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 中國古代社會   》 (五)士大夫的呼籲和活動      何茲全 He Ciquan

  中國知識分子,有關心國傢大事的歷史傳統。有的人面對政治實際問題,考慮解决的理想和辦法;有的人投身政治實際中去,獻身政治鬥爭。
  東漢後期的知識分子,面對政治腐敗,社會動亂,經濟衰退這些嚴峻的現實,思想上自然不能不起波動,他們要考慮這些問題,探討出路。
  東漢知識分子中,王符、崔寔、仲長統的政治思想是有代表性的。他們對當時政治提出過批評,也提出瞭解决設想。
  王符,安定臨涇(今甘肅鎮原)人,生卒年月不詳,他的活動主要在和帝、安帝時期。(公元89—125年左右)。他和當時的學者馬融、竇章、張衡、崔瑗都有友好往來。他的著作有《潛夫論》三十多篇,基本上保存下來了。他的書我們前面不衹一次的引用過。在他的書裏,王符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了東漢社會政治的黑暗和腐敗。
  對東漢的豪門政治、吏治腐敗、選舉不實、用人不當等現象,王符是極為不滿的。針對東漢政治腐敗,任人唯親,他提出賢人政治,認為衹有賢人被任用,國傢才能得治。他說:“身之病,待醫而愈;國之亂,待賢而治。”(《潛夫論·思賢篇》)。又說:“凡有國之君,未常不欲治也,而治不世見者,所任不賢故也。”(《潛夫論·潛嘆篇》)。他看到東漢的地方官多是無能無德,“所治多荒亂”(《潛夫論·三式篇》),他強調“牧守大臣者,誠盛衰之本源也。”(同上)。他極為贊揚西漢宣帝的“明選守相”,“重其刑賞”(同上)。他贊揚宣帝,正是對東漢地方政治腐敗、官吏貪污的批判。
  針對東漢政治的腐敗、官僚貴戚的無法無天,王符主張法治。他說:“法令賞罰者,誠治亂之樞機也,不可不嚴行也。”(同上)。又說:“法者,君之命也。”(《潛夫論·哀製篇》)。但他的思想核心仍是正統的儒傢思想,理想仍是德教,主張法治與德教不可偏廢。他引用孔子的話說:“昔者仲尼有言,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潛夫論·三式篇》)。東漢政治現實需要猛,需要法治。就德與法兩者的關係說,王符認為德教高於法治,最理想的政治是德教而不是法治。他說:“法令賞罰者,乃所以治民事而致整理爾,未足以興大化而升太平也。”(《潛夫論·本訓篇》)。他說:“上聖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潛夫論·德化篇》)。“聖人甚尊重德禮,而卑刑罰。”(同上)。這些話都反映王符主張法治,是針對東漢的政治而言的,他的理想仍是德化。
  崔寔的時代稍晚於王符。他的生年不詳,死於靈帝建寧中,(公元170年前後)。他的著作有《政論》。
  崔寔的父親是東漢中葉的“宿德大儒”(《後漢書·崔瑗傳》)。范晔把崔寔和他的祖父崔駰,父親崔瑗合為一個傳,說:“崔氏……儒傢之林”(同上)。他祖父和父親分別作過外戚竇憲、梁冀的屬吏。但在思想上,他卻突破了世傢豪族顯赫權勢對他的影響,成為大膽批判當時腐朽社會政治的進步思想傢。范晔論《政論》這部書時還說:“言當世理亂,雖晁錯之徒不能過也。”(《後漢書·崔瑗傳》)。范晔看到崔寔思想裏有法傢的影響,所以又拿西漢“學申商刑名”之子的政治傢晁錯來比他。《隋書·藝文志》就把《政論》列作法傢。
  把崔寔說成法傢是錯誤的。崔寔的思想受有法傢影響,受有東漢腐敗政治現實的影響,所以他的法治思想好像比較突出。但他更受有儒傢的影響。崔寔和王符一樣,是主張霸王道雜用的。這是漢代進步思想傢的共同特點。
  崔寔認為政治是要隨着時代客觀環境的變化而變化的。他批評“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製”(《政論》見《後漢書·崔寔傳》),動不動就要效法堯舜。他說:“聖人執政,遭時定製,步驟之差,各有雲設。”(同上)。就是說聖人執掌政權,要按照當時條件、需要,製定政策。
  如何整治東漢的腐敗政治?崔寔是主張法治的。他說: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禦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孝宣皇帝……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政道得失,於斯可見。”(同上)。崔寔的時代晚於王符,正是桓靈時期東漢政治最壞的時代。宦官已上臺,宗親子弟布滿地方,貪污不法。生於斯時,目睹斯政,所以他的法治思想,比王符更強烈。但從思想深處看,他是儒傢而不是法傢。他用養身來比喻治國。他說:“為國之道,有似理身,平則緻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同上)。德教刑罰,應該並用,何時用德教,何時用刑罰,應該依照當時社會政治客觀條件來定。針對當時東漢社會政治情況,就要用法治。在東漢當時社會政治腐敗情況下,要奢談堯舜三皇五帝,結果衹不過“多為纍而已”(同上)。即都是廢話,是多餘的。
  但在崔寔的思想體係裏,德教與法治還是有輕重的。從上所引他的話,“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政”和“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來看,按形式邏輯推理,如果條件達到能夠純法八世,達到上德,也就應該純法八世,實行德教了。所以他的思想核心是霸王道雜用,而又以德教為最高理想。
  仲長統生於靈帝光和二年(公元179年),死於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這年漢獻帝被迫讓位給曹丕,東漢結束。
  仲長統的主要著作為《昌言》,有十二捲,流傳下來的不過十之一二,十之八九已佚失。仲長統對東漢外戚,宦官專政之害,非常痛恨。他說自劉秀把權力集中在皇帝和尚書臺以後,“權移外戚之傢,寵被近習之竪。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昌言·法誡篇》、見《後漢書·仲長統傳》)。
  仲長統和王符、崔寔一樣,認為應當德教、刑罰霸王道雜用。他說:“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罰為之佐助焉。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能親百姓,訓五品,和萬邦,藩黎民,……實德是為,而非刑之攸緻也。至於革命之朝運,非徵伐用兵則不能定期業;姦宄之成群,非嚴刑峻法則不能破其黨。時勢不同,所用之數亦宜異也。”(《群書治要》45《仲長子·昌言》)。
  東漢幾個思想傢,王符、崔寔、仲長統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他們的政治思想,在最高理想上都是德教,而具體到他們的時代——東漢,又都主張要法治才能解决問題。
  漢代儒傢正統思想,陰陽五行,災異祥瑞那一套說教,對仲長統有影響。如他認為東漢“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為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昌言·法誡篇》,見《後漢書·仲長統傳》)。
  仲長統雖然受有這套思想的影響,他卻強調“人事為本,天道為末”(《仲長子·昌言》見《群書治要》45)。他駡那些“知天道而無人略者,是巫醫卜祝之伍,下愚不齒之民也。信天道而背人事者,是昏亂迷惑之主,復國亡傢之臣也”。(同上)。他說,王者衹要把政治弄好,“則天地將自從我而正矣,休祥將自應我而集矣,惡物將自捨我而亡矣。”如果政治腐敗,“雖五方之兆,不失四時之禮;斷獄之政,不違鼕日之期,蓍龜積於廟門之中,犧牲群於麗碑之間,馮相坐臺上而不下,祝史伏壇旁而不去,猶無益於敗亡也。”(同上)。
  王符、崔寔、仲長統出身都不是世傢豪族,崔寔以外都沒有作過大官,在政治上都是不得意的,沒有機會實行他們的政治思想。他們對外戚、宦官政治都有強烈的反感。他們的霸王道雜用思想和對儒傢的批判,是對外戚宦官腐敗政治的抗議和批判。但在東漢世傢豪族統治時期,這衹是微弱的呼聲而已,並沒有引起大的反響。
  這些高級知識分子——思想傢,一般都是置身於實際政治生活之外的,他們批判外戚、宦官政治的腐敗、黑暗,到此為止,他們沒有參加政治活動。但在他們書房紗窗之外,一些激進的知識分子和政治活動傢們,都要於呼喊說教之外,投身實際政治活動了。
  上述三位思想傢之外,面對東漢末年的政治腐敗,東漢後期知識分子的思想行徑,大體可以分為三派。一派是行動派,激昂慷慨,投身反黑暗統治的鬥爭中,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範滂可謂此派代表人物。一派有救國之志,卻知時不可救,憂國憂民,欲動且止。郭林宗是此派領袖。另一派則知時不可救,救則自取殺身無益時事。申屠蟠、徐穉可謂此派代表。
  《後漢書·徐穉傳》:“(徐穉)謂(矛)容曰:為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棲棲,不遑寧處?”
  《後漢書·申屠蟠傳》:“京師遊士汝南範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絶跡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
  徐穉、申屠蟠都不仕。兩人都多次被公卿闢、皇帝徵,都不就。兩人都不是個人主義隱逸者,而是看透了政治的不可為。觀徐穉所謂“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申屠蟠所謂“阬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對政治的無前途都是很清楚的。時代沒落,使人意志消沉。
  郭林宗也和徐穉一樣,深知大樹將顛。有人勸林宗仕進,林宗說:“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並不應。”(《後漢書·郭太傳》)。但他對世事似又未能完全絶情。徐穉讓茅容告訴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棲棲,不遑寧處1從這裏可證郭林宗還是有意“棲棲”的,不能忘情世事的。葛洪批評郭林宗,雖恨酷謔,但觀察是深刻的。他說郭林宗是:“益欲立朝則世已大亂,欲潛伏則悶而不堪。或躍則畏禍害,確爾則非所安。彰徨不定,載肥載矅。而世人逐其華而莫研其實。”(《抱樸子·正郭篇》)。此種批評,未免誅心過苛。葛洪曾引稽生對郭林宗的評價。稽生認為,郭林宗“知人則哲,蓋亞聖之器也。及在衰世,棲棲惶惶,席不暇溫,志在乎匡斷行道,與仲尼相似。”此稽生可能是稽康。他對郭林宗的評價,我認為是深知林宗之心的。知識分子自古有悲劇,郭林宗雖然得保首領以歿,但報國無門,對知識分子來說也是悲劇了。
  消沉的總是少數,東漢末年的士大夫階層的主流是反對政治黑暗,以澄清時局為己任的。他們之中,有的已作了官,有的是大學生。
  西漢武帝為博土官置弟子五十人,這可以說是太學的開始。元、成時期太學弟子有一千人,一度到三千人。東漢順帝以後,發展到三萬多人。知識分子總是敏感的,他們目睹政治腐敗,憤怒憂慮,發而為激烈的政治活動。這時正是桓、靈時期,宦官專政。士大夫知識分子反對的矛頭,直指宦官。
  大學生的政治要求,得到官僚世傢豪族的支持,也得到外戚集團的支持,因為外戚本來就是世傢豪族中的一部分,末期的外戚如竇武、何進都是在世傢豪族支持下反對宦官的。太學生反對宦官的活動,和他們的利益是一致的。桓帝時的外戚竇武,官僚世傢豪族集團中的陳藩、李膺,都和太學生合作。
  桓帝永興元年,“衣冠世傢”的朱穆為冀州刺史。宦官趙忠在冀州界內違製葬埋他的父親。朱穆發棺檢驗,並收捕其傢屬。桓帝大怒,下詔以朱穆輸作左校。
  此事激怒了太學生。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他們說:“施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競為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張理天網,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由是內官鹹共恚疾,謗讟煩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謫,輸作左校。天下有識,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鯀之戾,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矣!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噏則令伊、顔化為桀、蹠。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攝,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黥首係趾,代穆校作。”(同上)。
  桓帝覽其奏,乃赦免朱穆。
  朱穆乘機建議廢除宦官,選用士人。他上疏說:“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故放濫驕溢,莫能禁禦。兇狡無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勢怙寵之輩,漁食百姓。窮破天下,空竭小人。愚臣以為可悉罷省,遵復往初,率由舊章。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同上)。
  桓帝當然不會采納朱穆的意見。
  桓帝延熹五年,在涼州和羌人作戰的將軍皇甫規因拒絶和宦官來往,被誣入獄,論輸左校。朝廷官僚和大學生三百餘人到朝廷為皇甫規申冤,皇甫規被赦出。
  太學生和官僚反對宦官的活動越來越激烈,他們相互以名節相砥勵,以名節相標榜。社會上出現一種評論政治的風氣。《後漢書·黨錮列傳序》說:“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圍命婁於閽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
  在當時政治人物中,聲望最高最受尊崇的有李膺、陳蕃、王暢三個人。太學中流行着三句話:
  天下模楷李元禮,
  不畏強禦陳仲舉,
  天下俊秀王叔茂。
  元禮、仲舉、叔茂,是他們三人的字。評論政治,評論人物,形成一種風氣。他們不避豪強,誰都批判。李膺的聲名高,能得到李膺的接待,就被稱為“登竜門”,一下就身價十倍。
  桓帝延熹九年,李膺和太學生二百多人以互相交結,誹謗朝廷,圖謀不規的罪名被捕。雖然由於竇武等人的營救,得到釋放歸田裏,卻終身禁錮,不得為官。
  桓帝死,靈帝即位,竇武、陳蕃輔政。他引用李膺、杜密等人到朝廷作官。他們想誅殺宦官,謀計泄露,反為宦官殺害。宦官大興黨獄,李膺、杜密、範滂等一百多人,都死在獄中。妻子徙邊,附從者和五服內親屬都被禁錮,不得作官。
  竇武、陳藩死後,郭林宗哭之於野,慟,嘆曰:“人之雲亡,拜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於誰之屋耳。”(《後漢書·郭泰傳》)
  次年,郭林宗死。漢末士大夫,砥勵名節,抱有以天下為己任的雄心壯志。他們把希望寄托在竇武、陳藩的主政上。依當時的政治條件,他們不是沒有勝利的可能。但書生造反,三年不成。他們沒有政治鬥爭的經驗,他們失敗了。
  這次鬥爭失敗後,知識分子由激昂變為消沉,但也還沒有完全消沉。此後,清談之風興起。清談有兩種趨勢。一面是不無積極因素的人物品評,一面卻是為魏晉清談玄學開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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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壹 由部落到國傢 一、早期國傢的出現 (一)殷商社會和經濟
(二)周人的早期生活(三)滅商後商周兩族的關係
二、階級分化和演變 (一)貴族(二)國人
(三)衆、庶、民(四)私徒屬
(五)隸臣妾(六)《詩經》中所見各階級的生活
三、井田和土地制度 (一)土地公有製的史影(二)周王、諸侯、貴族土地所有製
(三)公田和私田(四)國與野的不同田製
(五)農業生産工具和技術四、早期國傢形式 (一)王廷和群僚
(二)城邦國傢(三)國(地緣)與傢(血緣)兩係的合一
(四)禮、刑、兵、稅、役貳 古代社會 一、春秋戰國之際的經濟社會變化 引言
(一)農業生産力的飛躍發展(二)城市交換經濟的興起 1.交換和商人的活躍
(二)城市交換經濟的興起 2.貨幣和城市興起(二)城市交換經濟的興起 3.交換在經濟生活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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