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带着母亲隐居山林。晋文公得知以后，派人四处寻找，但还是没有找到，只得以绵上之田虚封介子推。民间还流传着文公为逼介子推出山而放火烧山，介子推宁肯烧死也不愿出面，结果与母亲双双被焚的传说。据说"寒食节"就是因为悼念介子推。不过这种放火烧山的说法仅仅是民间传说，史无所出。
后人皆以介之推贤，而说重耳忘恩。其实非也，纵观介之推之功，仅仅够得上那种"以力事我而无补吾缺者"，最多能够受次次赏。想当年重耳流浪在外，立这种功劳的又何止一人，介之推怎么好意思当众提他这点功劳？重耳记不起来也是自然。再说，用自己的肉给主子吃，这种人，我觉得还是敬而远之为好。这可能是重耳有意不提他的功劳的原因。
《吕氏春秋》说，介子推不肯受赏，出走前曾赋诗一首悬于宫门之上，曰："有龙于飞，周遍天下。五蛇从之，为之丞辅，龙反其乡，得其处所，四蛇从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桥死于中野。"诗中将君主比作龙，五贤士比作五蛇，并以"一蛇羞之，桥死于中野"以鸣自己所遭到的不公正待遇。此说也不足为信。介子推曾对其母说："身欲隐，焉用文之，文之，是求显也。"如是，介子推一心淡出世事，以求退隐山林，那有何必作诗悬于宫门来为自己鸣不平呢？所以，到了《史记》中，这首诗就变成了"介子推从者"悬书宫门，也就是他的随从所为。介子推只怕仅仅是一个因为封赏不公而退隐山林的人，是文公流亡时的一个普通随从。如果史载介之推对母亲所发的牢骚确有其事，那么，这更加只能证明介之推根本不了解晋文公。他认为，重耳得以继位是上天的功劳，与五贤士无关，五贤士表功就是贪天之功，这显然是不符合实情的。
相比起颠颉而言，介之推还算是幸运的。
颠颉应违反军纪而被晋文公处决。
颠颉之死经过是这样的：晋文公后来率军攻灭了曹国，由于文公流亡时曾路过曹国，而且在曹国碰了丁子，所以破曹之后对曹人进行了报复。上到国君，下到兵卒，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仇。惟独对一个名叫僖负羁的曹国大夫善待有佳，命令全军官兵谁都不许骚扰僖负羁及其家倦，理由是当年过曹时，曹国上下只有僖负羁对晋文公很好，还送了食盒和一块玉璧给文公。颠颉和魏犨（魏武子）不满，他俩都曾追随晋文公流浪，可却只得到了他二、三等的赏赐。魏犨倒还受赐继承了魏氏家族的大宗，可颠颉于史册中却找不到显赫的出生记录，想是待遇不佳。二人一怒之下，一把火把僖负羁的家给烧了。晋文公大怒，决定处死二人以正军法，但最后处死的却只有颠颉一人。并将颠颉的首级传于三军，三军上下悚然。
那么，文公为什么独独只杀颠颉一人呢？
根据《左传》的解释，晋文公只杀颠颉一人的理由是因为魏犨乃勇将，舍不得杀。且不
说此种说法对不对，不妨想一想，如果魏犨一同被处决，日后人们在谈起晋文公的五贤士时还会否提及魏犨？显然不会。若魏犨被杀，而再提他为五贤士，这就意味晋文公只因贤士曾犯过纵火案这么点不大不小的错就杀死了与自己生死与共、同甘共苦的手足兄弟，这未免有辱君严。因违法而被杀的人本就不合"贤"的定义。颠颉在《僖公二十三年》还被列为五士之一，百多年后的叔向却绝口不提，更晚的《吕世春秋》、《史记》都不提，这反倒另人怀疑。因为，后世将贾佗列入五贤士之一，但是贾佗直到晋文公的孙子晋灵公即位后才有活动记载，这就越发奇怪了。即便贾佗确有随文公出亡的事实，只怕当时也是一普通随从，并非核心成员。由此可见，杀颠颉而不杀魏犨，是因为一个是文公流亡时的核心成员，一个则不是，其亲疏远近决定了文公之所以一杀一舍。介之推显然和颠颉一样，都不在核心成员之列。
这一次论功行赏在晋国历史上意义重大。在晋献公之时，国内公族被他一杀殆尽。而这一次受到文公奖励的人从此跃居为晋国的贵族。
重耳烧的第三把火是安定周王室。
这时的周襄王想趁着齐桓公刚死的大好机会重新树立王室的威信，为此做了许多事。比如宽赦当年召群戎攻击自己的弟弟子带，把他从齐国请了回来，以彰显宽厚仁义。郑国伐滑，周襄王又出面干涉，跑来做和事佬。郑国一旦尊奉王命,停止对小国的掠夺，那么周襄王就能重树天子的威信，也能让诸侯对东周的能力刮目相看。可是周襄王的戏演砸了,郑文公一心搞扩张，根本不由得周襄王摆布，不但不接受东周的调停，反将两名周使扣压，以示对周襄王的警告。
郑国无礼拘禁天子使臣，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了做着重树天子威信大梦的周襄王的脸上。这记耳光打的周襄王龙颜大怒，于是他奋而兴兵。树不了仁义，只好树武威，周襄王要采取军事动作，以战争来说话。可是东周财竭民寡，力量不足，周襄王为了凑齐一支大军，竟然不惜借狄人之力。为了得到狄人的大力支持，襄王与狄人联姻，娶狄女隗氏为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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