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您是怎样回答的？"杨慧饶有兴趣地问。
"我嘛？"萨特拿下烟斗。"我就说，没有任何普遍准则能够给你指明道路，你是自由的，你去选择、去创造吧！"
"这不等于什么都没说吗？"李智对萨特的回答不满意。
萨特摇摇头。其实，他的这位学生对请教对象的回答已经包含了对答复的选择。如果他找的是一位抵抗人士，实际上倾向于参加自由法军；如果找的是与德国人合作的分子，那就是打算留下来；而他来找萨特，则知道一定会得到上面的答复。不管他是出走还是留下来，都不是由道德决定的，因为不是道德选择他，而是他选择道德。如果说他选择某种准则并遵守它就意味着束缚的话，那也是他自由选择的结果，他选择了束缚。
"您讲过，意识不能单独存在，是与物质结合在一起的。这表明，人是环境的人。既然如此，难道人的选择不受环境的制约吗？"李智继续追问。
问得好！萨特投过去赞赏的一瞥。他认为，凡是真理，凡是行为，都包含着某种社会状况和某种人的主观能动性，这里的意思是，自由只有在人对环境的关系中才能被发现。前面讲过，意识一定是对某物的意识，所以离开物质，脱离环境，意识、自由是根本不能存在的；同样的，没有意识和自由，物质和环境也就失去了意义，因为它们本来无所谓规定性，是人赋予了它们以意义。既然它们是被人规定的，怎么能够去对抗人呢？由此可见，环境从来就不是作为自由的限制而出现的，而是作为自由得以显示的条件而存在着的。
杨慧瞪大眼睛听着，她想，不管理论上说得多么充分，如果在实际生活中行不通也是没有用的。于是就问："在德国法西斯占领下，法国人的选择也是自由的吗？"
本以为这下可难住了萨特，不想他得意地微微一笑，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他告诉杨慧，法国人从来没有比在德国占领下更自由的了。那时，他们丧失了自己所有的权力，被经常公开侮辱，不得不保持沉默，不少人被放逐，还有人遭到关押和严刑拷打，这就是当时法国人的处境。但正是这种严酷的环境，为他们每一个人提供了选择的机遇。当纳粹的毒害正在侵蚀人们的头脑，当掌握生死大权的警察正在迫使人们闭上嘴巴，当冷酷无情的压迫者正在以搜捕来剥夺人身自由，这时候，不要说武装反抗了，就是一个明确的思想都是一个胜利，一个说出来的词语都意味着一种宣言，一个手势都有着一种介入的力量。你如何选择？是忍气吞声还是奋起抗争，每个人都必须表明态度，生活的真实深深地震撼着人们，来不得半点虚假。自由的问题就这样凸现出来了，人们在他的自由中选择他自己。
萨特曾写过一出四幕剧，名叫《死无葬身之地》，探讨在一般人看来自由最无可能的境遇下的自由问题。几名游击队员被关在牢房中，就要被枪杀了，那么，他们还能进行自由选择吗？不错，他们不能选择出狱还是坐牢，但他们可以选择如何对待敌人的酷刑，是咬紧牙关、决不屈服还是俯首求饶、向敌人投降？还可以选择如何去死，是大义凛然地面对敌人的枪口还是怯懦地死去？所以，他们仍然是自由的，只要有选择的地方就一定存在着自由，即使在最极端的环境中也是如此。一个人展现出什么样的本质，是英雄还是懦夫，取决于他的选择。环境限制不了自由，反而使自由涌现出来。
"好，就像您说的，环境限制不了人的自由，"李智后退一步说，"那么，人自己呢？您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我们当下的选择总要受到自己历史的制约吧？"
萨特喷出一口烟雾，说，不错，意识或者说人的存在是与时间结合在一起的，确切地说，显现于时间进程中，由过去经历现在而走向将来。意识作为自为的存在有三个突出特点，即不是其所是，是其所不是，是其所不是和不是其所是，可以说，它们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对于现在而言，过去已经时过境迁，今非昔比，不是曾经所是的存在了；对于将来而言，现在正在发生变化，目前所是的存在还不是将要成为的东西；因此，现在的存在既是它将要成为的东西又不是它曾经所是的东西。意识这个虚无把过去虚无化了，并且正在虚无化现在。如果将来变成了现在，它也要被虚无化。这就是超越，意识永远把自己投向未来，指向不是它自身的东西，人一定要超越当下存在的状况而更新自己。这就是说，人从根本上就是开放的，他既在自身之内又在自身之外，在把自己抛向未来和把自己抛离自身的同时，他才使自己存在。人体现着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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