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40天，胡秋原的拘役期到了。
亲朋好友去狱中将他接出来。胡秋胡回到家中，想起被拘役的日日夜夜，心里颇不服气。他恨李敖，也恨法院的那些法官们。
他没有其它办法报复李敖，只有写文章。他写的文章哆哆嗦嗦，又臭又长，加上别的刊物都怕得罪李敖，不愿刊登，他只有在自己的地盘——《中华》杂志上，再写攻击李敖的文章。
后来，他又想到“立法院”有个《“立法院”公报》，在政界有较大的影响，也可当作打击李敖的阵地。
于是，他在《“立法院”公报》第80卷第55 期及《中华》杂志第33——39期上，连续写了攻击李敖的文章。
胡秋原的这种做法，李敖自然不能容忍。
他决定抓住胡秋原文中的诽谤语言，穷追猛打，继续状告。1991年11月30日，他又向台北地方法院递交了状子，告胡秋原犯了新的“诽谤罪”，法院受理了此案。
法院在审理此案时，未秉公断案，使案件一波三折。李敖一发现法官不公，马上上诉、反驳，使法官难以偏袒胡秋原，李敖终于胜诉。
后来，胡秋原见罪名难以弄脱，便在经济上力图避免赔偿，并扯些歪理在法庭上纠缠。法官听信了胡秋原的申述，认为胡有82岁，已从“立法委员”岗位上退职，《中华》杂志每期只发行2000本，是亏损杂志，从其身份、地位、经济状况看，赔偿太多的钱有困难。
1992年6月25日，李敖写了民事上诉补充理由状《驳法官蔡尊五、廖宏明、郑淑贞》，指出胡秋原不是没有钱赔，而且是很有钱，李敖提出的证据共有6 项：
1、40年来胡每月领有巨额“立法委员”薪水；
2、曾领有大量稿费；
3、胡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时，领有津贴，与美国费正清合作搞
学术计划时也有补助；
4、领有“立委”退职金500万元，而且全数存入银行，每月领取优惠利息7
万元；
5、胡在台北县新店中央新村有价值200万房屋、土地；
6、胡的子女长大成人，可以回馈父母。
1992年12月8日，李敖又写了《“小可怜”与“老可怜”》一文，将胡秋原在法庭上散布的一些不实言论一一进行了驳斥，坚决要求胡秋原进行赔偿。
对胡秋原的新动作，李敖的金星火眼时时罩着他，防止他摆脱赔偿。
1992年底至1993年初，李敖又发现胡秋原搞小动作。按照1991年10月4日台湾高等法院的判决，胡秋原诽谤李敖的罪名成立，不能上诉，不能再犯。应说，此案到这一步已告一段落。可过了几个月，胡秋原明文不写，却又用心思，暗地在社会上出售有攻击李敖文字的《中华》杂志第27卷第315 期至第28卷第323 期，对李敖造成新的伤害。
李敖对此很气愤，马上在报刊上写了揭露文章《当知所警惕而无再犯之虞吗？》，将胡秋原的小动作予以公开，并以“诽谤”罪名告到了法院。
胡秋原说，他出售禁卖的《中华》杂志是“非营业之用”，也不是有意诽谤。对胡秋原的谎言，李敖在法庭用证据当面予以戮穿。
此后，李敖与胡秋原在法庭上为赔偿金问题纠缠了很长时间，李敖以胡秋原的诽谤对他造成的伤害太大为由，要求胡秋原最少应赔200万元，而且应从1991年8月22日起，至赔偿日止，并按周年利息5%计算。胡秋原却不停地上诉，并蛮缠叫苦，死不愿赔偿。
1992年11月20日，胡秋原在给台湾高等法院的状子中说：“被告从政50余年，虽著作等身，被称为‘国’内外知名作家，……经济情况却甚差，现只有台北县新店市中央新村5 街11号房屋以为栖身之所，如被拍卖，即将流浪街头，现一家生活费及医药费，系专靠‘立法委员’退职金定期存在台湾银行优利存款月得息7万余元，以资维持，此外别无产业。捉襟见肘，经济持据，概可想见。”
对胡秋原的一再叫穷，李敖当然不理会，马上写了《流浪街头及其他》一文，用事实指出胡秋原有钱，而且有很多的钱，坚决要求胡秋原作大额经济赔偿。
请欣赏:
请给我换一个看看！ 拜托，快把噪音停掉！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 Previous Chapter Next Chap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