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往往夸大中国作为销售国和出口国的角色，而低估它作为购买国、进口国和投资者的作用。实际上，标着"中国制造"字样的商品并不意味着它真的是在中国制造的。在中国完成的只是最后组装阶段，而生产环节中赚钱的部分都是在其他国家完成的。换句话说，中国在生产的最后一个环节，只获得了产品的很小一部分价值，却因此遭受了全部批评。此外，虽然出口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0%以上，但外资公司占到了总出口额的57.3%，在高科技出口中约占85%。因此，如果美国对名义上是中国的出口产品设置壁垒，那它在惩罚北京之外，还等于惩罚了自己的朋友、盟友和自己。（见《蓝普顿：美错估中国实力后果严重》，载2006年12月30日《参考消息》第8版。）
上述这一切都说明，"中国为不是它造成的后果背负了太多的指责"。事实上，在中美经贸关系问题上，中国有理由受到指责的也许只有知识产权保护不利一项。但这个问题也必须历史地去看，19世纪的美国曾经是世界上侵害知识产权最严重的国家。直到20世纪初美国已跃居全球第一经济大国时，来自美利坚的假冒劣质商品仍然经常令讲究品位的大西洋对岸的欧洲人切齿痛恨。只是到了20世纪下半叶它成为全球技术领头羊以后，才开始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况且，中国已经颁布了大量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政府在这方面采取的措施也并非不得力，但现实已经证明，只有在努力确保经济发展不受损害的前提下，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才有可能真正取得实效，否则只能事倍功半。西方各国与其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动辄就对中国挥舞大棒、施加压力，不如设身处地地站在中国的角度考虑一下问题，帮助中国克服知识产权保护中的一些关键性难点，这样或许效果会更好一些。
在西方民主政治的现实运作中，相比于长期不懈地下力气真正解决问题，找一只替罪羊大加鞭挞要容易得多。由于地理空间、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三重阻隔，中国则正好为西方政客掩盖自身经济政策失误和弱点提供了近乎理想的靶子。每当遇到重要的选举投票时刻，面对着急切关心就业保障的西方选民，打"中国威胁"这张牌无疑是一件最简单、最保险的事情。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说，"缺乏理由的'中国威胁论'正在美国蔓延，而祸首是政治。一些别有用心的美国国会议员，利用民众的无知随意攻击中国，想以此代替解决本国经济结构调整问题。总而言之，这是在转移舆论焦点。"（见2006年8月22日《参考消息》第16版。）说到底，那些扬言要对中国实施严厉制裁的政客们内心并不一定真的认为是中国人抢走了他的选民的饭碗，他们不过是试图通过夸张的"作秀"来掩盖他们没有能力真正兑现对选民的承诺而已。这里有一个绝佳的现成例子：2005年5月27日，欧盟在WTO规定的15天磋商期未满之时，一反过去强调与中国对话的一贯立场，突然宣布启动对中国Ｔ恤和麻纱这两类纺织品的"紧急特保"程序。十分微妙的是，此后一天正是法国就《欧盟宪法条约》举行全民公决的日子，民调则显示反对的保守派略占上风。而当《欧盟宪法条约》被法国否决，以及眼见随后也无望在荷兰通过之后，欧盟贸易会又回归正常轨道，称实行特保并不是欧盟初衷。同样，最近这次美国总统选举又是另一个绝好例证。
事实上，中国既不是美国当前遇到的所有棘手的经济社会问题的原因，因而也不可能是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那么问题的真正症结在哪里呢？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认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扩大主要是民众过度消费、储蓄过低和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增加所造成的，因此单靠人民币升值不可能解决问题。相反，如果对中国采取严苛的贸易规定，最终将重创的是美国经济而非中国。按照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的看法，即便人民币升值幅度达到10％，也不会对当前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起到显著的改善作用。尽管格林斯潘一贯支持人民币汇率自由化改革，但他头脑清醒地指出，人民币贸然大幅度升值一方面对中国来说无异于"经济自杀"，对美国来说也是有害的，因为它不但会提高美国的通胀率和利率，而且会导致失去眼下十分重要的一个资金来源，即用来弥补美国巨额财政赤字的中国资金。（见《中国，被错怪的替罪羊》，载2005年8月16日《参考消息》第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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