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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评传 》 我的四爸巴金 》
我淋着雨，流着淚，離開上海……(4)
李緻 Li Zhi
單獨和四爸在一起的時候，我便告訴四爸，這次來上海是為了看望他。我知道眼病情況和治療方法，到醫院不過是拿一個挂號證。四爸原以為我“沒有歷史問題”，“不會受到多大的衝擊”。但，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我早年參加黨的地下組織，難道不是“假黨員”?一九四七年我在重慶被捕過，正好抓“叛徒”。我上中學時與所謂“鬍風反革命分子”有過接觸，曾在文章中引用過鬍風一句話，起碼算一個“小爬蟲”。加上我不“認罪”，又“拒不揭發”，態度“惡劣”。不過，終於查不到什麽大問題。在一九六九年底“解放”——我們連隊最後一個“解放”的當權派。今後怎麽辦?不知道。好在身體不錯，算個壯勞力，我不怕用自己的勞力維持生活。
四爸的“問題”沒有結論，因蕭珊媽媽去世，回傢聽候審查。四爸是我們國傢唯一不領工資的專業作傢，他的存款全被凍結。一個月衹許他取三百元，一百四十五元作房租，五十元供養蕭珊媽媽的父親，剩下一百零五元一傢四口人用。我問他夠不夠用，他泰然地說：“沒有什麽!我的生活很簡單。我告訴過九姑媽，必要時我可以衹吃面包。早年我在法國就是這樣。”
關心別人勝過關心自己，四爸一貫如此。當他知道我曾兩次回成都探親，便詢問我母親和幾個姐姐、姐夫的情況。我也主動告訴他我知道的一些親友的遭遇。他知道李宗林(成都市市長)被迫害致死時，顯得很難過。李宗林是他的朋友。
有兩個晚上，我和四爸睡在一個床上。四爸一九四二年回成都時，我剛滿十二歲，也和四爸睡在一起。當時正是四爸創作最旺盛的時候。時隔三十年，我又和他睡在一起，他卻碰到這樣不公平的遭遇。我在一篇短文中曾記敘了當時的心情：“我深切期望他能擺脫這不幸的處境，但我自己也不知道那黑暗的日子什麽時候才能結束。”……
我很想安慰四爸，可惜說不出什麽有力的話。我告訴四爸，無論怎麽批他，他並沒有被遺忘。特別是一些老同志，常悄悄問我有關他的情況，為他的遭遇鳴不平。當時，我不敢提這些同志的姓名。其中有曾德林(後為中宣部副部長)、蕭澤寬(後為北京市委組織部長)等。我還空洞地講了一些要“相信黨、相信群衆”這類的話，其實我自己早不相信什麽“中央文革”和其控製的“革命群衆”了。臨走前一天下午，我和四爸在二樓的走道上談話，我講了準備要求調回成都。想起可能面臨的各種情況，我終於冒出一句心裏話：“如果你的問題解决得不好，你可以回成都。我能用自己的勞動供養你!”當時，我們都很激動，四爸沒有說什麽，至少沒有表示反對。
這次和四爸會面，我不敢深談。但我親眼目睹了四爸的現狀：第一身體健康，第二精神沒垮。這就是希望! 我在上海衹呆了三天，第四天一早就得離開。我不想在離開時驚動四爸，但他和九姑媽幾乎和我同時起床。不湊巧，天下雨，而且下得不小。四爸把他的雨衣給我穿上，我們又一次緊緊握着手，互道：“保重!”我實在捨不得離開四爸，但我豈敢不按時回到要我“脫胎換骨，重新做人”的“五七”幹校? 我衹得雙手提起行李，毅然離開傢門，快步趕到公共汽車站。
我滿臉流着水，是雨水，也是淚水。
一九九五年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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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三聯書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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