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正开始减肥是在1992年大四寒假过后。
我失恋了，那真是天塌下来的感觉。生活还能不能继续我不知道。我一边复习准备考托福到国外留学，立刻离开北京这个伤心地，一边开始狠命地节食。那股狠劲让我第一次在自己身上看到了所谓的毅力。
现在回忆起广院的食堂，我总是忍不住要流口水，但凭良心讲，当年饭菜的质量实在不敢恭维。我每天不知是在和谁发狠，早餐只吃一个煮鸡蛋。中午永远买又便宜又难吃的豆腐泡炒肉片，而且只吃豆腐泡，肉连碰也不碰，米饭更是数着粒吃。这样做，既省钱又节食，一举两得。
吃过午饭，我也不休息，一个人跑到教室去做托福习题。到下午4点左右，我的肚子开始造反，我通常会吃一个水果，再接着做英文作业。晚上是最难熬的，肚子饿得叽里咕噜地，人怎么也睡不着。这样一来，日子倒好过了不少，我每天的精力都花在了托福和饥饿的问题上，心里的伤痛也就淡了许多。为什么开始减肥我不知道。从心理学的角度，这也许是疼痛转移法吧，把心灵的伤痛转移到肉体上，最艰难的时刻也就挺过来了。
两个月之后，我的体重从110斤跌到了90斤。
从此，瘦，成了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件事。
1993年和1994年，是我最不开心的一段时间。吃，成了我那个时期排遣内心苦闷的惟一方法。
花，是我高中同班同学，我当年患难与共的朋友。难得她也正经历着生活中最彷徨、最不如意的时刻，于是我们两个人找到了共同兴趣：吃!
东四十条的必胜客，那两年，我们每周至少光顾一次。两个女孩子，却要点一个厚厚的至尊Pizza、两份沙拉、两大杯可乐，然后，互相鼓励着，一口一口吃到撑得连站都站不起来。
那一阵，我们两人的体重都在飞快地上升。更可怕的是，我们常常善意地麻痹对方：“你不胖，你一点都不胖。来，你再多吃一块Pizza吧。”
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萨马兰奇在蒙特卡罗宣布结果的那个晚上，花从亚太大厦早早下了班，我们一起去长安商场旁边的麦当劳买了两个巨无霸汉堡包、两大份薯条、两大杯奶昔和两个苹果派，然后兴冲冲地来到我家，只等北京获胜的消息传来，就大吃大喝庆贺一番。没想到，萨马兰奇无情地念出了悉尼的名字，我和花都难过地大哭了一场，这其中，也颇有些借题发挥之意。哭过之后，我们将满满一桌的麦当劳快餐消灭得干干净净。
1994年的夏天到了。夏天总是带给人希望。
有一天晚上，我和花站在赛特山姆叔叔的门口，一人手里捧着一袋葡萄干面包正在话别。我突然对花说：“咱们开始锻炼身体减肥吧!”
花看了看手里的面包，说：“好!”
第二天，我们去长富宫健身俱乐部报了名，又去西单商场买了两辆一模一样的红色26女车，相约每天下午在花下班之后骑车去健身。
我终于发现，我其实是个有毅力的人。
7月份，北京最热的时候，我每天下午顶着大太阳，汗流浃背地从南礼士路骑车到长富宫。每次走进长富宫的一刻，是最幸福的。外面骄阳似火，而开足了空调的大厅里清凉宜人。从饭店大厅到健身房，要上一层楼梯，再走过一条长长的通道。这往往是我内心最挣扎的时刻：练，还是不练?
俱乐部里有一个日本女士，50多岁，身材瘦小，长得很像《血疑》里幸子的妈妈。这个日本欧巴桑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她每天的训练计划是这样的：在跑步机上飞快地跑步一小时，跳健美操一小时，游泳一小时，蒸桑拿一小时，最后倒立20分钟。我帮她算了一下，前后历时5个小时。
每次只要她一走进桑拿室，我一定第一个拿起毛巾落荒而逃。她最爱往滚烫的石头上泼水，总把桑拿室变成受刑的地方。
有时候，我会偷偷地打量她，一方面，希望自己中年以后，也能拥有和她一样的活力；另一方面，又充满困惑：她干吗天天把自己往死里练呢?
困惑归困惑，欧巴桑的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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