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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鉴赏 》 唐詩百話 》
67.白居易諷諭詩：兩朱閣
施蜇存 Shi Zhecun
在郊島的寒瘦與昌𠔌、溫、李的穠豔之外，元和、長慶年間，還有一個極為流行的元白詩派。元是元稹、白是白居易。他們是親密的詩友，互相唱酬，互相影響。由於志同道合，他們的詩自成一種風格，當時被稱為元和體。他們的詩，無論文字或思想內容，都力求明白淺顯，走文學大衆化的道路。元稹在為白居易詩集作的序文中，說他們的詩，在“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炫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白居易自己也說：“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裏，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僕詩者。”這是他們的詩在當時普遍為各階層士民傳誦的記錄。但是，明白淺顯、流利通俗的詩歌，很容易為典雅派詩人所輕視。時代稍後一些，有詩人杜牧，在他為李戡作的墓志中，敘述李戡的文藝思想雲：“元和以來，有元白詩者，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為其所破壞。流於民間，疏於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鼕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治之。”這是杜牧用李戡的名義說出來的自己的觀點。到了宋代，蘇東坡在“郊寒島瘦”一句之下，又加了一句“元輕白俗”，他批評元稹的詩體為輕薄，白居易的詩體為淺俗。古今中外，每一個國傢民族的文學，自有這兩種風格。走通俗化道路的文學，不能為士大夫所欣賞；文字典雅的士大夫文學，也不能為人民大衆所欣賞。各有各的服務對象，我們無須在他們之間評定甲乙。
元白詩在唐詩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並不是由於他們的詩體通俗化，取得廣大士民的愛好，而是他們首先有意識地提出了現實主義的文藝理論，強調文學的社會意義。陳子昂早已提出過詩要合於風雅比興。元結也主張詩要“極帝王理亂之道，係古人規諷之流。”韓愈也有過“文以載道”的理論，這些觀點，都是為元稹、白居易開了先河。到白居易纔正面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所謂“為時”，就是說文藝創作必須能反映時代現實，並為時代現實服務；所謂“為事”，就是說文藝作品必須寫政治、社會、人民生活的具體事實，從而達到反映現實的目的。
白居易以為《詩經》的六義，比興最為重要。通過比興這種創作方法，使詩歌能起諷諭的作用。他列舉《詩經》以後的詩人，如屈原、宋玉的楚辭，蘇武、李陵的五言詩，他們所寫的衹是個人的牢騷失意，“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於怨思”。雖然蘇、李以雙鳧一雁為離別的比喻，楚辭以香草惡鳥為君子小人的諷刺，還不失比興之義，但畢竟題材衹限於寫個人的彷徨抑鬱，不及其他。晉宋以後，謝靈運的詩歌，多寫山水；陶淵明的題材，亦限於田園。此外江淹、鮑昭之流，題材更狹。直到梁陳之世，詩人所作，都是嘲風雪、弄花草而已。論到本朝，白居易肯定了陳子昂、鮑防的“感遇”、“感興”。對於李白，他以為是別人所不能企及的奇才，但是又說：在李白的詩中，風雅比興，連十分之一都不到。對於杜甫，他首先贊揚杜甫的詩格律精細，盡善盡工，可以傳世者千餘首。但是接着又說，杜詩中有諷諭意義的詩，如“三吏”、“三別”諸作，“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等句子，也不過占全部作品的十分之三四①。
白居易對歷代大詩人的評論顯然是太苛刻了一點，但他並不是看不起他們，而是為了強調他所主張的詩要有諷諭作用這個觀點。白居易生於大歷七年(公元七七二年)，正是杜甫逝世之後一年。貞元十六年(公元八OO年)舉進士第，年二十八。貞元、元和之際，白居易在長安，把平日所聞所見的事情，寫成十首《秦中吟》，開始實踐他的詩歌理論。《秦中吟》十首的題材如《議婚》，勸人娶妻不要娶富傢女。《傷宅》勸有錢人不要大興土木，建造園林；不如把錢財用於拯救窮賤人。《不致仕》諷刺年滿七十還不肯退休的官員。《輕肥》揭發宦官享用豪奢，與江南旱災、衢州人吃人的慘況對照。這些題材，還衹是一般的社會現象，可是這些詩流傳出去以後，立刻引起貴人和閑人的反感。在《傷唐衢詩》中，白居易述說過當時的情況：
憶昨元和初，忝備諫官位。
是時兵革後，生民正憔悴。
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
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
貴人皆怪怒，閑人亦非訾。
天高未及聞，荊棘生滿地。
但是白居易並不因荊棘滿地而感到此道難行。在元和四年，他又作了五十首《新樂府》，並且在序文裏說明了他作這一組詩的方法與目的。他說：“詩共五十篇，九千二百五十二字。每篇沒有一定的句數，每句字數也不一定。關係在思想內容，不在文字表面。每篇第一句就是題目，每篇末句說明了主題，這是摹仿《詩經》的辦法。詩的文辭樸素而直爽，是為了使讀者容易瞭解。話講得老實而迫切，是為了使聽到的人受到教育。詩中所寫的都是真實的事情，是為了使采錄的人有根有據。詩體流利暢達，是為了可以作麯歌唱。總而言之，我這一組詩的創作動機是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並不是為作詩而作。”
這五十首《新樂府》，諷刺了當時宮廷裏和政治上許多使人民不滿的現實，它們和《秦中吟》成為白居易的諷諭詩的代表作。當時白居易的官職是左拾遺，這是一個諫官，朝廷政治有什麽不適當，諫官有進言規諫的責任。他作《秦中嶺》和《新樂府》，自以為也是盡了諫官的責任，希望皇帝宰相看到他的詩，采用他的意見，以改革朝政。那裏知道，詩流傳之後，皇帝宰相還沒有知道，已惹起了許多有關人物的憎恨。他在給元稹的信中說：“凡聞僕《賀雨詩》，而衆口籍籍，已謂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脈脈，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偏舉。”
這是白居易成進士後積極做官，也積極做詩的結果。元和十年六月，宰相武元衡被刺死，白居易上書請查究刺客的背景。這樣一來，他又得罪了幕後的文武大官。終於被降謫出去做江州司馬，從此不再做諷諭詩。
《新樂府》五十首中，一般選本總是選《新豐折臂翁》、《上陽白發人》、《澗底鬆》、《賣炭翁》、《紅綫毯》等篇，現在我們避熟就生，選了這篇：
兩朱閣刺佛寺浸多也
兩朱閣，南北相對起。
藉問何人傢，貞元雙帝子。
帝子吹簫雙得仙，五雲飄颻飛上天。
第宅亭臺不將去，化為佛寺在人間。
妝閣妓樓何寂靜，柳似舞腰池似鏡。
花落黃昏悄悄時，不聞歌吹聞鐘磬。
寺門勒榜金字書，尼院佛庭寬有餘。
青苔明月多閑地，比屋齊人無處居。
憶昨平陽宅初置，吞併平人幾傢地。
仙去雙雙作梵宮，漸恐人間盡為寺。
這首詩以一個三言句、一個五言句開始。第一句就是題目。第三、四句均為五言句，以下七言到底，共十六句。這就是序文所謂“篇無定句，句無定字”。題目下面有一句“刺佛寺浸多也”，是摹仿《詩經》的小序，說明這首詩的主題思想，也就是詩的末句所諷諭的意義。
全詩開頭四句，差不多是序言，還不是詩的本體，故不用七言句。看見長安大道邊，有兩座紅樓相對着，就要問：這是誰的傢?有人回說：這是貞元皇帝的兩位公主的住宅。這兩句是問答句，上句問，下句答。唐詩中常見這種句法。用“藉問”這個語詞的，尤其明顯。“藉問酒傢何處有”，是問句。“牧童遙指杏花村”是詩人用敘述式作的答語。《新樂府》第三十一首《繚綾》有句云：“織者何人衣者誰，越溪寒女漢宮姬。”這是雙問雙答式的句法。這些豪華美麗的繚綾是誰織造的?又是誰用來做衣裳穿著的?這是上句雙問。是越溪上貧女所織造，是供皇宮裏的妃嬪穿着的。這是下句雙答。“帝子”這個名詞，男女通用，王子和公主都可以稱為帝子。
說明了兩座紅樓的來歷之後，用四句七言來敘述兩位公主死後，她們的住宅改為佛寺，給尼姑居住供養。詩人不直說公主死去，而用秦穆公的女兒弄玉，吹簫騎鳳，得道成仙的故事來作比喻。以下四句寫公主住宅改為佛寺後的寂靜情況。接下去寫這兩所挂着“勅建”金字匾額的佛寺，空房閑地多得很，而佛寺鄰居的老百姓卻苦於沒有住處。“比屋齊人無處居”是關鍵性的句子，相當於七言絶句的第三句，是轉句，由此句轉到主題思想。接下去說，記得當年公主建造住宅的時候，強占了好幾傢平民的土地，現在公主亡故，住宅改為佛寺，這樣下去，恐怕天下到處都會變成佛寺了。齊人，就是齊民，人間，就是民間。唐人避李世民的諱，凡是用到世字，都缺一筆，寫作丗，凡是民字都改用人字。
貞元是唐德宗的年號。德宗有十一個女兒，這首詩中所說的不知是那兩位。十一位公主中沒有平陽公主。衹有高祖李淵有一個女兒封為平陽公主，時代已遠，白居易此詩用“憶昨”字，不可能是指這位平陽公主。因此，這“平陽”二字，尚待考索。
新樂府並不是白居易首創的。當時有一位詩人李紳，字公垂，作了二十篇諷諭時事的樂府詩，標題曰《樂府新題》。元稹見到之後，選取了他認為最切時弊的十二篇，寫了和詩。總題曰《新樂府》。白居易見了李、元二人所作，就擴大題材，陸續寫成了五十篇，亦題曰《新樂府》。李紳的二十篇《樂府新題》已亡佚，現在見不到了。元稹的十二篇在《元氏長慶集》中，詩藝不及白居易。
所謂“樂府新題”，是對“樂府古題”而言。元稹另外有一捲詩，題名就是《樂府古題》。他有一篇序文，講到有諷諭作用的樂府詩，儘管內容是刺美當今時事，但題目卻都是沿襲漢魏以來樂府舊題。後來看到杜甫有《悲陳陶》、《哀江頭》、《兵車行》、《麗人行》等歌行，都是就事命題，不再依傍古題。他與李紳、白居易認為杜甫這個辦法是適當的，從此他也不再用古題作樂府詩。
由此可見，元、白的“新樂府”並不是他們創造的文學形式，而止是繼承杜甫的創造。所謂“新”，是指新的題目，並不是新的麯調。原有的樂府舊題，如“飲馬長城窟”、“東門行”，“上留田”之類，都是麯調名；而杜甫、元稹、白居易所作，都是概括詩的內容，以定題目。這種所謂“樂府新題”，事實上衹是詩題，而不是樂府題。因此，元稹不采用李紳的《樂府新題》而改為《新樂府》。白居易又跟着用這個名詞，使文學史傢對唐代樂府的認識，易有錯誤。我們應當知道：杜甫的《悲陳陶》、《哀江頭》等作品，雖然摹仿樂府古題，自標新題，它們還是歌行體詩，而不是樂府。元稹、白居易的《新樂府》，也還是詩，可以稱為樂府詩，而絶不是樂府。白居易把他自己的《秦中吟》十首，《新樂府》五十首編在“諷諭詩”四捲中，並不另分樂府一類，可見他自己也以為這些作品是詩而不是樂府。
唐詩中有許多用當時流行麯調名為標題的絶句或長短句詩，例如“涼州詞”、“甘州”、“伊州”、“鬍渭州”、“徵步郎”、“回波樂”等等，倒是真正的唐代新樂府。白居易自己也有“樂世”、“急世樂”、“何滿子”、“楊柳枝”等作品，都用麯調名為題目，而且正是譜入這些麯子裏令伶人歌唱的，這也是名副其實的唐代新樂府。《全唐詩》捲前有《樂府》十三捲，其取捨標準，頗有問題，還可以商榷，但杜甫、元稹、白居易以及其他詩人所作“新樂府”，都不予收錄，這一點卻是不錯的。郭茂倩《樂府詩集》收入了元、白《新樂府》，對“新樂府”這個名詞也不作分析解釋，可知郭氏對唐代樂府的認識還沒有清楚。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五日
①白居易對於詩的觀點，主要見於他的《與元九書》，《新樂府序》，本文中所用，或引原文，或用意譯，不再逐一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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