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与执著
百年前国人觅食他乡，纯为生计使然。国事尽管蜩螗，老华侨心怀魏阙，很少放弃叶落归根的打算。安布罗斯·比耶尔斯(Ambrose Bierce)在《魔鬼辞典》（The Devil?s Dictionary）中把移民到外国的人看成“把他乡认做比故乡好的糊涂人”。对老一代的华侨来说，这确是撒旦之言。月总是故乡的圆，只是撩人如秦淮月色，也难充饥，非走不可。
内乱一天不止，中国人认他乡做故乡的也越来越多。黄帝子孙当了“外国人”，心中是一种什么滋味?想来这是“传记文学”的一个好题目。如果能找到几个诺贝尔奖得主的科学家来坦白一番，固属好事。他们不肯就范，那么由别的行业的知名人士来写，一样饶有意义。
不过，这个构想，深知不易实行。一来中国人写自传，向无坦白隐私习惯。二来有资格被称为“花果飘零”的人，也许心里有数：在中国人面前坦白做“外国人”的心事，并不光彩。
中国人与真的外国人的分别，就在这一点。近阅特德·摩根(Ted Morgan)的传记《做美国人》（On Becoming American, 1978），益信一个白种人宣誓做美国公民的心情，与黄种人截然不同。摩根原名Sanche de Gramont，为法国贵族，还承受了伯爵名衔。他是外交官之子，大学在耶鲁就读，后来在美国待下来当记者。但他决定做美国人是四十岁后的决定。一入了美国籍，他干脆得连名字也改了。为什么选Ted Morgan?“因为这名字实际、干净利落，一目了然而又恰到好处。”（Ted是美国人对Edward或Theodore的昵称）还有这个原因：de Gramont听来有点装腔作势，而“摩根”呢，就像“张三李四”一样，大家平起平坐。
由格雷蒙伯爵（Count de Gramont）变为美国平民特德·摩根，自非出于衣食荣辱之考虑。西欧知识分子，为了就业的机会而转入美籍的，每年也有不少。可是动机总是出于求方便的居多，而出于文化认同的少。英法两国的文化，自是立国才二百多年的美国人所艳羡的。我自己就见过入美籍多年的英国人，说到“恩惠”，下笔时还用牛津字典的favour，而不是韦氏的favor，其心态可见一斑。换句话说，麦当劳归麦当劳，文化归文化。吃我无法躲开这一套，文化总是皇家的好。
摩根可不同，从他改名的决定可见他对美国的一切是近乎脱胎换骨地认同。他宣誓入籍时对法官说，今后将放弃伯爵名衔，一心一意做摩根先生。难怪《纽约时报》书评人莱曼?豪普特(Christopher Lehmann?Haupt)称他为“一个不寻常的移民”，又说如果他不放弃法国籍，保持伯爵地位，大可财色兼收。美国年轻漂亮有钱的寡妇多的是，其中有不少觉得其平生憾事，就是富而不贵，因此愿意奉献一切去过过伯爵夫人瘾的大有人在。
本质上，摩根不是那种坐享祖宗余荫的人。在巴黎社交场合中，他自觉是个“台词念得滚瓜烂熟，却是错演了角色的演员”。这种格格不入的孤独感使他认识到“美国，才是个不断革命的国家，世界的先锋”。
当然，做了美国人后的摩根，并不就因此事事推崇“美国第一”。他幽默的笔触，常在小地方流露出来。他列了美国十大虚有其表的“发明”，其中一项就是到时不闹，却用软木（corks）条子摩擦你的脸催你醒来的钟。
美国的十大建树，他举了速食店、口香糖、购物中心和衣服裤子用的拉链等。
幽默的一面说过后，摩根就点出美国文化一般的弊病，如反智心态、保守褊狭的思想和巧取豪夺的作风。不过，由于摩根深信美国的政制实在是可以实施“不断革命论”的，因此他的结论也是乐观的!兄弟们，这块地方的缺点固然多，但一切可以改善，别人在福中不知福啊!
摩根的这类体裁的书，美籍华人写不写得出来?论身份地位，1949年流落美国的寓公中，“院长”“部长”“省长”级别的，不知凡几。封建时代当伯爵，也许还有几分气派。20世纪70年代一个法国伯爵，除了不甘寂寞的美国寡妇外，也真的不会为识者注意了。比起吴国桢这类政要来，摩根真的不算老几。但吴国桢如有传记文字传世，记的一定是上海、台北的那些冠盖京华的日子。在美国二十多年的岁月，对他一生经验说来，如幻如真而已。
如果他入了美国籍，大概也是秘而不宣的事。他以前是K.C.Wu，做了美国人以后也是K.C.Wu。即使他的想法怎样跟摩根相似，想也不会易名为Ken C．Wood的。那还得了?不说别人，我若看到这样一本“自传”，马上就起“文化反应”：数典忘祖。
宗毓华（Connie Chung，电视界女强人）这一代美国华侨的心态，我想是微妙而又比较复杂的。她是“花果飘零”人士的后代，应存若干唐山记忆，不像土生土长的洪婷婷（《女战士》作者），做人做事有时特别表现得比美国人还要美国化。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包袱，负担得最重的，当然是五六十岁以上的异乡客。宗毓华或洪婷婷听到孔子后人招洋女婿或讨洋媳妇的消息，不会觉得是新闻；老头子听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排外思想?人种歧视?或者是大汉沙文主义所致?我想稍有理性的人都不会承认。只是无法否认的是：今后心中又有一个声音成了绝响。这是对晚一辈的人解释不来的事。
老一辈的人归化美国，最难克服的，就是这种文化上的“心魔”。在这里读书喝牛奶长大的孩子，有幸不受这种心理“故障”折磨，但肤色无法与主流民族看齐，也是无法完全认同的理由。“珍珠港事变”后被日本人关在集中营，开明的美国人至今引为国耻。这种遭遇，摩根之流是不会经历到的。在一般老百姓来讲，未入籍时的摩根，怎样看也看不出他不是美国人来。他入籍不入籍的分别，只有在出入美国海关时移民局的官员才会注意到。
苏曼殊时代，想必没有护照这劳什子的玩意。他到日本看母亲，讲日本话，人家就把他看成日本人。回到中国，他是《断鸿零雁记》的作者。如果曼殊要入籍韩国的话，只要韩文通晓，将如摩根归化美国一样，是天衣无缝的事。
认同美国宪法所立的价值标准不难，吃的一套也可慢慢适应。我从小是天主教徒，对美国钞票后面所印的In God We Trust（我们相信上帝）字样，可说见怪不怪。饭前祷文，也可以奉陪。只是有些心魔，尚未能拔除。美国人辩论民主自由的场合，好引宪法条文，动不动就来一句our founding fathers（我们立国的祖先）。宗毓华遇到这种场合，不知想到的立国祖先是谁。我自己，听的虽是英文，不知怎的竟想到唐宗宋祖。可见我对美国民主自由的遗产，认同无碍，但对祖宗给我的记忆，执著不放。
美国华侨知识分子很难写得出像摩根的那种收发自如的自传文字来。但如果改一个题目，不叫“做美国人”，而称为“我的美（国）化经过”或诸如此类的名字，我想还是有知名人士愿意坦白一番的。读研究院于美国、就业于美国、成名于美国而思想不受“美化”，吾未之闻也。
如果能拉到几位知名人士写这个题目，我们也许可以知道有什么地方值得美而化之，有什么地方应该“抱残守缺”了。
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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