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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义说部 》 民國春秋 》
第二捲·第二十七章 南湖船頭
劉鳳舞 Liu Fengwu
廣東是新思潮傳播較早的地區之一，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在廣州引起了強烈反響。1919年春，一個叫鄭蒼生的人在廣州建立了“共和工黨”，出版《共和工黨》月刊，雖然這個組織在1921年秋停止了活動，但其主要成員後來參加了廣東黨的早期活動，有些人加入了共産黨。
五四運動爆發後，廣州組織了學聯和進步團社，出版進步書刊，涌現出一些群衆領袖，如彭湃、楊匏安、劉爾崧、阮嘯仙、周其鑒等。楊匏安是最早在廣東宣傳馬剋思主義的人。
楊匏安是廣州香山縣人，他本來在家乡教小學，由於揭發校長貪污學款，遭到校長忌恨，而被誣入獄。他出獄後為尋求真理東渡日本，在橫濱勤工儉學，接受馬剋思主義。回國後在澳門教書，不久到廣州時敏中學任教，同時兼任《廣東中華新報》記者。1919年7至12月在《廣東中華新報》發表《唯物論》、《社會主義》、《共産主義》，《馬剋思主義——
一稱科學社會主義》等十幾篇宣傳馬剋思主義的文章。
1920年10月，北京大學畢業生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3人，從北京經上海回到廣州，他們都是陳獨秀、李大釗的學生。
陳公博的父親陳緻美曾任廣西提督，因參加反清活動於1907年被捕入獄，辛亥革命後任省議會議員、都督府軍事顧問，1912年9月去世。陳公博從小受到文武兩方面的訓練，擅長寫作、武術、騎馬，身強力壯。他從15歲起學習英語，在父親入獄後，他靠當家庭英語教師糊口。父親擔任省議會議員時，陳公博剛剛20歲，居然當上了縣議會議長，同父親一榮俱榮。但是，父親要求自命不凡、不可一世的兒子去求學，他便在父親去世後擔任兩年教員，於1914年考入廣州法政專門學校，1917年畢業後又考入北京大學哲學係。
同陳公博在北大同一宿舍的廣東老鄉譚平山，比陳公博年長4歲，倆人同一年進入北京大學。譚平山看上去比較老練，且具有名士風度，充滿浪漫氣息。
譚植棠是譚平山的族侄，比譚平山小7歲。他樸實無華，忠誠待人，也是1917年考進北京大學的。
這3人回到廣州後，便和阮嘯仙、劉爾崧、周其鑒等取得聯繫，創辦了廣東《群報》，並把《群報》作為宣傳馬剋思主義的陣地。
在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3人回廣州的十幾天以前，有兩個俄國人來到廣州，一個叫米涅爾，一個叫別斯林。他們以蘇聯政府代表的名義，在廣州設立了羅斯塔（塔斯社前身）分社。他們到廣州前，先到北京大學找李大釗，通過李大釗又認識了無政府主義者黃凌霜。黃凌霜帶他們到廣州來，介紹無政府主義者梁冰弦、黃鵑聲、區聲白、劉石心、梁一餘、梁雨川、譚祖蔭7人與他們見面，俄國人同他們交談了幾次，他們歡迎俄國人幫助他們搞革命活動，於是，他們創辦了《勞動者》周刊，成立了工人俱樂部，並且建立了廣東共産黨組織。
譚平山、譚植棠、陳公博沒有參加由7個無政府主義者和兩個俄國共産主義者組成的共産黨，他們認為：這個廣東共産黨，與其稱作共産黨，不如稱作無政府主義的共産黨。
1920年，廣州好戲連臺。粵軍攻剋廣州，孫中山回到廣州重建民國政府，擔任省長的陳炯明於11月寫信給陳獨秀，邀請他去廣州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兼大學預科校長。
陳獨秀接到邀請之後，寫信給李大釗商量是否去廣州的問題。李大釗認為，領導廣州教育工作，有兩個重要作用：（1）可以將新文化和社會主義思潮廣泛的帶到廣東去；（2）可以在那裏發動共産主義者組織。
陳獨秀對廣東寄有較大希望，認為廣東有革命的光榮傳統，很想去那裏一面宣傳馬剋思主義，建立廣東黨組織，一面從事教育改革。於是，他嚮陳炯明提出去廣州任職的3項條件：（1）教育獨立，不受行政干涉；（2）以廣東全省財政收入的1A10撥充教育經費；（3）行政措施與教育所提倡之學說，作同一之趨勢。
陳炯明答應陳獨秀的條件，並電促他來粵。陳獨秀離開上海之前，把上海發起組書記職務交給李漢俊代理，於12月17日乘船去廣州，同行的有袁振英、李季等人。
12月25日，陳獨秀等抵達廣州，下榻大東酒店。他首先和米涅爾、別斯林取得聯繫，接着同梁冰弦、區聲白等7位無政府主義者一起開會，研究黨組織問題。陳獨秀在會上把他起草的一份黨綱拿出來討論，7位無政府主義者見內有無産階級專政等觀點，表示不願接受。雖經陳獨秀再三說明，他們仍然反對。於是陳獨秀提出：大傢主義不同，終究是要分開的，聯合起來，會因活動手段、策略不同，引起爭論，不如現在就分開，各走各的路好。
廣州的無政府主義者退出了共産黨，北京、上海的無政府主義者也相繼退出了共産黨組織。
已在廣州的3位學生譚平山、譚植棠、陳公博，在陳獨秀出現在大東酒店時，便趕來歡迎。陳獨秀對他們辦的《群報》很是稱贊，要他們不尚空談，切實研究社會實際問題的解决方法，進行踏實的工作，並和他們商談了建立共産黨組織的問題，經過幾次醖釀，在無政府主義者退出黨不久，他們重新建立了廣東共産黨支部，由譚平山任書記，譚植棠管組織，陳公博管宣傳。
陳獨秀不久定居在泰康路附近的回竜裏九麯巷11號樓2樓，他在門口貼着上書“看雲樓”的白紙。陳獨秀在“看雲樓”安營紮寨，擴大馬剋思主義宣傳陣地，發起組織馬剋思主義研究會，並以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的身份，推薦譚平山任副委員長，委托陳公博辦宣傳員養成所，培養革命骨幹。宣傳員養成所不久改為宣傳員學校，陳公博任校長，譚植棠任教導主任，是一所培養具有初步共産主義理論知識，嚮廣大工農群衆傳播馬剋思主義的學校。
廣州黨組織的成員除陳獨秀、譚平山、譚植棠、陳公博外，從上海來到廣州的原上海發起組成員瀋玄廬、李季、袁振英等也參加了廣州支部的活動。1921年5月，李達、李漢俊派包惠僧到廣州，要陳獨秀回上海主持黨的工作，包惠僧也暫時留在廣州，參加支部的活動。
在留洋學生中，除參加上海共産黨發起組的施存統、周佛海在日本成立日本小組外，張申府在留法學生中建立了黨的組織。
從1919年春到1920年底，中國有1600餘名青年涌入法國勤工儉學。他們中間有蔡和森、蔡暢、李富春、嚮警予、李維漢、劉清揚、周恩來、陳公培、趙世炎、王若飛、李立三、徐特立、陳毅、聶榮臻、鄧小平、傅鐘、蕭三、陳延年、陳喬年等等。
張申府在1920年秋加入北京支部後，同蔡元培一起來到法國。張應裏昂中法大學校長吳稚暉的聘請擔任邏輯學教授。
張申府在法國發展了劉清揚入黨，並結為夫妻。張申府、劉清揚發展了周恩來入黨。
周恩來字翔宇，祖籍浙江紹興。他的祖父周殿魁因為當師爺，由紹興來到蘇北淮安，晚年在淮安府山陽縣做過知縣。周恩來出生於淮安。他剛1歲時，父母將他過繼給病危的叔叔當養子，不久叔父病逝。周恩來4歲時，嗣母就教他識字；
5歲起便送他進私塾讀書。
1904年，6歲的周恩來隨同父母親、嗣母遷到清河縣清江浦，並到外祖父傢的傢塾裏讀書。1907年夏，母親病逝，次年7月嗣母病逝。兩個母親去世，傢裏債臺高築。父親經別人介紹，去湖北謀事，周恩來帶着兩個弟弟回到淮安，儘管他衹有10歲，卻不得不管理傢務，因為他的另一位叔父從年輕時就偏癱在床，傢裏的事都要周恩來出頭。周恩來不但承擔了這一切，還到東門附近表舅傢的傢塾裏讀書。
周恩來12歲時被伯父接到瀋陽讀書，伯父在那裏擔任職員，他沒有子女，又十分喜愛周恩來。
1913年，伯父調往天津工作，周恩來也隨着來到天津，並考入南開學校讀書。4年後畢業，前往日本留學。五四運動爆發時回到天津，組織了覺悟社，與李大釗聯繫，成為天津學生領袖。
1920年1月29日，周恩來因從事革命活動被捕，在獄中度過半年鐵窗生活，出獄後去法國留學。
1921年春，有兩名青年手持陳獨秀的介紹信找到張申府，參加巴黎小組的活動。他們是趙世炎和陳公培。這兩位留學生分別在1920年5月和7月由北京經上海赴法國，他們在上海與陳獨秀會面，經陳獨秀介紹入黨。這樣一來，巴黎小組便有張申府、劉清揚、周恩來、趙世炎、陳公培5人組成，張申府是小組負責人。
既然上海、北京、廣州、武漢、長沙、濟南，以及旅日留學生、旅歐留學生都建立了共産黨的組織，中國共産黨正式成立的條件已日臻成熟。1921年2月，陳獨秀起草了一份黨章，主張黨的組織采取中央集權製。這份黨章由廣州寄給李漢俊，李看後甚為不滿，認為陳獨秀要在黨內搞個人獨裁，他也起草了一份黨章，主張地方分權，使中央成為一個有職無權的機關，並寄給陳獨秀。陳獨秀看後，大發雷霆。他們兩人本來就有分歧，現在的關係更加惡化。但陳獨秀的威信遠在李之上，李無法與陳抗衡，於是不願再擔任代理書記，把黨的工作交給了李達，李達便成了上海黨組織的代理書記。
以列寧為首的共産國際，對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産黨的創立極為關切，1920年8月，根據列寧的推薦，共産國際委任馬林為共産國際駐中國代表。馬林於1921年3月從莫斯科動身，取道歐洲赴上海，當年6月3日到達上海。與此同時，共産國際遠東書記處的代表尼可爾斯基也來到上海。此時維經斯基已回俄國。
馬林、尼可爾斯基立即同李達、李漢俊接頭。二李都能講英語，李漢俊還會講德語，馬林會講英語。他們通過交談，認為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條件已經成熟。於是决定各地黨小組各派代表兩人來上海開會。馬林拿出帶來的經費，寄給每位代表路費100元，回去時再給50元。
李達分別與廣州的陳獨秀、北京的李大釗聯繫商議，得到陳獨秀、李大釗的同意後，李達、李漢俊分別寫信給北京、武漢、長沙、廣州、濟南以及日本留學學生中的黨組織或黨員，通知他們各派2名代表來上海參加黨的全國代表大會。至於法國留學生的黨組織，因路途遙遠，已經來不及，故未通知。
北京黨組織接到通知後，立即開會討論誰去上海的問題。李大釗本是當然代表，但他任北大圖書館主任，並兼北大教授，又是北京8校教職員代表聯席會議主席，時值學年終結，公務繁忙，不能親自去上海。會議推選張國燾、劉仁靜為代表。李大釗指定張國燾參與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因此，張國燾會後便動身南下。
張國燾途經濟南時停留一天，約王盡美、鄧恩銘等濟南黨員，在大明湖的遊船上詳談，確定王盡美、鄧恩銘為濟南黨組織代表。
長沙黨組織的代表是毛澤東、何叔衡。由於湖南軍閥的殘暴統治，人身安全沒有保證，毛澤東、何叔衡不得不在極端秘密的情況下動身赴滬。
武漢黨組織的代表是董必武、陳潭秋。
李達、李漢俊在5月中旬派包惠僧去廣州。包惠僧當時已無固定職業，陳獨秀就通過友人把他介紹到報館工作。陳獨秀接到上海來信要他本人和2名廣州代表一起出席黨的全國代表大會。
陳獨秀召集廣州黨員在譚植棠傢開會。陳在會上說：“第一，我不能去，至少現在不能去，因為我兼大學預科校長，正在爭取一筆款子修建校捨，我一走，款子就不好辦了；第二，可以派陳公博和包惠僧兩個人去出席會議，陳公博是辦報的，又是宣傳員養成所所長，知道的事情多，報紙編輯工作可由譚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黨組織的人，開完會後就可以回去。其他幾個人都忙，離不開。”
陳公博很想去上海，他當時有點中暑，很想轉地療養；他在上海結合了一個學社，也想趁此機會去辦個手續；再者，他去年和李勵莊結婚正在戎馬倥傯之時，沒有度蜜月的機會，正想在暑期中補度蜜月。陳獨秀要他去上海開會，正中下懷。
陳獨秀年長，又是其他人的老師，他講的話，衆人都同意了。於是，陳公博便偕妻子由廣州出發，經香港轉赴上海。
包惠僧則從廣州乘海輪直赴上海。
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黨員代表周佛海，於7月中旬到達上海。
上海黨組織的代表是李達、李漢俊。
各地代表幹7月23日前都來到了上海。因上海負有發起之責，又是開會所在地，所以，李達、李漢俊承擔了會議的聯絡、籌備和會務工作。
李達交代他的妻子王會悟安排代表住宿的地方。王會悟在上海女界活動中，結識了法租界博文女子學校校長黃兆蘭。因博文女校離開會地址較近，行動方便，博文女校師生因暑假均已離校，代表住在那裏便於保密。王會悟就以北京大學師生暑期旅行團名義，嚮黃兆蘭租藉了房間。外地代表除陳公博夫婦住在大東旅社外，均住進了博文女校。代表們住在陳設簡單的房間，有的房間內有簡易木板床，有的沒有床鋪，便在地板上鋪了草席。他們寄宿在這簡樸而清靜的校捨內，開展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工作。
中共“一大”會議的地址選擇在李書城的公館裏。李書城與李漢俊兄弟已由三益裏17號遷往法租界貝勒路樹德裏106、108號，這是一幢磚木結構的兩層樓房。106、108號內部打通，共用106號斜度較大的大樓梯。上樓之後，便是李漢俊的房間，朝西走，則是李書城的臥室。李書城此時在湖南主持討伐湖北督軍王占元的軍務。會場設在樓下客堂中間。
1921年7月23日晚8時，出席會議的代表三三兩兩來到會場，他們是北京代表張國燾、劉仁靜，廣東代表包惠僧、陳公博，湖南代表毛澤東、何叔衡，湖北代表董必武、陳潭秋，山東代表王盡美、鄧恩銘，上海代表李達，李漢俊，日本留學生代表周佛海，共13人。共産國際代表馬林、尼可爾斯基也出席了會議。年齡最大的是何叔衡，45歲，其次是馬林，38歲，董必武35歲，李漢俊、陳公博、李達31歲，毛澤東28歲，包惠僧27歲，陳潭秋25歲，周佛海、張國燾24歲，王盡美、尼可爾斯基23歲，鄧恩銘20歲，劉仁靜19歲。
代表們圍坐在一張長形餐桌的四周。
因陳獨秀、李大釗未能出席會議，李達、李漢俊雖然做了會議準備工作，但他們都不喜歡交往，是學者型的人物，不輕易附和別人，愛坦率地表示自己的不同見解，喜怒形於色。他們與馬林之間關係不太融洽。馬林毫不客氣地要他們報告工作情況，又要他們的工作計劃和預算。他們便坦率地表示：中國共産黨還未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産國際，還沒有决定。共産國際如果支持我們，我們願意接受，但須由我們按實際情況自由支配。二李與馬林差一點吵了起來。
張國燾雖然比二李小7歲，但顯得圓滑，他既與馬林談得來，又與二李親密，他成了馬林與二李間的協調人。雖然二李為中共“一大”做了籌備工作，張國燾來後，反客為主，籌備工作便落到他的手裏，他被推選為會議主席，毛澤東、周佛海為記錄。
張國燾嚮大會報告了會議籌備經過，說明了這次代表大會的重要意義和會議的議程，提出應討論的具體問題。接着馬林、尼可爾斯基熱情地緻詞，由李漢俊、劉仁靜即席翻譯。
各地代表嚮大會報告了工作情況，並交流了經驗，討論和起草黨的綱領，明確了黨的奮鬥目標，討論黨在今後實際工作中的方針、任務和方法，製定工作計劃。
7月25日、26日休會兩天，由會議選出的起草綱領和工作計劃委員會委員董必武、李達、李漢俊、張國燾利用這兩天時間起草會議文件。
7月27至29日，集中討論起草委員會提出的文件草案。
7月30日晚，繼續舉行會議，但不料發生了意外事件。
7月30日晚上的會議剛剛開始，一個身穿灰色長衫的中年男子，從那扇虛掩的後門，突然闖入會場，朝着室內的人環視一周。衆人對這個陌生人的闖入，感到詫異。
房主李漢俊問這個不速之客：“你找誰？”
“我找社聯王主席。”那人答道。
附近有一個“社聯”，但那個組織沒有人姓王，也不設主席。
李漢俊頗警覺：“這不是社聯，社聯也沒有什麽王主席。”
“對不起，找錯了地方。”那人哈了哈腰，然後匆匆退了出去。
馬林具有秘密工作的經驗，他用英語詢問李漢俊：“這是怎麽回事？”
李漢俊當即用英語作了簡要的答復。馬林用手猛擊桌子，桌子“砰”的一聲。馬林站起來果斷地說：“一定是包打聽！
我建議會議立即停止，大傢迅速離開！”
代表們立即站了起來，紛紛離開。房子裏衹剩下李漢俊和陳公博。他們兩人上樓，在李漢俊的書房坐定，想看看究竟是馬林的神經過敏，還是真有包打聽的密探作祟。
十幾分鐘以後，果然有一個法國總巡、兩個法國偵探、兩個中國偵探、一個法國兵、三個翻譯進入室內。偵探和法國兵橫眉怒目，像是馬上要拿人的樣子。先將李漢俊、陳公博監視起來，接着翻箱倒櫃地搜查，足足騷擾了兩個鐘頭。衹是查到了一些社會主義方面的書籍，抽屜內放着一份黨綱草案，字跡模糊，又塗改得很亂，未引起他們的註意。
搜查之後，總巡開始詢問：“你們開什麽會？”
李漢俊以房主身份用法語作答：“沒有開會，是我請北京大學幾位教授和學生，來此商談編輯新時代叢刊問題。”
“為什麽傢裏藏有社會主義書籍？”
“我是教師並兼任商務印書館的編譯，這些書是作為研究參考用的。”
“有兩個外國人是什麽身份？來這裏幹什麽？”
“他們是英國人，北大的外籍教授，暑假來上海談談學術問題。”
法國總巡得知這是李書城的公館，而且又未發現他們的活動證據，氣氛緩和起來。總巡又說：“你們這些知識分子，大概有某種政治企圖，但現時中國教育尚未普及，還談不到什麽舉動，希望你們今後專在教育上下功夫，不要參與政治活動。”
說完，便帶着一夥人走了。但是，他在四周布下了暗探。
代表們離開會場之後，回頭望望無人盯梢，便穿過小巷，來到漁陽裏2號，那是陳獨秀的住所，現在住着李達夫婦和陳獨秀妻子高君曼。他們在那裏等了兩個鐘頭，見外面沒有異常動靜，牽挂着李公館究竟如何，包惠僧自告奮勇前去打探。
包惠僧來到李公館，李漢俊、陳公博簡要地嚮他介紹了剛剛發生過的事情。包惠僧臨走時，李漢俊要他多轉幾個圈子再回去。
包惠僧返回漁陽裏2號，訴說了李公館的遭遇，李達提出：“我們要換一個地方開會，最好離開上海，躲開法國巡捕。”
衆人贊同。周佛海提議去杭州西湖智果寺去開會，他曾在那裏住過，願作嚮導。但衆人覺得杭州過於繁華，容易暴露。李達的妻子王會悟道：“我有一個主意：我是浙江桐鄉人，緊挨着嘉興。我在嘉興師範讀過書，對嘉興很熟悉。嘉興南湖環境幽靜，遊人不多，湖上有遊船可以租，而且距離上海較近。到南湖開會比去杭州更為適宜。”
衆人稱善。當即决定，會議不應拖延，要抓緊進行，明天就去嘉興南湖繼續開會。當晚，王會悟去上海車站，瞭解次日開往嘉興的客車班次與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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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给我换一个看看！ 拜托，快把噪音停掉！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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