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思考 》 天命所歸是大國   》 第67節：67      王小東 Wang Xiaodong

　　多餘的獨角戲：大可不必為日人辯
　　在中國近代歷史上，中日關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日兩國的命運。甲午一戰戰敗，决定了中國其後的一係列災難、動蕩不可避免。現在中國知識分子當中一股時髦的風氣，是譴責孫中山不該搞革命，讓清廷實行君主立憲，則中國人會避免其後的顛沛流離。他們不明白的是甲午戰敗，清廷便氣數耗盡，已無君主立憲之政治資源，革命已不可避免。而抗日戰爭中日本不能像那些軍事將領們設想的那樣，三個月拿下中國，即已决定了太平洋戰爭之不可避免，决定了日本其後將喪失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等一係列戰爭中所有殊死拼殺奪得的土地、權益。直至現代，也許還要包括未來一段時間，中日關係仍有可能决定兩國之命運，因此，研究這個關係至關重要。令人遺憾的是，由於今天中國知識分子的某種特殊心結，為國謀劃者寡，而為日人辯者衆，實為國之不幸。以下，筆者將對一些為日人辯的理由作些許點評。
　　一、一個民主國傢是否就意味着一定是個和平的國傢？
　　為日本辯護，認為日本早已是一個和平國傢，中國根本不必擔心其軍國主義復活的一個重要理由——也許是一個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日本已經是一個民主國傢，而民主國傢必然是一個和平的國傢，故此，日本已經失去了軍國主義復活的任何可能性。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甚至把日本右翼勢力的軍國主義叫囂，看成是言論自由在日本得到絶對保障的標志，因為這促進了民主，故此反而能保證日本的和平性質。例如，郭宇寬先生認為：“當今的日本社會則形成一種堅定的共識，要告別那段罪惡的歲月，必須永遠告別集權社會，珍視個人的自由，决不能以國傢的民意，扭麯強迫公民放棄自己的信仰，絶不能壓製公民言論表達的權利，並且用獨立的司法體係來保障這種權利，讓每一個人可以公開地議論政治，批評政府，辯論公共政策，讓政府的運作服從於人民的意志而不是相反。從這個意義上講你不得不承認，從政治體製和社會形態來看目前的日本恰恰是亞洲國傢中離軍國主義較遠的一個。”然而，我想告訴郭先生，即使你說的日本的政治體製和社會形態的情況都是真的，仍舊不能說“日本恰恰是亞洲國傢中離軍國主義較遠的一個”，因為政治體製、社會形態與軍國主義之間的關係遠不是這麽簡單的。
　　民主國傢可以同時是一個侵略成性的國傢，可以同時是一個軍國主義國傢，或者我們考慮進民主國傢的政治架構和社會形態，將其稱作“公民軍國主義”國傢。“政府的運作服從於人民的意志而不是相反”，那麽，如果民意就是軍國主義呢？這個可能性並不是不存在的。在人類歷史上，民主國傢對民主國傢的戰爭亦曾造成過巨大的災難，如雅典對於敘拉古的戰爭就非常典型。從這場戰爭發動的過程看，雅典這個人類歷史上最典型的民主國傢，顯然比斯巴達這樣的“基礎廣泛的寡頭製”國傢更容易受軍國主義民意的左右，輕而易舉地發動戰爭，從而給他人帶來無盡的苦痛，也給自己帶來滅頂之災（如果我們參考這個例子，那麽，日本現在的右翼勢力的軍國主義叫囂仍舊是十分危險的，甚至是更危險的）。就近現代而言，民主國傢之間的戰爭確實少了，但不能說沒有，民主國傢之間不打仗，仍舊衹是一種意識形態宣傳而已；而民主國傢一旦發動戰爭，就是致命性的，滅絶性的，比專製國傢要危險得多。看到這裏，很多人一定已經在駡筆者了，說筆者鬍說八道——筆者有一次在對中國“自由派”的演講中闡述上述觀點，即招來一片噓聲。然而，以上這些並非筆者的觀點，而全部都是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大衛?漢森的觀點，我們可以在他的軍事史學名著《西方為什麽贏了》中找到，書中有大量的論據支撐這些觀點，這裏不再贅述。也許有人又會說了，大衛?漢森一定是一個像諾阿姆?喬姆斯基那樣的專門和西方國傢自己過不去的左派。可筆者還要告訴你，你又猜錯了：大衛?漢森先生是美國的一個右翼新保守主義思想傢，和小布什總統、切尼副總統、拉姆斯菲爾德部長是一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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