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普通市民自己就能看出的那樣，流動資本和就業崗位緊密地互鎖在一起，蕭條歲月就跟它們之間缺乏接合有關。收入上所發生的事情可以簡短地顯示出來。國民收入從1929年的810億美元減少到了1930年的不到680億美元，然後飛流直下，降至1931年的530億美元，並在1932年以410億美元觸底。相應的，在這一時間跨度裏，國傢的財富估值從3,650億美元下降到了2,390億美元，這一下降，代表了不動産、資本和商品的貶值。當然，全國有很多實體工廠，都在閑置和荒廢中生銹。這三年，總共有85,000傢企業破産，留下了45億美元的債務，5,000傢銀行停止支付。900萬儲蓄賬戶被一筆勾銷，工資損失維持在260億美元以上。
美國經濟的債務融資結構基本上沒什麽改變——1932年付出的利息衹比1929年少3.5%——與此同時，在其他領域，通貨緊縮在瘋狂地繼續，使得長期債務比藉款人在借錢時所預期的更要命。作為薪金支付出去的錢減少了40%，分紅減少了56.6%，工資減少了60%。危機之初，在鬍佛政府的強烈要求下，主要工業企業工資削減的比例都很小，但是，在1929年～1931年9月之間，通過工作小時和工作日的急劇減少，他們還是設法把薪水册上的金額猛砍掉了40%。由於工人家庭不得不靠工人帶回傢的錢維持生計，上述措施在頭條新聞裏看上去比在個人身上似乎更好一些。
對於整個國傢而言，人均實際收入（與生活費用相適應）從1929年的681美元狂跌至1933年的495美元。在經濟金字塔的頂端，報告年收入超過100萬美元以上的人數，從1931年75人下降到了第二年的20人。儘管有來自政府圈和金融高層的反復保證：衰退已經觸底——這幫預報員們喜歡稱之為“終極低𠔌”——但總的商業趨勢還是斷斷續續地下降了3年多的時間。
很多工業企業和小商業甚至拒絶口頭上支持政府要它們維持工資水平的懇求。日益增長的失業逆流，導致一些百貨公司付給員工的薪水甚至低到了每周5～10美元。對一群在芝加哥工作的女孩子所作的調查顯示，絶大多數人在為每小時不足25美分的薪水而埋頭苦幹，四分之一的人在10美分以下。成衣工、糖果店雇員和罐頭廠工人，都屬於受剝削最殘酷的階層。紐約第一流速記員的薪水，從每周35～45美元下降到了16美元。家庭傭人不得不為了每個月10美元（外加膳宿）而勞作。像往常一樣，沒有技能的工人是先頭部隊，緊隨其後的是白領工人和技術員。專業階層稍後纔感覺到了震動，當教師和牧師們的薪水被削減或淪為白條的時候，其他專業群體的業務也迅速下降，而收費卻越來越難。即使在1936年，醫生們的收入也依然比他們在1929年的水平要低18%到30%，律師的收入要低18%到38%。
從收入降低和流動資本減少轉到硬幣的另一面，你所看到的，就是失業人數的那一面。1930年4月，鬍佛總統下令，挨傢挨戶調查失業的情況，這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次聯邦失業人口普查。總共已報告失業的可雇傭人員有300萬稍多一點，相比之下，有4,500萬人有報酬地被雇傭。但大潮漲得很快，1931年1月，商務部根據取樣所作的一項專門普查顯示有600萬人失業。在這一年結束之前，幾乎所有評估者都同意：失業人數已突破千萬大關，1930年又有四五百萬人失業。多虧了季節的因素，以及或進或退的局部波動，全國的圖景纔經常改變。失業往往還自我繁殖，那些拖傢帶口的賦閑男人，都不得不參與爭奪任何收入微薄的零工崗位。儲蓄的耗盡和投資的損失，迫使那些上了年紀的老人也加入到這場瘋狂的搜尋中，並被計算在內。
這一周期産生了其不斷改變的標志和象徵。如果說，1931年那依然愉快的絶望具體體現在歌麯《生活就是一碗櫻桃》（Life Is Just a Bowl of Cherries）中的話，那麽，1932年更嚴酷的下降則被體現在《兄弟，你能省一毛錢嗎？》（Brother, Can You Spare a Dime?）中，這是代表受害人（比如失業退伍老兵或工業帝國被拋棄的建築者）發出呼籲。失業大軍，以及在面對失業時所表現出的自豪，其最令人難忘的符號，還得算是蘋果。1930年秋，國際蘋果托運人協會設計了一套處理産品過剩的方案。方案建議，把蘋果賒銷給失業者，以每衹5美分的價格零售。到11月初，6,000個蘋果銷售員站在了紐約大街的人行道上，這個主意很快就傳播到了其他地方。在大蕭條的早期階段，美國人（無論是窮人還是富人）的堅定自信，抑製了直接救濟或施捨的想法，而在英國，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就一直是這麽幹的。但是，給過往行人的這點微不足道的甜頭很快就失去了它的新奇。1931年，曼哈頓開始禁止在某些大街銷售蘋果。到1932年，據說人們都“厭惡蘋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