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母亲的私有独院，西城成方街35号，被没收，我们一家分到东西城两处的单元房居住。母亲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终日也处在战战兢兢之中，无暇亦无能照料我和小建一了。
我和建一单独住在和平里，建一在和平里中学上学。我被扣押牛棚（文革中对单位私自关押人员的禁闭室的称呼）。小建一，一个人岂甘寂寞，招来了自己一些同学，他们大部分是走资派的儿子，曾经是响当当的红卫兵，如今也都成了狗崽子，他们不甘俯首，继续“造反”。首先从我家开始。于是将母亲送我的高挡黑漆竹笔筒上镶的各色玉片、蚌片都抠下来从窗口扔到楼下。孩子中有父母在歌舞团的，对歌舞团情况熟悉，带同伴找到了暂时封存的首饰箱，撬开箱子将演出用的各种首饰拿出来踩碎。歌舞团报案了，首当其害的是我这个“右派”的“狗崽子”小建一。
建一被捕的那个晚上，公安局敲我家门，敲不开，把我从牛棚叫回去开门。可是建一将门从里面锁了，我只好劝建一开门。我说：“建一！是妈妈回来了。”建一说：“是您一人吗？”我怎么回答呢？我不能骗他又不能不骗他：“好孩子，开门吧！有妈妈在呢。”建一开了门，我看见他手里握着菜刀，可怜的孩子他心里积满了多少恐怖，命运为什么对他和他妈妈如此的不公平啊！我从他手中悄悄地拿下菜刀，公安局的三个警察当着我的面，给他带上手铐，就这样把我的心头肉挖走了。我一人踡缩在黑暗中哭了一夜。他被送进远郊少儿劳教所，城里的户口也被注销。是我连累了幼小的孩子，是我无能保护自己的小雏，是谁戕害了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能得到正常人的幸福生活？
林语堂早就说过：“人类享受幸福的权利，驾乎一切政治权利之上。”
然而，我和儿子的幸福却被“政治权利”剥夺。
1958年定我为右派时，对未来尚有翻身之日的幻想，十年后的“文革”中，我却什么都失去了，眼前只有一片黑暗。
（二）为得“红宝书”踵骨粉碎
大约过了不到一个月，公安局又通知我，说建一出事了，在医院里，让我快去。我心情忐忑地匆匆赶到积水潭医院急诊室，见儿子建一躺在病床上，医生说他的右脚跟粉碎性骨折，先用石膏固定，过后再用钢钉锔上。公安局警察只简单地对我说：“你儿子从劳教所逃跑出来，去偷东西从楼上跳下来摔的。”我这时比来时平静多了，因为小建一还活着，他不会到处乱跑了，我可以守着我亲爱的建一，我相信我一定会帮他把脚治好，我没有说话，更没有批评他，我怎能批评孩子呢？孩子从来没有偷窃的习惯。建一的脚打上石膏后，我叫了个小汽车，请司机帮助抬上车、送到家，又从附近请来了建一的同学帮忙抬上四楼。回到家中，建一才将跳楼事件细细描述。
他忍受不了劳教所的生活，和同所一个大走资派的孙子共同策划出逃。他们玩球时故意把球踢过墙外，然后请求门卫让他们去捡球。他们出了大门绕到树林里就跑了。他们没有回各自的家，因为那样很快就会被抓回去。他们游荡到了西城三里河，已是下午4点左右，感到饥饿，可身上谁也没有钱。于是二人铤而走险，跑到一栋楼房里，撬开一个2层的单元门。到厨房里没有找到食物，又走向一张书桌想打开抽屉找钱找粮票。建一忽然看见桌上有一本小型的毛主席著作，这是他渴望已久的而得不到的“红宝书”，他立即将它拿起翻看，同伴已经从抽屉里找到一点零星的钱和粮票。就在这时，有人拧动门锁声音，“快走！”同伴说着就冲向凉台、推开窗子跳了下去，建一忙将“红宝书”揣在怀中也往凉台上跑。单元门开关的声音使他心慌，他急冲冲地往窗外跳。他虽然才13岁，身高体壮，既没有同伴灵活又没有跳高的技巧，跳下去，一下子就把脚跟墩得粉碎，怎么也站不起来，这时同伴早已无影无踪，街道上围过来许多人，房主人也下来了嚷嚷：“他是小偷！”，于是群起而攻之。拳打脚踢，小建一动不了啦，只有努力用双手护住脑袋。过了一会儿，走来一个警察，他排开众人，当他发现建一脚已摔坏，叫了个汽车送他到医院，他真是一个好警察，可惜在医院见到他时，没有问他的名字，如果没有他的解救，小建一肯定会被群众当场打死。建一回述这场恶梦，没有流泪，我也没有流泪。
半年后，已经是1969年了，建一的右脚跟粉碎性骨折经中医治疗逐步长好。按西医的说法该锯上钢钉才结实，但听别人说那样脚腕就不灵活了，还是按中医方法好。剧团里一位武工演员鲍春来为我介绍了一个姓刘的按摩大夫，每天来家给建一按摩、并让我天天用中草药熬水为建一熏脚。为了大夫来往方便，我们从和平里搬到长安街上永安东里的简易楼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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