滿，沿漢[氵斥]江將入郢(顧炎武《補正》：“(子西)將入郢為亂。”)，恰好被正在渚宮(渚宮，楚之別宮，地在今湖北江陵城內。)的楚成王發現了，楚成王並未深究，仍任為工尹。公元前617年(楚穆王九年)，子西又串通子傢(仲歸)謀殺楚穆王，謀泄，兩人均為楚穆王所殺。
　　楚穆王卒，楚莊王剛即位不久，子儀(鬥剋，若敖氏之族)與公子燮乘令尹子孔、太師潘崇領軍去攻打群舒之機，發動叛亂，結果被廬大夫戢梨所殺。這場叛亂，子儀是利用公子燮求令尹不得的不滿情緒而發動起來的，顯然是主要策劃者。楚莊王雖仍以子孔(若敖氏)為令尹，但又不出號令，日夜淫樂，暗中觀察動靜，當與若敖氏有關。三年後大刀闊斧地整頓朝政，任伍舉(疑為伍參)、蘇從以政，若敖氏之政敵賈也被任為工正。
　　公元前605年(楚莊王九年)，正當楚莊王伐陸渾之戎、觀兵周疆凱旋回來時，若敖氏、氏這兩大姓之間的鬥爭也愈益尖銳化。其時，若敖氏子楊(鬥般，子文子)、子越(鬥椒，子良子)分別擔任令尹和司馬，主宰着楚國軍政大權，賈則為工正。子越是個狀似熊虎、聲若豺狼的野心傢，為其伯子文所厭惡。《左傳·宣公四年》記載說：“初，楚司馬子良(子文弟)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戚。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這不免有宿命論的色彩，但也反映了深諳楚國政治的子文，對若敖氏權力膨脹而引起的後果的嚴重憂慮。事情果不出子文所料，子越為司馬時，野心不死，賈看清了這一點，便誣陷令尹子揚(鬥般，子文子)，子揚被楚莊王所殺，子越得以晉升為令尹，賈亦升任為司馬。但鬥爭並未結束，子越的野心也並未因升任令尹而熄滅。《佐傳·宣公四年》載：“子越又惡之(指賈)，乃以若敖氏之族，圍伯嬴(即賈)於陽而殺之，遂處蒸野，將攻王。”另據《史記·楚世傢》載：“九年(楚莊王九年)，相若敖氏(指令尹子越)。人或讒之王，恐誅，反攻王。”從這兩則史料記載，可以獲知賈與子越矛盾又告激化，“子越又惡之”、“人或讒之王”，都指的賈在楚莊王面前攻擊子越，子越於是傾其族將賈囚殺。同時，若敖氏與王權矛盾繼續尖銳化，看來楚莊王是支持賈的，故子越孤註一擲，先殺賈，再謀害楚莊王，奪取政權。至此，若敖氏經武文成穆諸代的興盛與挫折，終於與王室攤牌，挺而走險了。
　　若敖氏的力量是很強大的，叛亂的聲勢也很浩大。楚莊王從大局出發，開始采取妥協態度，提出以“三王之子(楚文、成、穆王之子孫)”為人質(《左傳·宣公四年》。)談判解决。但子越驕狂已極，拒不接受。楚莊王於是親領大軍出徵，會師於漳。同年秋，王軍與若敖氏之族戰於臯滸(今湖北襄陽西)。子越嚮楚莊王連射兩箭，一箭射在銅鉦上，一箭穿過車蓋，均幾乎傷着楚莊王，軍隊驚恐，開始後退。楚莊王急中生智，派人傳令說：先君楚文王剋息時曾得到三支利箭，子越偷走了兩支，現已射完，用不着害怕了，軍隊纔穩定下來。楚莊王接着親自擊鼓，王軍奮勇進擊，很快把若敖氏的叛亂鎮壓了下去。
　　子文之孫剋黃，時任箴尹，子越率族叛亂時，正出使齊國，回來至宋時，聽到鎮壓叛亂消息，有人勸他不要回去，他以君命為重，還是回國嚮楚莊王復命，然後自拘於司敗，主動請罪伏法。楚莊王念及子文之功，仍使剋黃擔任箴尹，改名為“生”(《左傳·宣公四年》。）楚莊王鎮壓了若敖氏叛亂，消除了隱患，加強了王權，鞏固了統治，有利於楚國的圖霸與發展，是有積極意義的。不過，若敖氏在楚國歷史上是有功勞的，不應因子越領其族叛亂而予以根本否定。
　　四、“孫叔敖治楚”
　　孫叔敖([艹/為]敖、[艹/為]艾獵、[艹/為]饒)，期思(今河南固始境，一說今河南淮濱境)鄙人，楚國君冒之後。其父賈(曾任工正、司馬)，其祖父為呂臣(曾任令尹)，與若敖氏並為楚國之大姓。[艹/為]賈被子越(若敖氏)殺後，其子孫叔敖不得不從邑避居期思野鄙，過着“處士”(《史記·循吏列傳》：“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處士，古時稱有纔德而隱居不仕的人，即所謂隱士。)的生活。公元前605年(楚莊王九年)，若敖氏叛亂被鎮壓後，當時令尹虞丘(瀋尹)薦舉孫叔敖代己而任令尹。故孫叔敖出自公族，他的出任令尹，除“决期思之水而灌雲雩之野，莊王知其可以為令尹”(《淮南子·人間訓》。)、享有一定名望(《呂氏春秋·贊能》：“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外，也同孫叔敖之父為若敖氏所殺、楚莊王决心起用氏之後有關，當非偶然。
　　楚莊王在位二十三年，據史籍記載，擔任令尹的除孫叔敖外，還有其他五人(先後擔任令尹的有子孔、子揚、子越、虞丘、子佩等五人。）《韓詩外傳》、《列女傳·樊姬》謂“孫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桓譚《新論·國是》則稱“孫叔敖相楚，期年而楚國大治，莊王以伯”。可見孫叔敖任令尹時政績最突出，佐楚莊王成霸立業，名垂史册。楚莊王時先後既有六位令尹，故孫叔敖任令尹時間當不會太長，應在楚莊王稱霸高峰時期。
　　孫叔敖擔任令尹期間，楚國經濟、政治、軍事均有重大發展，這當然是楚莊王即位後，內平隱患、外抗強晉，實行開明治國路綫的結果，但與孫叔敖以身作則、勤於政事、精明幹練、忠心輔佐也是分不開的。所謂“孫叔敖治楚”，即指孫叔敖任令尹前及任內，為民辦事，政績斐然，不愧為一代名相。
　　首先，興建水利工程，發展農業生産。按《淮南子·人間訓》說法，孫叔敖在出任令尹前，就“决期思之水，而灌雲雩之野”，即帶領當地人民興建水利工程，灌溉農作物，這項水利工程，就是我國古代歷史上著名的“期思陂”(《大平御覽·地部》：“楚相作期思陂，灌雲雩之野。”)。
　　孫叔敖任令尹後，繼續興建水利工程，據《史記·循吏列傳》裴[馬因]集解引《皇覽》說：“或曰孫叔敖激沮水作雲夢大澤之池也。”古沮、漳水入江通雲夢澤，此項工程當在沮、漳水下遊，建成後對以郢都為中心的農業水利灌溉帶來極大方便。另據《七國考·楚食貨》載：“孫叔敖為楚相，截汝墳之水，作塘以溉田，民獲其利。”這樣，楚國南之沮漳水流域，北之汝水流域，都興建了水利工程，形成了南、北灌溉網絡。《繹史·孫叔敖碑》說：“宣導川𠔌，陂障源泉，灌溉沃澤，堤防湖浦，以為池沼，鐘天地之美，收九澤之利，以殷潤國傢，傢富人喜。”孫叔敖註重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的方針與實踐，不僅為楚莊王爭霸中原奠定了物質基礎，而且也為我國水利建設樹立了光輝的榜樣，有着深遠的影響。
　　其二，自律廉潔，註重法治。孫叔敖出自期思“鄙人”，與鄉裏父老群衆相處較密切，如《說苑敬慎》載，他出任令尹時，吏民皆來祝賀，有一位父老卻穿粗衣，戴白帽來吊，孫叔敖立即正衣冠出迎。父老見孫叔敖態度誠懇，語重心長地告誡說：“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厚而慎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淮南子·道應訓》則記有一狐邱丈人告孫叔敖說人有“三怨”：“爵高者士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答以“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荀子》、《韓詩外傳》等亦有類似記載。這說明孫叔敖出任令尹，受到吏民的關懷，紛紛告誡，孫叔敖亦能虛懷若𠔌，認真聽取，任令尹後勤於職守，處處自律，留下了許多歷史佳話。如《新論·國是》載：“叔敖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嘗乘棧車，牝馬，披羊之裘。從者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孤裘則溫，何不為也?’叔敖曰：‘吾聞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無德以堪之矣。’”《韓非子》、《????鐵論》等亦有類似記載。《孫叔敖碑》則稱他“專國寵權而不崇華，一旦可得百金，於歿齒而無分銖之蓄。破玉塊不以寶財遺子孫。……病其臨卒，將無棺[木郭]”。據《史記·滑稽列傳》載，孫叔敖卒後不久，其“妻子窮睏負薪而食”，足見孫叔敖生不寵權，死無積財，堪稱念國憂民、“奉法守職”的“廉吏”。
　　孫叔敖在執政中註重法治。據《說苑·至公》載，薦孫叔敖為令尹的虞丘(莊王封為國老)，傢裏有人犯法，孫叔敖法不徇情，“執而戮之”。虞丘亦喜，稱贊孫叔敖“奉國法而不黨，施刑祿不，可謂公平”。由於孫叔敖奉公律己，帶頭執法，楚國吏治清明，人民生活比較安定。《史記·循吏列傳》載，孫叔敖執政後，“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鼕則勸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列女傳》更稱其時“道不拾遺，門不閉關，而盜賊自食”。
　　其三，整頓軍製，增強戰鬥力。《左傳·宣公二十年》載：“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也。”意即謂孫叔敖選擇楚國有關行之有效的軍政典令，進行軍事改革。在行軍時，右軍從將軍之轅所嚮而進退，左軍追求草藤為宿備，前軍探道，以旌為標幟告後軍，以防不測。中軍製謀，後以精兵為殿，百官各建其旌旗，以表明其地位與職司，並依此而行動。這樣，孫叔敖將軍隊分為五個部分，分工明確，各司其職，組織嚴密，靈活作戰，做到“軍政不戒而備”，具有更大的戰鬥力。正因為孫叔敖進行了有效的軍事改革，故在楚、晉之戰中，楚獲大勝，楚莊王因而得以稱霸。
　　為了加強北境建設，孫叔敖又築沂城(今河南正陽境)。他遣封人(具體籌辦者)籌度工程，上報司徒。封人計量工程、時間、人員、材料、[飠侯]糧(幹糧)，結果三十天完成，順利地實現了預定計劃。這項工程不僅建立了北進之基地，加強了與晉爭戰的實力，而且也說明孫叔敖重科學技術，具有突出的治國才幹，正如杜預所稱“《傳》言叔敖之能使民”(《左傳·宣公十一年》及杜註。）其四，求實務實，開楚國一代政治新風。據《史記·循吏列傳》載，“楚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嚮孫叔敖報告說：“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孫叔敖聽後，立即命令罷去新幣，恢復舊幣。然後嚮楚莊王作了稟報，楚莊王贊同，結果“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又載，“楚民俗好庳(下，指底座低下)車，王以為庳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裏使高其捆(門限)。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司馬遷評論說；“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皇覽》記載說：“民傳孫叔敖曰：‘葬我廬江陂，後當為萬戶邑。’”可見孫叔敖求實務實作風，深受吏民歡迎，樹立起一代政治新風。
　　孫叔敖是我國歷史上著名的賢相，司馬遷作《循吏列傳》，把他列為第一人，司馬貞《索隱》贊其“奉職循理，為政之先”。《呂氏春秋·情欲》說：“世人之事君者，皆以孫叔敖之遇荊莊王為幸。……孫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為故，故使莊王功績著乎竹帛，傳乎後世。”楚莊王的立威定霸，與孫叔敖的奉職循理、忠心輔佐是分不開的。楚莊王、孫叔敖“主明臣賢”(《韓詩外傳》)，其霸業政績，永垂史册。
　　五、德刑並重，威服陳、鄭
　　陳、鄭地處楚、晉中間地帶，故楚、晉爭霸，必首先爭奪陳、鄭。楚莊王鎮壓若敖氏叛亂後，任孫叔敖為令尹，政治穩定，國力增強，就全力北上攻陳伐鄭，與晉展開了正面交鋒。陳是小國，力量不強，故時而親楚，時而附晉，受到晉、楚兩國交互攻伐。公元前604年(楚莊王十年)，楚莊王剛平亂後，即興兵伐鄭，陳懼，轉而附楚。晉毫不示弱，亦立即出兵救鄭，伐陳。次年，晉為討伐陳國親楚，又繼續攻打陳國。楚則攻打鄭國，鄭被迫與楚和。公元前602年(楚莊王十二年)，鄭又轉而與晉和，晉成公於是會宋、魯、衛、鄭、曹等國國君於黑壤(即黃父，今山西翼城東北)。在此形勢下，次年，陳衹得與晉和，楚不放手，立即出兵攻陳，陳又轉而附楚。公元前600年(楚莊王十四年)，晉成公又會宋、衛、鄭、曹等國國君於扈(鄭邑，今河南原陽西)，陳不與會，表明陳已堅定從楚，不畏懼晉等中原國傢的壓力。但陳國國君陳靈公卻是一個荒淫無恥之徒，與大臣孔寧、儀行父一起與夏姬(鄭穆公之女，陳大夫禦叔之妻)通姦，他們三人還穿着夏姬的汗衣，“以戲於朝”。大夫氵曳]冶諫阻，反而被殺。這件事影響很壞，據說孔子還進行了抨擊《左傳·宣公九年》。）過一年，即公元前599年(楚莊王十五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變本加厲，竟然在夏姬傢喝酒取樂，謂“其子為似以為戲”(《左傳·宣公十年》及杜註。）夏姬之子夏徵舒已年大為卿，見此情景，惱羞成怒，射殺陳靈公，孔寧、儀行父奔楚，陳靈公太子午奔晉。夏徵舒自立為君(《史記·陳世傢》。）第二年夏，楚莊王經伐鄭服鄭後，即與鄭、陳盟於辰陵(陳邑，今河南睢陽西北)。據《左傳·宣公十一年》載，這年鼕，“楚子為陳夏氏亂政，伐陳”。對此，楊伯峻《春秋左傳註》釋：“今年楚莊猶以夏徵舒為陳侯而與之盟，則此鼕討徵舒，非僅因其殺君而已。或者夏徵舒殺靈公而自立，陳國必有不服者，自易生亂，楚亦因而討之。”可見楚莊王為了穩定陳國局面，再一次舉兵伐陳。攻入陳後，“殺夏徵舒，諸慄門。因縣陳”(《左傳·宣公十一年》。）楚莊王滅陳為縣後，百官皆賀，唯楚大夫申叔時出使齊國回來後復命而退，不賀。楚莊王使人責問其故，申叔時答道：“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同上。)申叔時以“蹊田奪牛”的故事告誡楚莊王，行義討伐亂國之臣，諸侯是歡迎的，如因此而貪其地滅其國，則又會失去諸侯的。楚莊王聽後立時清醒過來，高興地說：“善哉!吾未之聞也。”(同上。)仍恢復了陳國，迎陳靈公子午為國君，是為陳成公。孔寧、儀行父也被送回陳國。為顯耀武功，從陳國鄉取一人，集居一起，謂之夏洲(據《清一統志》說，其地在今湖北漢陽北)。楚莊王滅陳後又復陳一事，當時影響很大，受到普遍稱贊。如《淮南子·人間訓》載：“諸侯聞之，皆朝於楚。”《孔子傢語·好生》載：“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喟然嘆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楚莊王在討陳服陳的同時，也全力與晉爭奪鄭國。從公元前604年(楚莊王十年)至公元前597年(楚莊王十七年)的七年間，楚伐鄭六次，幾乎年年出兵，晉有時救鄭，有時因鄭與楚和又轉而伐鄭，爭奪極其激烈，鄭國憂心忡忡，深受其苦。如公元前600年(楚莊王十四年)，楚伐鄭，晉來救，鄭敗楚師於柳棼(鄭地)，“國人皆喜，唯子良(公子去疾)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左傳·宣公九年》。)第二年夏，鄭懼楚報復，請和，楚與之盟。晉以鄭叛之，立即會宋、衛、曹之師伐之，鄭又與晉和。鼕，楚莊王以鄭附晉，又舉兵攻討，晉亦又會宋、衛、曹救鄭，逐楚師於穎北(今河南禹縣之北)。隨後晉等四國軍隊還駐守在鄭國，以防備楚國的進攻。
　　公元前598年(楚莊王十六年)春，楚莊王從爭霸戰略出發，再一次親率大軍攻鄭，進抵鄭邑櫟(今河南禹縣)，鄭國難以支持，惶恐不安，子良說：“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左傳·宣公十一年》。)遂從楚。晉這次未出兵往救，說明楚勢旺，晉已回避。楚莊王見陳，鄭已服，遂與之盟於辰陵(陳邑，今河南睢縣西北)。但楚莊王以為鄭在晉、楚交兵過程中，時而親晉，又時而親楚，故從楚是迫不得已的，“自是楚未得志焉”(同上。）尤其是鄭在辰陵之盟後，“又徼(求)事於晉”(同上)，故於第二年(公元前597年)春，為徹底服鄭，楚莊王又親率大軍攻伐。這次攻鄭聲勢浩大，晉不敢及時來救，鄭窮睏已極，鄭襄公衹得肉襢牽羊迎楚請罪。《左傳·宣公十二年》對此作了詳細記述：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哭)於大宮(太祖之廟)，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哭)，守陣者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剋之。入自皇門，至於逵路。鄭伯肉襢牽羊以逆，曰：“孤不夭，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裏而許之平。子良出質。
　　楚莊王對陳、鄭均采取寬容懷柔態度，先以兵討之，後以德服之，充分顯示了這位霸主的睿智大度。《左傳·宣公十二年》記晉士會語：“楚君討鄭，怒其二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捨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讀言](音獨，痛怨)，政有經矣。”這種評論是很恰當的，楚莊王之所以能立威定霸，與這種德刑並重的政策是分不開的。
　　六、[必阝]之戰
　　公元前597年春，楚攻鄭時，“鄭告患晉”(《史記·晉世傢》。)但延至夏六月，晉纔派荀林父率三軍救鄭，這樣晉、楚發生大戰，史稱[必阝]之戰。
　　晉軍以荀林父將中軍，先𠔌佐之；士會將上軍，[𠔌阝]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還有其他諸多大夫將領，陣容齊整。當他們領大軍趕到黃河邊時，聞鄭已附楚，荀林父認為“無及於鄭而剿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主張撤回，待楚軍走後再伐鄭。士會除贊同荀林父意見外，還詳盡地分析了楚國情況，認為其時楚國“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是難以戰勝的。先𠔌則堅决反對，並擅以其部過河。知莊子(下軍大夫)指斥先𠔌行為，認為遇敵必敗，即使免於戰死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司馬)對荀林父說：“彘子(先𠔌)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己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荀林父遂率全軍南渡。
　　其時，楚莊王駐軍於[延阝](鄭地，今河南鄭州市北)。瀋尹(一說瀋尹即孫叔敖)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聞晉軍已渡河，楚莊王想回師。嬖人(寵臣)伍參主戰，令尹孫叔敖不想戰，兩人爭執不下。伍參進而對楚莊王說：“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𠔌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楚莊王接受了這一意見，要令尹孫叔敖命令軍隊掉轉車頭北進，駐於管(今鄭州市北)。
　　晉軍渡河後駐敖、[高阝]二山之間(今河南滎陽北)。鄭卿皇戌奉命至晉軍前，表示鄭已服楚，衹是權宜之計，對晉國並無二心；又說楚軍已疲勞不堪，鄭軍堅决協同作戰，楚國必敗。先𠔌更加得意，認為“敗楚、服鄭”，在此一舉。欒武子(即欒書)認為楚勢正盛，且早有準備，不能輕信鄭卿皇戌之言。趙括(中軍大夫)、趙同(下軍大夫)支持先𠔌；知莊子、趙朔(下軍主將)支持欒武子。晉國將領之間的意見分歧進一步加深，荀林父也就更加舉棋不定。此時，楚莊王仍爭取議和，派出使者到晉軍駐地，對荀林父等將領說楚國此次出兵，衹是教訓鄭國，並非想得罪晉國。士會也說晉軍是為鄭國而來，與楚國無關。先𠔌則使趙括更改士會對楚使者說的話，稱晉軍此來是奉命把楚軍趕出鄭國，非與楚戰不可。楚莊王毫不介意，又遣使“求成於晉”。但由於雙方陳兵相持，劍拔弩張，故雙方將領都出現了私下挑戰事件。如楚許伯等先單車挑戰，晉魏[釒奇]先挑戰，後趙旃夜至楚軍挑戰，楚莊王怒不可遏，親以左廣(三十乘戰車)追逐趙旃，晉軍為接應魏[釒奇]、趙旃，亦出陣迎戰。令尹孫叔敖說：“進之!寧我薄(追)人，無人薄我。”乘勢號令三軍，迅速進發，於是“車馳、卒奔，乘晉軍”，像潮水般壓來，晉軍中軍主帥荀林父不知所措，擊鼓宣佈：“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搶渡，先上船的以刀砍掉後攀船舷的人指，船中的斷指多得可用手捧。士會率領的上軍較謹慎，故未敗損。至黃昏，楚軍進駐於(今河南滎陽東北)。晉軍殘部已潰不成軍，“宵濟，亦終夜有聲”。
　　第二天，楚軍移駐衡雍(今河南原陽境)。晉軍屍橫遍野，楚大夫潘黨建議收晉屍築武軍(收晉屍而封土)，建京觀(建表木以書之)以示子孫勿忘武功。楚莊王不以為然，認為周武王伐紂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自己則無一德，何有武功以示子孫?於是衹在黃河邊祭祀河神，修建神廟，嚮祖先神靈告捷後，就率軍回國了(之戰經過，詳見《左傳·宣公十二年》。）[必阝]之戰是楚、晉爭霸具有决定意義的一次大戰。從此，楚國聲威大振，晉國一時不敢南嚮與楚抗衡，為楚國稱霸中原鋪平了道路。楚國之所以能取得勝利，主要原因是楚莊王在關鍵時刻能聽取臣下建議，善於捕捉戰機，果斷進擊。在戰爭中又身先士卒，帶頭衝鋒陷陣，極大地鼓舞了全軍將士的士氣，一舉而取得了勝利。同時，令尹孫叔敖與楚莊王息息相通、配合默契，伍參精闢分析對方軍情，為楚莊王决策提供了正確的依據，也是取得勝利的重要因素。楚國其時政治穩定，國力強盛，舉國團结一致，在這次戰鬥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戰爭結束後，楚莊王拒絶了關於“築武軍而收晉屍以為京觀”的建議，深感自己“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已榮，何以豐財?”(《左傳·宣公十二年》。)所以楚莊王不僅軍事上爭霸，也重政治影響，做到“叛而伐之，服而捨之”(同上)，這也是這位霸主可貴的地方。
　　[必阝]之戰後，這年鼕，楚莊王又乘勝伐蕭。宋以蔡師相救，蕭人還俘虜了楚公子丙和大夫熊相宜僚。楚莊王使人告之勿殺，我即退兵，但蕭人不予理會，竟將兩人殺了。楚莊王憤怒至極，遂圍蕭。時值隆鼕，將士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絲棉)”(同上)，士氣高昂，很快就擊潰了蕭國。
　　七、圍而不攻，逼宋從楚
　　晉、楚爭霸中原，爭奪宋國是主要目標，宋之臣服與否，也是稱霸的重要標志。昔日楚成王敗宋，稱霸中原；楚穆王於宋“田孟諸”，亦有實霸中原的標幟。故楚莊王平群蠻百濮後，即於公元前608年(楚莊王六年)，與晉爭奪宋國，並於北林(今河南新鄭)大敗晉軍，晉大夫解楊被俘。第二年，楚又命鄭伐宋，戰於大棘(宋地，今河南睢縣南)，宋軍又敗，宋被迫築城。其後，楚莊王重點打擊陳、鄭，對宋暫置一旁，宋則堅定附晉。
　　公元前598年(楚莊王十六年)，楚莊王以陳、鄭已服，形勢對己有利，就命左尹子重攻宋，自己也前往前綫聲援(《左傳·宣公十一年》：“王待諸[延阝]。”楊伯峻《春秋左傳註》：“此[延阝]當離陳、宋、鄭不遠。”)，但無結果。[必阝]之戰後，楚莊王率軍攻蕭時，宋竟然以蔡國軍隊相救。蕭潰，宋又參加晉、衛、曹等國的清丘之盟。盟後，宋即援引“討繁(《左傳·宣傳十二年》。)的盟約，討伐附楚的陳國，公然與楚國為敵。
　　楚莊王為了徹底降服宋國，在[必阝]之戰後，把矛頭指嚮了宋國。公元前596年(楚莊王十八年)，楚莊王為報復宋救蕭之舉，親領軍攻宋，但這衹是教訓性的。第二年，當作好了充分準備後，楚莊王决定派申舟出使齊國，指示他“無假道於宋”(《左傳·宣公十四年》。楊伯峻《春秋左傳註》：“無假道者，不請於宋而逕過其地也。楚莊禁其假道而欲其逕過宋國，正欲以挑釁。”《儀禮·聘禮》有“過邦假道”之禮。）申舟在楚穆王“田孟諸”時，又因“宋公違命”，申舟“[扌失](笞擊)其僕(宋公之卿)以徇(示衆)”(《左傳·文公十年》)，得罪過宋國。故楚莊王的用意在於嚮宋國挑釁，試探宋人的態度。申舟至宋時，宋人果然製止。宋國執政華元說：“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以宋為楚國之野鄙)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左傳·宣公十四年》。)竟殺了申舟。楚莊王獲此消息後大怒，“投袂而起。履及於窒息，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同上。）這一年(公元前595年，楚莊王十九年)秋九月，楚莊王親率大軍攻宋，把宋國團團包圍。
　　宋國君臣驚恐，派樂嬰齊赴晉告急求救。晉景公想派兵救援，大夫伯宗反對，認為“天方授楚，未可與爭”(《左傳·宣公十五年》)，待楚衰後再見機行事。但宋一直是晉之盟國，失去它又很痛心，所以宋景公派大夫解揚(原被楚俘，此時則已歸晉)去宋詭稱晉軍即至，不要降楚。解揚過鄭時被鄭人所俘，並獻給了楚軍。楚莊王要他反其言(晉軍不來救)，不料解楊在宋軍前大呼晉軍即將來救，切莫降楚。楚莊王開始想殺他，既而又感其為臣講信難得，就把他釋放了。
　　過一年(公元前594年)五月，楚軍圍宋已很久了，糧食將盡，宋又堅守不降，楚莊王準備撤軍。申舟之子申犀要求為父復仇，繼續攻宋。申叔時獻“築室，反耕者”(同上。)之計，即在宋境修建軍營，屯兵耕作，以示持久圍城不去之意。據《史記·宋微子世傢》載，其時，“宋城中急，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子反告莊王。王問：‘城中何如?’曰：‘折骨而炊，易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我軍亦有二日糧。’以信故，遂罷兵去”。《左傳·宣公十五年》記敘得較詳細，《史記·楚世傢》記敘略同。楚莊王見宋已服，就與宋結盟，宋以華元為質，楚釋圍罷兵而回。楚莊王圍宋，前後達九個月之久(《春秋》、《左傳》等記從公元前595年秋九月至第二年夏五月，前後為九個月。《史記》則稱圍宋五月。此從《春秋》)，晉國始終不敢出兵，足見楚國霸勢強盛。楚莊王逼宋從楚，不輕易舉兵攻城，後見其窮睏難支，又主動撤兵。這種兵臨城下，圍而不破、逼其誠服之舉，也屬我國軍事史上罕見的戰例，具有深遠的影響。
　　圍宋之役，震撼了中原國傢。如魯國大臣孟獻子(公孫歸父)建議魯國遣使去宋嚮楚莊王“聘而獻禮”，“謀其不免也”(《左傳·宣公十四年》)，魯宣公贊同，派孟獻子去宋拜見楚莊王，加強了楚、魯之間的關係。
　　楚莊王在位期間，繼承祖業，發揚楚人“篳路藍縷”精神，一生戎馬倥傯，南徵北戰，“並國二十六，開地三千裏”(《韓非子·有度》)，稱霸中原，威播四方，使楚國霸業進入了鼎盛時期，“天下大事盡在楚”(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楚莊王在爭霸的同時，又能舉賢賞勞，發展生産，整頓吏治，以法治國，國內政治相對安定。楚莊王不愧為春秋時期著名的霸主之一，我國古代一位傑出的政治傢和軍事傢。
　　八、鞍之戰與蜀之盟
　　[必阝]之戰後，晉受楚挫，轉而嚮東擴張，大規模地對赤狄用兵。公元前594年滅潞(赤狄一支，今山西潞城東北)。次年，晉又攻取申氏(今山西屯留北，一說今河北永年東北)、留籲(今屯留南)、鐸辰(今長治市東)等赤狄其他各部。當取得上述進展後，晉景公即欲會盟諸侯，以圖在東方確立霸勢。為使盟會成功，於公元前592年春，晉景公遣[𠔌阝]剋聘齊，要齊國參加。適魯國季孫行父、衛國孫良夫亦至。[𠔌阝]剋跛，良夫眇，行父禿，齊頃公母親蕭同叔子見到好笑(三傳、《史記》等所記略同。）𠔌阝]剋怒，回國後請求伐齊。晉景公不同意，說：“子之怨，安足以煩國?”(《史記·晉世傢》。)但[𠔌阝]剋立誓要報復此辱。
　　這年夏，晉景公會魯、衛、曹、邾等國國君於斷道(今河南濟源西)，謀討背晉之國。齊頃公懼盟會中受辱，派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四大夫赴會。齊四大夫果然受辱，並拒絶齊國參與盟會。晉、齊兩國矛盾進一步加深。
　　公元前591年(楚莊王二十三年)春，晉景公聯合衛世子臧攻打齊國，兵至陽𠔌(今山東東平西北)，齊頃公被迫請盟，齊公子強質於晉，晉軍撤回。魯國與齊國本來不和，不願事齊，見齊與晉結盟，便遣使赴楚乞師伐齊。這年七月，楚莊王病逝，楚共王初立，楚以喪辭魯之請，故“楚師不至”(《左傳·宣公十八年》。)魯懼，次年與晉結盟，投靠了晉國。齊亦與楚結好。魯國慮及齊、楚會出兵討伐，於是治理軍賦、修繕城郭，準備抵禦。這時，楚經料理楚莊王喪事後，也把註意力轉嚮東方，一方面與齊結盟，另一方面把矛頭指嚮晉國，爭奪晉的與國。
　　公元前589年(楚共王二年)春，齊軍攻打魯國北鄙，攻取了竜(今山東泰安東南)，南攻至巢丘(距竜不遠)。衛為援魯，出兵攻齊(《史記·衛世傢》)，敗於新築(衛地，今河北魏縣南)。魯、衛緊急嚮晉求援，晉派出七百乘兵車往救。[𠔌阝](晉中軍主帥)說七百乘兵車是當年城濮之戰的兵力，自己無法與昔日先大夫相比，請求派出八百乘兵車。晉景公同意了，[𠔌阝]剋於同年夏，率兵會同魯、衛兩國軍隊，攻打齊國。雙方大戰於鞍(今山東濟南市西北)，齊軍大敗，晉軍進抵丘輿、馬徑(今山東淄博南，一說益都西南)，齊被迫歸還魯之“汶陽之田”《左傳·成公二年》。）鼕，楚為救齊，令尹子重盡起楚師伐魯，先攻打衛國，後又從蜀(魯地，今山東泰安東南)攻魯，兵抵陽橋(今泰安西北)。魯國不支，衹得嚮楚求和，賂之以執斫(木工)、執針(縫工)、織[糹壬](織工)各百人，以公子公衡為質。子重允許，接着，與魯、蔡、許等國國君及秦、宋、陳、衛、鄭、齊等國大夫會盟於蜀。晉在楚北上伐衛、魯及會盟各國中，始終不敢出兵對抗(同上。）蜀之盟，規模大，與國多，除中原一些國傢參加外，連當時大國齊、秦亦與盟，是春秋時期一次著名的盟會。此事雖發生在楚莊王卒後二年，但楚共王即位年幼，掌握軍政大權的是原令尹子重，故此盟實際上是楚莊王霸業的繼續。童書業在論及楚莊王霸業時說：“楚共王即位，成二年：侵衛，遂侵魯，師於蜀，侵及陽橋，魯及楚平，楚合齊、魯、宋、衛、鄭、陳、蔡、許、秦、曹、邾、薛、[曾阝]十四國盟於蜀。此為楚霸之頂點。”(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然而楚莊王畢竟已卒，故各國懾於楚威，並無誠意，人稱“匱盟”(《左傳·成公二年》：“……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匱，匱乏，意謂此為缺乏誠意的盟會。）



   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 前一章回   後一章回 >>   
弁言敘言
第一章 楚人的早期歷史與文化第二章 商周時期楚國的建立與發展
第三章 春秋時期楚國的崛起第四章 楚成、穆王爭霸中原
第五章 楚莊王立威定霸第六章 晉、楚並霸與弭兵
第七章 吳破郢與春秋末楚國的復興第八章 春秋時期楚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封建生産關係的産生
第九章 春秋時期楚國文化的發展第十章 戰國初楚國的內外形勢與吳起變法
第十一章 楚宣、威王統治時期楚國的鼎盛第十二章 戰國中後期楚國的逐步衰落
第十三章 楚國的敗亡第十四章 戰國時期楚國經濟的迅速發展
第十五章 戰國時期楚國文化的重大成就第十六章 楚國民族關係

評論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