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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思考 》 宋代文化與文學研究 》
宋初詩壇“白體”辨
張海鷗 Zhang Haiou
宋《蔡寬夫詩話》雲：“國初沿襲五代之餘，士大夫皆宗白樂天詩”[1]。 元方回《送羅壽可詩序》雲：“宋剗五代舊習，詩有白體、昆體、晚唐體”[2]。後世文學史傢沿用此說，皆稱宋初詩有“白體”，且流行近半個世紀。然則何謂“白體”？ 何人“宗白樂天詩”？ “白體”到底流行於何時？宋初詩壇為何會流行“白體”？千年以來，諸多問題均不甚明晰，本文試辨之。
“白體”是北宋人的說法，指宋初詩壇流行的學白居易的詩。但流行之時並無“白體”之說。最早提出“白體”或“白樂天體”概念的人是誰尚難斷定。據我所知，田錫《覽韓偓鄭𠔌詩因呈太素》詩云：“順熟合依元白體，清新堪擬鄭韓吟”[3]。楊億寫過《讀史斆白體》詩[4]。歐陽修《六一詩話》雲：“仁宗朝，有數達官以詩知名，常慕白樂天體，故其語多行於容易。”司馬光《溫公續詩話》稱魏野“其詩效白樂天體”[5]。吳處厚《青箱雜記》捲一云：“昉詩務淺切，效白樂天體。晚年與參政李公至為唱和友，而李公詩格亦相類，今世傳《二李唱和集》是也。”可知“白樂天體”之稱，在仁宗朝已流行。
宋初學白詩之風始於太宗朝而盛於真宗朝，至仁宗朝前期餘波尚存，後來“西昆體”漸成詩壇主流，“白體”遂寢。據方回《送羅壽可詩序》所列，“白體如李文正、徐常侍昆仲、王元之、王漢謀”。即李昉、徐鉉、徐鍇（徐鍇卒於南唐，並未入宋，與“白體”無涉。方回將其列入“白體”是個失誤）、王禹稱、王奇。方回此說影響甚廣，然“白體”詩人遠不止於此，如宋太宗就是影響最大的“白體”詩人，仁宗朝“西昆體”詩人中，楊億、舒雅、刁衎、張詠、晁迥、李維、李宗鄂、張秉等，早年都曾學“白體”。歐陽修所謂“仁宗朝有數達官以詩知名，常慕白樂天體”，就是指這些人。
那麽，他們從什麽意義上學白樂天詩呢？從上述言及“白體”者的話，可知北宋人所言“白體”詩的特徵是 “順熟”、“容易”、“淺切”。又惠洪《冷齋夜話》捲一亦云：“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解則錄之，不解則易之。故唐末之詩近於鄙俚”。然而白詩之特點不止於此。陳寅恪曾因此辯曰：“若排律一類必為老嫗所解始可筆錄，則《白氏長慶集》之捲帙當大為削減矣。其謬妄又何待詳論！唯世之治文學史者，猶以元白詩專以易解之故而得盛行，則不得不為辨正耳”[6]。那麽宋初詩人學白體，是僅學其淺易呢？還是多方面學習呢？這就要具體地看一看他們的創作情況了。
徐鉉於宋太祖開寶八年（975）隨李煜入宋，時年六十，卒於太宗至道二年（997）。也就是說，他晚年為宋臣二十二載，剛好與太宗在位之二十二年相始終。太平興國初，李昉直翰林院，徐鉉直學士院，二人並為臺閣文魁。方回將徐鉉列入“白體”詩人之列，未言所據。今據史料分析，徐鉉與“白體”當有三種關係。一是太宗朝君臣唱和詩歌成風，太宗常常是首倡者。當時君臣唱和明確地仿效白居易與元稹、劉禹錫唱和的方式。徐鉉身為臺閣文魁之一，自然是主要參與者。二是他作詩強調天賦才情、瞬間靈感，而不講究學問典故。他認為“嘉言麗句，音韻天成，非徒積學所能，蓋有神助者也”[7]。徐鉉才氣橫溢、文思敏捷，凡屬文不假沉思，援筆成章。《宋詩鈔》引馮延巳語：“徐公率意而成，自造精極。”其詩“冶衍遒麗，具元和風律，而無淟涊纖阿之習。”《四庫提要》引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語，證其“文思敏速……執筆立就”。這種作法略與白居易淺近率性的路數相近，而與後來“西昆體”以典故為詩有別。三是對白居易的推重。他曾於太平興國八年（或雍熙元年，即983—984年間）作《洪州新建尚書白公祠堂之記》[8]，對白居易及其文學大加贊揚。這是宋初最早推崇白居易的言論。
李昉是後周翰林學士，入宋後歷太祖、太宗兩朝，備承重任，拜翰林學士、文明殿學士，官至參知政事、平章事等，曾直學士院、知貢舉，主持編撰《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他的政治、文化、文學地位都高於徐鉉。徐鉉是南唐舊臣，雖然宋室待其不薄，但他終是降臣。李昉卻不同，他自後周入宋，是趙宋王室自傢人。作為宋朝開國文臣，他在太祖太宗兩朝四十餘年間，長期擔當王朝重任，政為宰輔，文為魁首，是宋初第一位文壇宗主。
他於詩歌並無係統論述，唯一談及詩歌的文章是《二李唱和集序》[9]，其中談到他和李至效白樂天、劉夢得詩歌唱和之雅事：
南宮師長之任，官重而身閑；內府圖書之司，地清而務簡。朝謁之暇，頗得自適，而篇章和答，僅無虛日，緣情遣興，何樂如之。二卿，好古博雅之君子也，文章大手，名擅一時，睠我之情，於斯為厚，凡得一篇一詠，示嘗不走傢僮以示我。慵病之叟，頗蒙牽率，若抽之思強以應命，所謂策疲兵而當大敵也。日往月來，遂盈篋笥。
他將這些詩編為《二李唱和集》，也是模仿白、劉之舉：“昔樂天、夢得有《劉白唱和集》，流佈海內，為不朽之盛事。今之此詩，安知異日不為人之傳寫乎”？
這種緣情遣興，唱和取樂的觀點，他在其詩中也反復申說：“歌詩唱和心偏樂”（《輒歌盛美寄秘閣侍郎》）；“嘯月吟風意尚耽”（《自思忝幸因動吟詠》）；“老去心何用？題詩滿粉墻”；“老去心何用？閑吟月正中”（《又捧新詩……》）；“自喜身無事，閑吟適性情”；“唱酬聊取樂，不覺又盈箱”（《自過節辰，又逢連假，既新裝閉關而不出，但倚枕以閑眠，交朋頓少見過，杯酒又難獨飲，若無吟詠，何適性情？一唱一酬，亦足以解端憂而散滯思也……》）；“望重官高兩難酬，遇興裁詩許唱酬”（《侍郎見遺佳什……》）；“吟得新詩衹相寄，心看軒冕一銖輕”（《輒歌盛美獻秘閣侍郎》）[10]。總之，“緣情遣興”，“閑吟適性情”，是他詩歌創作的基本理念，而白居易的唱和詩，則是他效仿的主要範式。他的詩作多寫臺閣閑情，山水樂趣、詩酒歌舞、酬唱寄贈之事，確與其主張十分一致。
《宋史》本傳稱李昉“為文章慕白居易，尤淺近易曉”。今觀其詩，如“暖逼流鶯藏密樹，香迷舞蝶戀空枝。海棠殘豔紅鋪地，蜀柳長條翠拂池”[11]之類，的確頗近白氏“閑適”之體。王禹稱為其作《司空相公輓歌》雲：“須知文集裏，全似白公詩”[12]。這是對李昉詩及其詩美意趣的恰當概括。
與他唱和的詩友李至也明言學白之意：“實喜優閑之任，居常事簡，得為狂吟，成惡詩十章，以‘蓬閣多餘暇’冠其篇而為之目，亦樂天‘何處難忘酒’之類也”[13]。
王禹稱自言“誰憐所好還同我，韓柳文章李杜詩”（《贈朱嚴》）[14]。“篇章取李杜”（《寄題陝府南溪兼簡孫何兄弟》）。“本與樂天為後進，敢期子美是前身”（《自賀》）。然而後人認為他更近於白居易。《蔡寬夫詩話》稱其為“宗白樂天詩”的主盟。林逋（比王禹稱小十三歲）將他與白居易並提：“放達有唐唯白傅，縱橫吾宋是黃州”（《讀王黃州集》）。從他詩歌創作的情況看，這些評價不為無據。
王禹稱效仿白居易與朋友作唱和詩，以此怡情遣興、競較詩藝、促進詩歌創作、提高藝術水平。白居易曾經說與元稹“為文友詩敵”（《劉白唱和集解》）。元稹也說與白居易“名為次韻相酬，蓋欲以難相挑耳”（《上令狐相公詩啓》）。王禹稱對此深以為然，《酬安秘丞見贈長歌》雲：“邇來遊宦五六年，吳山越水供新編。還同白傅蘇杭日，歌詩落筆人爭傳。”可見他對白居易閑逸唱和之詩的贊賞。《仲鹹以予編成謫於唱和集以二十韻詩相贈依韻和之》雲：“詩戰雖非敵，吟多偶自編。”這與元白視唱和為競較詩藝的觀點一致。
唱和詩歌的另一個用意是消解遷謫之憂愁，則白居易後期之詩心詩意，正堪仿佛。淳化二年（991），三十七歲的王禹稱貶商州，李昉之子李宗諤來信建議他“看書除莊、老外，樂天詩最宜枕籍”。他為此作《得昭文李學士書報以二絶》（《小畜集》捲八）詩：
謫居不敢詠江蘺，日永門閑何所為？多謝昭文李學士，勸教枕籍樂天詩。
白居易中年以後常在詩中表述樂天知命、閑適放達的人生態度，這大概是李宗鄂嚮王推薦的主要用意。王接受建議，這一年中，他寫了百餘篇唱和詩。他將這些唱和詩編為《商於唱和集》，比李昉的《二李唱和集》（編定於淳化四年）還早兩年。
詩人們競相唱和並編輯唱和集，在太宗朝頗成風氣。就在王氏自編《商於唱和集》這一年，朝臣們也間有唱和集編成。如《續資治通鑒長編》（下簡稱《長編》）淳化二年十二月辛卯載：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等十餘人“觀禦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並三體書詩石。上聞之，賜上尊酒，太宮設盛饌，至等各賦詩以記其事。宰相李昉、張齊賢，參知政事賈黃中、李沆亦賦詩以貽易簡”，太宗遂命將這些詩編為《禁林宴會集》。可見一時風氣。
蔡寬夫所謂“王黃州主盟一時”之論，為後世文學史傢沿用，然究竟如何主盟？史料尚嫌欠缺。王禹稱在《前賦春居雜興詩二首間半歲不復省視因長男嘉祐讀杜工部集見語意頗有相類者咨予且意予竊之也予喜而作詩聊以自賀》詩中言及自己學白崇杜之事：
命屈由來道日新，詩傢權柄敵陶鈞。任無功業調金鼎，且有篇章到古人。
本與樂天為後進，敢期子美是前身。從今莫厭閑官職，主管風騷勝要津。
此詩以略帶自嘲的口吻說自己官運不好，功業無成，但作詩還算小有成就。明言學白崇杜之詩路。衹是“詩傢權柄敵陶鈞”、“主管風騷要路津”二句，似不應直接理解為“主盟詩壇”，古人尚自謙，必不至如此自詡。大約衹是說：我為官雖不得要領，身不由己，作詩倒還對路，可以“主管”自己的詩情詩意。
《蔡寬夫詩話》有《王元之春日雜興詩》條亦載此詩故事：
元之本學白樂天詩，在商州嘗賦《春日雜興》雲：“兩株桃杏映籬斜，裝點商州副使傢。何事春風容不得？和鶯吹折數枝花。”其子嘉祐雲：“老杜嘗有‘恰似春風相斯得，夜來吹折數枝花’之句，語頗相近”。因請易之。王元之忻然曰：“吾詩精詣，遂能暗合子美耶？”更為詩曰：“本與樂天為後進，敢期子美是前身！”卒不復易。
被楊億收入《西昆酬唱集》的詩人中，也有幾位是先學“白體”的。如晁逈，太平興國五年（980）進士，仁宗朝官至禮部尚書，以太子少傅致仕，景祐元年卒，年八十四。《全宋詩》捲五五錄其詩五十六首，多為效白居易之作，藉佛、道之理消解俗生煩惱之意，如《靜深生四妙辭》之類。其中以《擬白樂天……》為題者八題九首，另有《仿歸去來辭》中有“白傅曾言歸去來，了知浮世非長久。獨步逍遙自得場，飲酒寢興隨所偶”；《醒默居士歌》中有“白氏先生耽醉吟，銜杯灑翰瓷歡心。樽空纔盡若為計？釋悶遣懷功未深”句。其擬白詩，大抵是講一些人生解脫之道，如“權要亦有苦，苦在當憂責。閑慢亦有樂，樂在無縈迫。”“心不擇時息，書不擇時觀。達理意無礙，豁如天地寬”之類。晁逈之學白詩，既學其意又學其辭。他年輩略晚於李昉和王禹稱，在李、王之後力效白體，正可說明白體詩經李、王一代人發揚，在真宗朝和仁宗前期，頗成詩壇時尚。
《西昆酬唱集》中的舒雅和刁衎皆曾參與過淳化五年（994）王禹稱等《題義門鬍氏華林書院》的集體題詩活動，其詩純似白體。張秉曾在鄭州與王禹稱聯句作詩，詩為白體。李維曾輯錄白居易的遣懷之作，“名曰《養恬集》”[15]。李宗鄂是李昉之子，曾勸王禹稱學白居易詩。就連“西昆體”的代表詩人楊億，也曾寫過《讀史斆白體》詩：
易牙昔日曾蒸子，翁叔當年亦殺兒。史筆是非空自許，世情真偽復誰知？
此乃效白居易《放言》其三：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薛未篡時。嚮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
魏野略晚於王禹稱幾歲，被方回歸入“晚唐體”詩人之列，然而司馬光在《溫公續詩話》中曾說“其詩效白樂天體”。他早期的五、七言詩確有白氏平易淺熟之風，後來又轉學晚唐賈島之詩。
另有一位對“白體”詩之風行一時至關重要的詩人，方回和後人都不曾提及。這個詩人就是宋太宗。今存宋太宗詩，據《全宋詩》捲二二所收，共五百六十餘首，主要為《逍遙詠》二百首，《逍遙歌》十六首，《緣識》三一八首。這些詩多為發揮佛、道義理，倡導安心靜處，勉勵人們淡漠功名利祿之作。而白居易中年以後的許多詩，正是從臣僚的角度，闡釋此類人生理念。茲引二人詩略作比較：
白《逍遙詠》
亦莫戀此身，亦莫厭此身。此身何足戀？萬劫煩惱根。
此身何足厭？一聚虛空塵。無戀亦無厭，始是逍遙人。
太宗《逍遙詠》
逍遙心自樂，清靜保長生。至道歸玄理，真空造化成。
輝華揚日彩，偃仰順風聲。裏外有何物？剛柔煉始精。
白《池上閑吟二首》其二
非莊非宅非蘭若，竹樹池亭十畝餘。非道非僧非俗吏，褐裘烏帽閉門居。
夢遊信意寧殊蝶？心樂身閑便是魚。雖未定知生與死，其間勝負兩何如？
太宗《逍遙詠》
非來非去亦非忙，所是凡為自短長。專志比徒歸一等，誰知禮度畏三光。
相傳衹要達真境，勿說辛勤卻易傷。授得道心皆語默，四時八節順陰陽。[16]
這樣的詩，白詩中常見；宋太宗之詩，則皆為此類。不僅詩意相類，且語體、風格俱似。由是觀之，宋太宗正是純學白詩者。
至此，可對宋初“白體”詩流行的情況略作總結。
宋初最早學白詩的人是李昉，助長“白體”流行最有力的人是宋太宗。白體流行是從太宗朝開始的。當時朝廷文臣能詩者，都參與君臣唱和或臣僚唱和，很多人都學“白體”。此風經真宗朝，至仁宗朝餘波尚存。隨幫唱麯之外，有些詩人學白頗有所成。明確提倡學白者是三李：李昉及其子李宗鄂、其唱和詩友李至。堪為代表者是宋太宗、李昉、王禹稱、晁逈。
北宋人所謂學“白體”，其含義主要有三層。
一是學白居易作唱和詩，切磋詩藝，休閑解頤。詩歌唱和，本屬文人閑情雅趣。由於其既富文化意藴，又見才華性情；既可用於歌頌，又可怡情，且俗人不能為之，所以當國傢初安，朝政多暇之際，元、白、劉詩歌唱和之舉，就很容易成為文人士大夫競相模仿的藝術休閑範式。太宗與群臣唱和，李昉與李至唱和，王禹稱與友人唱和，皆有效元、白、劉之意。
二效白詩淺切隨意，不求典實的作法。白居易的詩分類雖多，但淺近易曉確為其共同特色。這種詩隨意隨時吟成，不重學問典故，作來比較輕鬆便捷。這就很適合休閑唱和，臨場發揮。
三效其曠放達觀、樂天知足的生活態度，以及藉詩談佛、道義理。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附論（乙）《白樂天之思想行為與佛道之關係》：“樂天之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知足’。‘知足’之旨，由老子‘知足不辱’而來。蓋求‘不辱’，必知足而始可也”。“總而言之，樂天老學者也，其趨嚮消極，愛好自然，享受閑適，亦與老學有關者也”。從前述李昉、李至、李宗鄂、王禹稱、晁迥等人的言論和詩作中，皆可見此學白之意。宋太宗則是於此最用心者。
宋太宗對“白體”的愛好和倡導，是“白體”詩流行的主要原因。
首先，太宗尚文好詩，且喜君臣唱和，導致詩歌唱和蔚成風氣，而白居易的唱和方式正堪模仿。《石林燕語》捲？載：“太宗當天下無事，留意文藝，而琴棋亦皆造極品。時從臣應製賦詩，皆用險韻，往往不能成篇，而賜兩製棋勢，亦多莫究所以故，不行已相率上表乞免和，訴不曉而已。”以下錄自《長編》的一些資料可證太宗朝唱和之盛行。
捲十八太平興國二年春，開科考，殿試時太宗“禦講武殿，內出詩賦題復試進士。”試後“賜宴開寶寺，上自為詩二章賜之。”
捲二十太平興國四年五月已醜，太宗因北漢已平，“作《平晉賦》，令從臣皆賦；又作《平晉詩》二章，令從臣和。”同年六月，太宗率軍北徵，“作《悲陷蕃民詩》，令從臣和。”
捲二十一太平興國五年二月丙申，“上作《喜春雨詩》，令群臣和。”
捲二十五雍熙元年（984）三月己醜，“召宰相近臣賞花於後苑。上曰：‘春風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為樂，宜令侍從詞臣各賦詩。’賞花賦詩自此始。”數日後，“幸含芳苑宴射，宰相宋琪……與李昉等各賦詩，上為和賜之。”
捲二十六雍熙二年春，太宗“召宰相參知政事、樞密三司使、翰林樞密直學士、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三館學士，宴於後苑，賞花釣魚，張樂賜飲，命群臣賦詩習射。自是每歲皆然。”
其次，太宗希望臣僚們知足知樂，無論在朝在野，都要心志淡泊，樂為臣民。而白居易“外雖信佛，內實奉道”[17]的人生哲學和演繹老子“知足不辱”哲學理念的閑適詩歌，正符合太宗藉風雅詩歌以教化臣民的價值導嚮。前述太宗《逍遙詠》之類詩作，用意主要在此。
太宗對方外之士的禮遇和對黃老之學的提倡，也可證此意圖。《長編》捲二十五雍熙元年鼕十月：“上之即位也，召華山隱士陳摶入見。於是復至，上益加禮重。謂宰相宋琪等曰：‘摶獨善其身，不幹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在華山已四十餘年，度其年當百歲，自言經五代離亂，幸天下承平，故來朝覲。與之語，甚可聽。’……賜摶號希夷先生，令有司增葺所止臺觀。上屢與屬和詩什，數月，遣還。”
顯然，召見表彰的真實用意是鼓勵其“獨善其身，不幹勢利”。
又捲三十四淳化四年閏十月丙午：“上曰：清靜緻治，黃老之深旨也。夫萬務自有為，以至於無為；無為之道，朕當力行之。”
佛、道義理與風雅詩篇的結合，在太宗手裏成為崇文圖治的統治術。帝王如此引導，“白體”豈有不流行之理。
（刊於《中山大學學報》200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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