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我本湖南人
湖南人为什么可以自命不凡？
我是湖南人。
短短的五个字，说出来，是为了向外省人介绍自己的籍贯。
在我初次见到外省人，说出这短短的五个字时，我无法揣度会在对方心里引起怎样的反应。但我知道，这反应是一定存在的。将心比心，如果我自己听到对方自我介绍“我是北京人”，我会想到天安门、故宫和中南海，想到北大和清华。如果对方说“我是西藏人”，我脑海里会浮现出布达拉宫的神奇。如果对方说“我是山东人”，孔子的画像和泰山的巍峨就会跃然眼前。“我是河南人”会令我闻到牡丹的花香，听到少林寺虎虎生威的拳棒吆喝。“我是重庆人”会令我回味火锅的麻辣与解放碑的群芳。“我是上海人”会唤起我对外滩和南京路上灯光幻景的联想。“我是东北人”会在我眼前展示长春的故宫和哈尔滨的冰灯……总之，我知道，“我是湖南人”这句话，一定会使对方想起些什么。
第一次听到外省人明确说出对“我是湖南人”这句话的反应，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某一天。那次我去山东的烟台，参加一个全国的中青年翻译工作者会议。我在烟台站下车后，先上一家小馆子去填饱肚子。餐馆服务员是个女孩，从我的口音听出我不是本地人，好奇地问我来自哪个地方。于是我说了：“我是湖南人。”
女孩反问一句：“湖南？”然后眼神显出了茫然。显然，这是个很少读书看报的女孩，对湖南是完全陌生的。然而，过了一会儿，女孩的眼睛有了神采，她若有所悟对我说道：“我想起来了，湖南就是那个流行二号病的地方！”
的确，那段日子，全国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都在报道湖南的岳阳出现了二号病，并宣称政府已经采取了严格的防范措施。远在渤海之滨的餐馆女服务员对湖南所有的那点可怜的印象，完全来自关于
二号病的新闻报道。她是一个天真的女孩，当然无心伤害我，但她对
我家乡的描绘，的确令身处异乡的我十分尴尬。我坐在餐桌旁好一阵发愣，颇有颜面无存的感觉。我甚至猜想，餐馆里的所有人，会不会害怕我身上藏着可怕的病毒，会给他们带来致命的祸害。
我草草地吃完饭，赶紧离开了那家有人将湖南与二号病划上等号的餐馆，急匆匆地赶到了接待会议的宾馆。
这次遭遇使我第一次意识到，一个湖南人走出了湖南，他以湖南人的身份，在外省人心目中获得怎样的评价，对他的自信和尊严，具有极为强烈的影响。
幸运的是，那一次在烟台，见到其他与会者之后，我心里为自己是湖南人而感到的不安，渐渐地为一种自豪感所取代。作为来自湖南的代表，我受到了全体与会者的欢迎。代表们大部分来自全国一些高等院校，是在业余从事翻译工作的外语教员，而我则服务于因大胆出版外国文学译著而在全国颇负盛名的湖南人民出版社。改革开放以来，提起这家出版社，中国的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爱好者有口皆碑。每天晚上，我住的房间都会人客如流，教授和讲师们将一摞摞译稿交给我，交口称赞湖南出版者的眼光、魄力和工作效率，希望我能代表出版社接纳他们的书稿。
湖南的出版业，在改革的岁月里引领着开放的风气，一直是湖南人的一个骄傲。“出版湘军”一度是湖南各项事业中的一枝独秀。十年“文革”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就是在长沙举行。时任湖南省出版局局长的胡真先生，首次在会上提出地方出版业要“立足本省，走向全国，放眼世界”，为湖南出版业展示了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这个方针的确立，使湖南的出版事业迅猛发展，在全国赢得了丰足的稿源和无数的读者，为十年浩劫之后的著作界和读书界带来了崭新的气象。
湖南的出版业与时俱进，成绩斐然，使我在烟台的那次会议上满面风光，一扫心头因为二号病插曲而滋生的阴影，第一次比较集中地了解到，“我是湖南人”五个字，会在外省人心中引起多么积极的反应。
从那以后，我对外省人说出“我是湖南人”之后，再也没有遇到令我哭笑不得的尴尬。我得到的所有反应，都是非常令人鼓舞的，与湖南在中国应有的地位十分相称。
我第一次到北京，那里的朋友告诉我，在北京，我不必为我说的普通话带着湖南话的腔调而不安，因为这种腔调会使我受到尊重。理由很简单，曾几何时，这种方言与来自中国最高层的语音同出一辙，而北京人对这种语音是非常熟悉和敏感的。我恍然大悟：的确，在毛泽东时代，还有什么方言比两位主席的乡音更具有权威感呢？何况，另有许多操着这种语音的人，在京城里身居高位或要职，他们的同乡，自然会得到人们的尊重。
后来，我从《湖南人的精神》一书中，看到了类似的说法。这本书的作者说，他在很久以前听到过这样一个调侃的笑话，住在北京的老人叮嘱一些肝火很旺的年轻人：“你们上街碰上湖南口音的老人，千万不要惹恼他们。别看他们有的是拄着拐杖踽踽而行的老头儿，有的是提篮买菜的老太太，但说不准这人不是前清遗老，就是辛亥革命先驱，要不就曾是共产党的大官，或者是被统战的国民党头面人物，至少也是民主人士中的名流……”
在湖南接待外省人的经历，使我彻底明白了“我是湖南人”会在他们脑子里引起怎样的联想。对于我的外省朋友们而言，潇湘境内，最吸引人的是哪些景点？不是自然风光，不是城市建筑，也不是公园或游乐场。他们总是把探究的眼光，投向那些具有深厚人文背景的景观。他们喜欢观察韶山冲的风水，思索着它是怎样孕育了中国最伟大的人物。他们也爱研究花明楼的格局，想象着另一个伟人是怎样从这里吸收了灵气。他们看着乌石的那所朴实无华的庭院，感叹它是如何养成了一位大元帅无比的威猛和过人的诚实。他们说，韶山、花明楼和乌石相距如此之近，竟然在同一时代出了三位巨人，这里的山水为什么如此神奇？
山不在高，水不在深，有龙则异，有灵则名。湖南有太多的地方，原本是穷乡僻壤，却因杰出的人才名闻遐迩。王夫之的石船山，魏源的隆回，谭嗣同的浏阳，曾国藩的荷叶塘，左宗棠的柳庄，黄兴的凉塘，蔡锷的邵阳，贺龙的桑植，沈从文的凤凰，胡耀邦的苍坊，我都无法带领客人们一一造访。我只能把他们领到岳麓书院，让他们亲眼一见“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门联。对于他们，这门联仿佛是一个谜面，而他们一旦跨进岳麓书院的门洞，也许就能找到令他们百思不解的谜底：湖南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地方，为什么会在长达二百多年的岁月里，不断地涌现出这么多的人才？
对于这个问题，湖南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做出解答。也许，湖南人谦虚为怀，不好意思去做自夸的文章。也许，湖南人太忙碌，无暇去探究自己成材的原委。只有一个杨度，把湖南人提到了“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崇高地位，但对于为什么湖南人对于中国具有如此生死攸关的意义，却没有去做理性的分析。但是又有一个谭嗣同，往湖南同胞的头上浇了一盆冷水，说湖南人面对外省人的吹捧，要警惕自己的“虚骄”。倒是一些卓有见识的外省人和外国人，试图从人种、历史、文化、地理诸多方面，为湖南人才辈出的现象寻求合理的解释。例如谭其骧先生和钱基博、钱钟书父子两代学者，在这方面发表了很精辟的见解。他们的观点，为湖南人认识自己提供了理性和客观的依据。
可喜的是，近年以来，在现代商业意识的冲击下，湖南人懂得了应该自觉地树立和珍重自己的品牌形象，而这样做的前提，就是必须对自身做一番透彻的研究。自从唐浩明先生的力作《曾国藩》问世以后，湖南人对自身的研究就有了很好的发端。这部历史小说发行一百多万套，在全国重新引起了对湖南人才现象的密切关注和思考。接下来，周兴旺先生的《湖南人凭什么》和唐徽先生的《天下湘军》，也对湖南人的秉性和历史传承做了非常有益的探讨。当代的湖南人开始在追根溯源的查考中认识到自己先天具有的优势，找到了自己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的定位，并且通过传媒把对自己的认识向本省和外省的同胞们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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