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以后，在北京，《美食》杂志请我去品尝金翅楼行政总厨王涛制作的红扒鱼翅，品尝罢入席喝酒，遇见一位同乡陈绪荣，碰杯后即邀请我去他的大江峡酒家尝他的手艺，我后来去了，同桌有另几位烹饪大师，还有《中国食品》杂志的主编，席间上了一土钵“野湖小鱼”，这菜霎时引领我回到故乡，我好喜欢。酒罢，我向他讨教了做法，回去也想做，到八里桥干菜市场寻找，却被我找到了。此地也有干的“野湖小鱼”，１２元一斤，买了一斤依法炮制，然味觉不及陈绪荣的手艺，就电话向他讨教。他说，烹制时要略搁一点猪油提味。我恍然大悟，我做菜不放猪油，以为它增脂肪，却不曾想，他人做菜或许会放猪油。“野湖小鱼”，其中有小黪子鱼，其他的小鱼，我能用鄂东南的方言叫出名字，无法用普通话表达，反正是野湖的小鱼罢。我想，哪天还是回到南方的野湖去垂钓，等到一个炎热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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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蕾上的故乡
人对食物依赖的惯性，可能要超过语言，所谓乡音未改鬓毛衰，那是在没有统一的标准语音以前，相同的汉字，在不同的地区作不同的发音，今天有了全国的统一音标，有了现代传媒，普通话有较大普及，到上海、广州、武汉、天津、重庆这些大城市走一走，它们仍是方言城市，乡音不改，可也能双语，或多音表达。尤是少年学子，在学校受到普通话教育，改变的几率大得多，至少也改它个南腔北调。那么味觉呢？一个少年离乡，在外面闯荡生活了数十年，口音也完全异化了，然对故乡的一味普通食品，却怀着无限忆念。《温州晚报》的程绍国说，历次进京前打电话问林斤澜先生要带点什么，林斤澜先生只说要带鱼生。林斤澜原是温州人，以前一直以为他是北京人呢。鱼生，小带鱼和萝卜丝混合盐腌，加红曲，但它仍是生的，外人难以吃出其妙处。据说温州人把它带往海外，欧美国家海关的检测警报响 起，拿去检测，细菌超标３００万倍，海关检查官问做什么用（人家以为是毒品吧），温州人说是吃的，检查官就如见到外星人：这也能吃？啊，这也能吃？温州人再带鱼生去海外，就包数层塑料袋，不让海关检测仪测到。
能吃。温州人的胃里早已培养出消化这种细菌的酶，也有了鱼生的味觉记忆，它不会被岁月漂白，不会被时间磨灭。我吃过鱼生，它咸得厉害，微苦、微涩、微腥，有陈腐蛋白质的味道，这味道极好下饭，我能够接受它，然不会与温州人一样，对它产生深刻的怀想。我知道，我不是温州人，它的内在的因素是我没在童年吃到它，这十分重要。我的童年在江西的南方度过，最喜欢吃一种粉蒸肉，这粉蒸肉的做法与湖北的粉蒸肉完全不同。其做法是将猪肉切片，蘸过盐水，裹精细米粉放进一个大瓦钵里，过些天油渗出来，放簸箕上搁到屋瓦上晒。晒的天数越多越好，也可以用铁锅烘，烘得油完全渗透米粉，外层的米粉略焦，则有另一番味道。由于痴迷这种有腊香味的粉蒸肉，其他做法的肉类，我不爱吃，尤见瘦肉，如临大敌。童年喜欢上的味道，再不可以改变，它不可能从心灵中格式化。所以，味觉是故乡给出门人装置的终生的味道识别系统，它是故乡物产与人文的灵魂深处的烙印。带着这个系统，它像防火墙一样自觉地抵制客乡味道进入心灵最深处。
人都有一种味觉固执，坚守故乡的味觉比永久还久。人到中老年，尤甚。老年人对味觉的执著，还希望传给下一代和下下一代，用味觉维系乡土亲情，是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这还不像广东女人的口号：要想老公回家睡，你要拴住他的胃。广东女人很功利性地练习煲汤，那是她们情战的辅助手段。你可以不爱我，难道你不爱我煲的一罐好汤吗？广东女人，不爱红妆爱煲汤。然血缘之亲不一样，做祖母的可能将她最喜欢的东西喂给孙子或孙女，比如她喜欢的腐乳，豆瓣酱、泡萝卜或薯片等等小事物，久之，儿童便对祖母产生味觉依赖。因此，在他读中学或大学时，一定会在某篇作文中提到“奶奶的酸萝卜”之类，但是这好么？我现在不喜欢二元对立论，非黑即白，不好就是坏的，不是坏的就是好的，世界上的事情不该是这样简单和绝对，惟感觉孩童们清纯的味蕾，不宜让奇怪的，尤是陈腐的味道覆盖，这会导致他的味觉取向与社会价值观产生偏离，会积淀为顽固性的味觉偏执，为人之性格也就孤僻。孩童的味觉，这个人生的初始阶段宜品尝健康、新鲜、营养全面的食品，这个味觉定形之后，一生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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