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类 》 禪宗與道傢   》 隱士思想與道傢      南懷瑾 Na Huaijin

　　隱士思想，歷來占據傳統文化精神最崇高、最重要的地位，衹是它如隱士的形態一樣，一嚮采取“遁世不見知而無悶”的隱逸方式，所以被大傢輕易忽略，而容易忘記。如果強調一點來說，隱士思想，與歷史上的隱士們，實際上，便是操持中國文化的幕後主要角色。至於講到道傢的學術思想，更與隱士思想，不可分離。與其說道傢淵源於黃、老，或老、莊，毋寧說道傢淵源於隱士思想，演變為老、莊，或黃、老，更為恰當。為什麽我們提出隱士思想的重要至於如此呢？簡單地舉出三個理由，加以說明，便可易於明了其中的道理了。
　　（一）上古歷史傳說上的反證
　　我們的歷史，自上古以至秦、漢。可稱為正史的，除了孔子著的《春秋》，以及春秋的三傳（《左傳》、《公羊》、《𠔌梁》）與《國語》以外，便是孔子和孔門弟子參加修整過的五經（《易》、《禮》、《詩》、《書》、《春秋》）。後人有所謂“六經皆史”的說法，那便是說，我們所保留的五經資料，都是具有充分價值的史料，但是，這些都是屬於正史的題材；此外，如自古流傳，散見於民間及諸子百傢的傳說當中，所記述有關的史料，是屬於歷史背景上反證的部分，也不能說毫無采信的價值。相傳歷史上的隱士，在三代之際，便有許由、巢父、卞隨、務光等人，這些人物，大多都是“視富貴如浮雲”，所謂敝展功名，薄視帝王而不為的角色；同時，又說他們的學問、道德、人品，都是有超人的成就。正因為他們浮雲富貴，敝屣功名，所謂“天子不能臣，諸侯不能友”，因此使我們歷史上所推崇的聖帝明王，如堯、舜、禹、湯等人，都為之禮敬景仰有加；換言之，凡是上古的聖君名王，無論為政為人，最顧忌的，便是隱士們的清議與輕視。尤其在野的知識分子，和民間的心理，對於隱士們態度的嚮背，非常重視，到了秦、漢以後，司馬遷作《史記》，特別點出隱士一環的重要，把他和謙讓的高風合在一起，指出中國文化，與中國文化人高尚其志的另一面目。因此他寫世傢，便以《吳太伯世傢》做點題；他寫列，便以《伯夷列傳》做點題，尤其他在《伯夷列傳》中，藉題發揮，大發其歷史哲學與人生、世事哲學的議論，比他的自序，還要進一層，深刻透露出文化哲學的觀點，強調隱士思想的背景，與其崇高的價值。
　　（二）孔子與隱士的思想
　　其次，如衆所公認我們大成至聖先師的孔子，大傢都知道他是一個心存君國的救世主義者，他要面對現實，反對逃避責任，但在他的一生裏，卻極力贊嘆伯夷、叔齊和吳太伯等人的讓位逃、隱，推崇他們的人格。他也講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的處世方法，同時提出“寧武於，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的觀感等等。這是說明孔子儘管自己具有人世救世的願望，但對於隱士思想“賢者避世，其次避地”的作法，仍然非常贊同，甚至他有的處世方法，也不得不取與隱士思想雷同的態度。所以在他周遊列國的時期，遭到晨門者、荷贅者的譏刺；碰到長沮、桀溺的批評；領會楚狂接輿的諷勸，他衹有會心的嘆息，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衹有在桀溺對他批評說：“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闢人之士也，豈若從闢世之士哉！”他曾莫可如何地加以按語，纔有“鳥獸不可與同群，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的感嘆。後來大傢便引用他說“鳥獸不可與同群”的一句話，認為是孔子駡隱士們逃世消極的醜陋判語，其實，他說這句話，並非如後世人所想象的那樣醜陋與惡毒，他衹是說出入各有志，彼此各行其是的感慨而已。因為鳥是飛的，獸是走的，所謂遠走高飛的消極者，與積極人世者，彼此都可各行其是；表明他自己，决心走的是人世救世的路綫。我們衹要一讀司馬遷寫《老莊申韓列》中，由孔子對於老子的按語：“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遊者可以為給，飛者可以為繒。至於竜，吾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竜耶？”一段話，便可瞭解孔子所說“鳥獸不可與同群”的語意何在了。並且由此也可以明白他對於隱士思想的估價，和推崇老子為高隱代表者的表示。因此司馬遷寫在捉摸不定的老子傳裏，也就有了“老子，隱君子也”的結論。總之，孔子的思想，與秦、漢前後所號稱的儒、道兩傢思想，他們在原始的本質上，對於“君子乘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囗以行”的立身處世的態度，是完全一致的，尤其對於“蓬囗以行”的隱士們，和隱士思想，是具有“心嚮往之”的潛在情感的。
　　（三）隱土與歷史政治的關係
　　講到歷史政治與隱士的關係，這在我們整個的歷史係統裏，是一個非常有趣味的問題，衹是大傢都相沿因襲慣了，談到歷史，不是用一本正經的嚴肅面孔來讀，便抱着疑信參半的態度來研究；可是無論屬於哪種方式，對於歷史政治上幕後隱士們的價值，都被忽略過去了。我在前面曾經強調說，隱士思想與隱士們，是操持中國文化的幕後主角，但是自古以來，真正徹底的隱士，已經無法確實得知他們的事跡，衹有被道傢的人們，搜羅一部分，假托一部分，歸入若隱若現的神仙傳記裏去了。我們現在提出與歷史政治有關的人物，也衹能算是“半隱士”的一樣。所謂“半隱士”，就是說他們的生平，或者在前，或者在後，過的是隱士的生活，其餘半截的生活，就出山人世，參與現實社會，和實際的政治有了牽連。關於“半隱士”與“隱士”，我們引用宋代詩人陸放翁的一首詩；做為恰當的說明、放翁的詩說：“志士棲山恨不深，人知已是負初心，不須更說嚴光輩，直自巢由錯到今。”他認為真正的隱士，入山唯恐不深，避世唯恐不遠；而被人知道出了名的隱士，已經辜負了自己當初逃隱的動機了，姑且不說別有用意的嚴子陵們，就是許由、巢父他們，被人發現了蹤跡，有了“高尚其志”的“隱士”聲名，也早就錯到底了。這雖是陸放翁有所感而發的話，然而也足以代表“半隱士”們的一般感嘆！至於歷史政治有關的“半隱士”，例如伊尹、傅說、姜尚，以及間接有關的，鬼𠔌子、黃石公，與秦、漢以後的“半隱土”如良、司馬德操與諸葛亮。南北朝以後，列入道傢人物的，如王猛、陶弘景，唐代的魏徵，宋代的陳摶，元代的劉秉忠，明代的劉基、周顛，清代的範文程等等，都是其中的犖犖大者，為一般比較容易熟悉的人物。這便形成中國歷史政治上特有的情形：凡在撥亂反正的階段，或建國創業的時期，身為中國文化幕後的“隱士”們道傢的人物，就見危受命，挺身而出，代表一般山林在野的志士們的精神，輔翼命世之主而創造新的時代和歷史。到了治平的時期，便又默默無聞，把成果與責任，付之自命為儒生們的手裏了。因此，我們要瞭解，中國歷史的演變，及其興衰成敗，成學術思想的關鍵，幾乎有一共通不易的定例：那便是凡當撥亂反正的時期，大多是道傢人物與道傢學術思想的功勞；到了天下太平，坐而論道，講究修齊治平之學的時期，就成了儒傢的天下了。“隱士”的道傢人物們，對於過去中國歷史政治具有這樣舉足輕重之勢，除了“通古今之變”，如司馬遷等少數人以外，一般人幾乎不明實況，所以把真正道傢的人物，與真正道傢的學術思想，就一直蒙在冤枉的檔捲中了。我們姑且舉出正反面一、二種歷史資料，以便有一新的認識，恕限於時間與篇幅，不能具體地詳細講明。
　　1．歷史上畏懼“隱士”思想的反面
　　周代：“太公望（姜尚，字子牙，因功被周室尊稱為太公），封於齊。齊有華士者，義不臣天子，不友諸侯，人稱其賢。太公使人召之三，不至。命誅之。周公曰：此人齊之高士，奈何誅之？太公曰：夫不臣天子，不友諸侯，望猶得臣而友之乎？望不得臣而友之，是棄民也。召之三，不至，是逆民也。而族之以為教首，使一國效之，望誰與為君乎？”
　　這一歷史故事，便是說明姜太公得封為齊君以後，要殺齊國的“半隱士”華士。他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請他三次又不出山，這便使“半隱士”出身的姜太公動了殺心了。因為姜太公是行傢，他懂得“半隱士”的利害，又加上他初到齊國，舊有的地方勢力，還沒有投誠，他决不容許這種不合作的作風養成。所以周公吃驚地問他，你何以隨便就要處决一個“高士”呢？他就說出他的意見，認為假使像華土這種人，還要褒揚他，那麽，我還要做齊國什麽人的君王呢？這真是痛痛快快地說明統治者的苦經，同時，也由此可以瞭解上古對“隱士”思想的重要性。
　　其次：在戰國末期，齊國派使臣到趙國去，趙國的女主趙威後，在接見齊國大使的時候，還沒有談到正題，趙威後便問了幾個有關齊國政治的問題，最後，便說：“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傢，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這個外交史上的故事，正和姜太公要殺華士的說法，是同樣的觀念，可見在春秋、戰國時期，當權者對於“半隱士”的畏懼，和懼怕俠義道的情形，是同樣的心理。其實，齊國的“半隱士”於陵子仲，已經大非姜太公時代的華士可比，趙威後挑撥齊國大使，也許正是懼怕這個“半隱士”於陵子仲的才能，對於齊國與趙國之間的外交政治上，是一個有暗中左右力量的可怕人物，所以他在急於去掉故國賢人的心理意識上，便衝口說出這種政治心理作戰的話來了。
　　2．歷史上尊重“隱士”思想的正面
　　帝堯想要讓位於許由，周初用姜太公的建議，尊重伯夷、叔齊的志節，這些都是大傢所熟悉知道的事件。秦始皇一怒而坑不聽命、不合作的儒生，因此又大失人心，漢高祖要想換立太子，結果日後用了張良的建議，把那高隱在商山的四皓，素來不理漢高祖的四個“半隱士”，死拉活扯地拖下山來，做了太子的老師。這樣，便使漢高祖不能不屈服，衹好變更計劃，也就不敢再談換立太子的事了。此外，如歷代帝王嚮山中的“隱士”，動問國傢大計的，也例不勝舉，有名的如陶弘景，稱為山中宰相。因此，在歷史文化的著作上，便有上古的“隱士”，秦、漢以後的“神仙”，唐、宋時代的“高士”與“處士”等無位而得高名的稱號産生。尤其在宋代，有一類的“處士”，以“半隱士”的姿態而得到一舉成名的光榮，致使後人笑他們有“功名捷徑在煙霞”的譏刺。以及後來兩宋理學家們，講學不仕的作風，都是由這種統文化幕後主角的“隱士”流風所造成的。清兵入關以後，英明的康熙，屢開博學鴻辭科來網羅不稱臣、不投降的漢族知識分子，也便是對付“隱士”的一個政策。
　　我們為了說明道傢學術思想的淵源，稍微多加牽扯了有關於隱士的問題，暫且到此為止。至於“隱士”思想，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價值與利弊，一時很難詳細來說明，總之，姑且拿老、莊做代表的道傢“隱士”思想，與孔、孟做代表的儒傢思想來說，他們最高的目的，和最基本的動機，所謂救世治平的宗旨，其實並無兩樣。所不同的，就是采用的方法與態度，各自別有主張。儒傢的孔、孟，他們的作法是積極的強行人世，冀圖輓救世道人心；道傢“隱士”們的主張，是因勢利導，處之於無形。所以道傢的方法是用“弱”、用“柔”，結果往往被用錯，而致於柔弱不堪，這是它有害的一面。但在好的，有利的一面來講，它正是《易經》乾卦上。用九”的精神，所謂“見群竜無首，吉”。“竜德而隱者也”。因為它不在任何的那一個交位上，所以它能夠絶對的冷靜，絶對的客觀，在幕後領導九五的變化。倘使它也人了交位，當然便被變道所構，自身難免不受其變，而無補於時艱了。我們研究道傢的應用，必須先要瞭解這個精神，才能談道傢對於中國文化的利弊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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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佛學與中國文化的因緣佛學內容簡介
禪宗概要禪宗叢林制度與中國文化教育的精神道傢學術思想與黃老、老莊的淵源
隱士思想與道傢方士的學術與道傢關於道傢方士學術思想的淵源
道傢與道教學術思想的內容漢魏以後的神仙丹道派道傢與道教宗祖人物思想的略論
道教道傢及道教思想與中國文化的教育精神《禪與道概論》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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