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思考 》 天命所归是大国   》 第67节：67      王小东 Wang Xiaodong

　　多余的独角戏：大可不必为日人辩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中日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日两国的命运。甲午一战战败，决定了中国其后的一系列灾难、动荡不可避免。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一股时髦的风气，是谴责孙中山不该搞革命，让清廷实行君主立宪，则中国人会避免其后的颠沛流离。他们不明白的是甲午战败，清廷便气数耗尽，已无君主立宪之政治资源，革命已不可避免。而抗日战争中日本不能像那些军事将领们设想的那样，三个月拿下中国，即已决定了太平洋战争之不可避免，决定了日本其后将丧失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一系列战争中所有殊死拼杀夺得的土地、权益。直至现代，也许还要包括未来一段时间，中日关系仍有可能决定两国之命运，因此，研究这个关系至关重要。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某种特殊心结，为国谋划者寡，而为日人辩者众，实为国之不幸。以下，笔者将对一些为日人辩的理由作些许点评。
　　一、一个民主国家是否就意味着一定是个和平的国家？
　　为日本辩护，认为日本早已是一个和平国家，中国根本不必担心其军国主义复活的一个重要理由——也许是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日本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民主国家必然是一个和平的国家，故此，日本已经失去了军国主义复活的任何可能性。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甚至把日本右翼势力的军国主义叫嚣，看成是言论自由在日本得到绝对保障的标志，因为这促进了民主，故此反而能保证日本的和平性质。例如，郭宇宽先生认为：“当今的日本社会则形成一种坚定的共识，要告别那段罪恶的岁月，必须永远告别集权社会，珍视个人的自由，决不能以国家的民意，扭曲强迫公民放弃自己的信仰，绝不能压制公民言论表达的权利，并且用独立的司法体系来保障这种权利，让每一个人可以公开地议论政治，批评政府，辩论公共政策，让政府的运作服从于人民的意志而不是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讲你不得不承认，从政治体制和社会形态来看目前的日本恰恰是亚洲国家中离军国主义较远的一个。”然而，我想告诉郭先生，即使你说的日本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形态的情况都是真的，仍旧不能说“日本恰恰是亚洲国家中离军国主义较远的一个”，因为政治体制、社会形态与军国主义之间的关系远不是这么简单的。
　　民主国家可以同时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可以同时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或者我们考虑进民主国家的政治架构和社会形态，将其称作“公民军国主义”国家。“政府的运作服从于人民的意志而不是相反”，那么，如果民意就是军国主义呢？这个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的。在人类历史上，民主国家对民主国家的战争亦曾造成过巨大的灾难，如雅典对于叙拉古的战争就非常典型。从这场战争发动的过程看，雅典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典型的民主国家，显然比斯巴达这样的“基础广泛的寡头制”国家更容易受军国主义民意的左右，轻而易举地发动战争，从而给他人带来无尽的苦痛，也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如果我们参考这个例子，那么，日本现在的右翼势力的军国主义叫嚣仍旧是十分危险的，甚至是更危险的）。就近现代而言，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确实少了，但不能说没有，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仍旧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宣传而已；而民主国家一旦发动战争，就是致命性的，灭绝性的，比专制国家要危险得多。看到这里，很多人一定已经在骂笔者了，说笔者胡说八道——笔者有一次在对中国“自由派”的演讲中阐述上述观点，即招来一片嘘声。然而，以上这些并非笔者的观点，而全部都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大卫?汉森的观点，我们可以在他的军事史学名著《西方为什么赢了》中找到，书中有大量的论据支撑这些观点，这里不再赘述。也许有人又会说了，大卫?汉森一定是一个像诺阿姆?乔姆斯基那样的专门和西方国家自己过不去的左派。可笔者还要告诉你，你又猜错了：大卫?汉森先生是美国的一个右翼新保守主义思想家，和小布什总统、切尼副总统、拉姆斯菲尔德部长是一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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