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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评论 》 读《金瓶梅》品明朝社会 》
我是流氓我怕谁(1)
梅朝荣 Mei Chaorong
单表西门庆从门外夏提刑庄子上吃了酒回家，打南瓦子巷里头过。平昔在三街两巷行走，捣子们都认的——宋时谓之捣子，今时俗呼为光棍。内中有两个，一名草里蛇鲁华，一名过街鼠张胜，常受西门庆资助，乃鸡窃狗盗之徒。西门庆见他两个在那里耍钱，就勒住马，上前说话……西门庆附耳低言，便把蒋竹山要了李瓶儿之事说了一遍：“只要你弟兄二人替我出这口气儿便了！”因在马上搂起衣底顺袋中，还有四五两碎银子，都倒与二人。便道：“你两个拿去打酒吃。只要替我干得停当，还谢你二人。”
——《金瓶梅》第十九回
在中国社会文化构成中，流氓文化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因素，它的长期存在和不断发展不仅对于古代社会史的面目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更对近代乃至当代的社会文化的进程产生着相当的影响。
西门庆找了两个流氓替自己办事，收到很好的效果，这种流氓势力的膨胀是明代政治日趋专制腐败的直接结果。在不可遏制的疯狂力量的驱动之下，万历前后流氓阶层的恶性膨胀已经成了整个社会上下呼应、相互激荡的浊流。
“流氓”一词不知是哪家创造，它极其生动形象地刻画出这一类人的形象。
《金瓶梅》中当然也写到了“流氓”形象，比如：西门庆的淫邪横暴，“应花子”的油嘴滑舌，谢希大的夤缘钻刺，“孙寡嘴”的死乞白赖，“过街鼠”的阴险凶残，“坐地虎”的撒泼行赖，王婆的机变贪狠……各具特色。
《说文解字》上说：“氓，民也，从民，亡声。”氓，本义是百姓，后周朝指野民，即居住在鄙野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诗经》中有《卫风·氓》之文，《孟子·公孙丑上》：“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氓也是民，但非民之通称，而是指流亡别国的民。自从它变成双音词后，就成了“流氓”。紧接着它的意思也跟着变了。
“流氓”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给了两个解释：一是原指无业游民，后来指不务正业、为非作歹的人；二是指调戏妇女等恶劣行为。不管从哪个解释上说，代表了一类不被普通人接受的一群人或一种行动。
那么，流氓是如何造成的呢？司马迁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是按文武两道的特色而论。侠者尚武，流氓也尚武，都拜在一个关公偶像下，拔拳为民是为侠，拔拳害民是流氓。鲁迅在《流氓与文学》中说，流氓的造成，大约有两种东西：一种是孔子之徒，就是儒；一种是墨子之徒，就是侠。这两种东西本来也很好，可是后来他们的思想一堕落，就慢慢地演成了流氓。
对于广大小民来说，实实在在的历史，其实是他们在村落集镇、市井江湖中最平凡的生活，至于儒家也好，墨家也罢，都不是他们考虑的，也是他们考虑不明白的。历史学家王学泰曾说过：流氓群体的基本作用和整体风貌总是以混沌复杂的状态呈现。他们以触犯封建法制、悖离传统道德而为正统舆论所不齿，并成为封建国家机器经常的打击对象。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凭着在黑暗社会中历练出来的鬼蜮伎俩，结交衙蠹，投效权贵，勾结军队，助恶豪猾，从而充当着统治阶级的鹰犬，并几乎是扮演着鱼肉人民的黑势力角色。
明朝社会不是中国古代最混乱的时代，但它有任何一个朝代都有的特性。按理说，明朝天下的创建者朱元璋出身社会最底层，他会比任何一个人都清楚底层社会人们生活的情况。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说：除却汉高祖，中国史上由平民直起为天子的，只有明太祖。元末群雄，如河南韩山童、韩林儿，乃白莲教师。湖广徐寿辉，为贩布者。其部将陈友谅，乃渔父。江苏张士诚，为运盐舟人。浙江方国珍，乃贩盐者。安徽郭子兴，则卖卜者之子。朱元璋皇觉寺僧。四川明玉珍，福建陈友定，及明太祖部下徐达，皆农民。常遇春则为盗。元末群雄，较之秦末，更见其为平民色彩。不仅仅朱元璋自己出身卑贱，就是跟他一起打天下的人物，也没有几个高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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