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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评传 》 金庸与《明报》 》
第66节：第二十章 六亿元商誉(1)
张圭阳 Zhang Guiyang
第二十章 六亿元商誉
金庸："为什么要上市？我要使《明报》公众化，让许许多多人来参与，否则我一旦死了，《明报》四分五裂，就此垮台。"
1989年《明报》再次得到读者肯定。《明报》销量，一如其他香港报章一样，大幅上升。从1988年的11万份，跃升到203,500份。到了6月底，《明报》销量还维持在18万份的水平。
1991年1月23日在英属百慕达注册成立"明报企业有限公司"，成为《明报》的控股公司。同年3月22日明报企业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
明报企业有限公司在百慕达注册时，发行股份一百万股，每股面值0.1港元。1991年1月21日，将法定股本由十万元增至五千万元，增设499,000,000股。1991年2月21日以224,000,000股作为收购《明报》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全部已发行股本的代价。1991年3月18日，以每股2.9港元向公众人士发售每股面值0.1港元之新股75,00,000股，从市场吸纳了资金2亿1750万元，扣除配售新股及上市费用1330万余元，净得资金近二亿元。
通过这次上市，《明报》、《明报月刊》、《明报周刊》三份刊物之合并出版产权估值为五亿八千万元。《明报》的商誉，得到了市场的确认。
明报企业有限公司上市之后，金庸占百分之六十，沈宝新占百分之十五，而公众人士则占百分之二十五。换言之，金庸比上市前减持百分之二十，而沈宝新减持百分之五。两位股东拿出来给公众人士购买的股份，占明报企业有限公司的百分之二十五，符合了联合交易所对上市公司的最低要求。
从减持的百分之二十股权来看，金庸本来可以得到溢利1亿6800万元。金庸却表示，上市对他一点好处也没有："《明报》上市对我个人的经济利益明显是不利的，本来有的百分之八十股权，一下子变为百分之六十。我自己一毫子也没有收到，收到的股款全部放在公司。……但为什么要上市？我要使《明报》公众化，让许许多多人来参与，否则我一旦死了（人总是要死的），《明报》四分五裂，就此垮台。我要吸引可能得到的最好人才来办《明报》。"
金庸强调，《明报》上市，就是希望自己不在世时，《明报》仍然存在，而且大有发展。"自然规律是不能违反的，我已六十七岁了，再过几个月就六十八岁，早已过了退休年龄。事实上，我在两年半前《明报》三十周年时就已不再担任社长，每星期只来报馆一两次，大家都知道的。我精力渐渐衰退，如继续掌管大权，企业和报馆都会老化的，所以应当趁我头脑还很清楚的时候，为公司作长期的筹划，要使《明报》、周刊、月刊的生命比我个人生命长得多，为报纸、杂志、公司的其他事务安排一个坚实的基础。
最主要的也是根本的目的，是希望《明报》长期作为一份正派、正直、有地位、有声望的报纸存在于香港，为香港以及广大海外的读者服务。过去三十二年来，我们向着这目标而努力，略有成就，得到读者与公众认可。我们热切盼望《明报》和周刊、月刊不但长期存在，而且有进一步的重大发展。"（《明报》1991年12月13日）
《明报》在1991年3月上市以后，即在4月以三千万港元购买高斯平版轮转高速印报机，每小时可出纸三万张，全自动驳纸操作，不需人手驳纸，减少耗用时间与人力；又可以同时进行双面彩色印刷，提高彩色印刷水平，吸纳更多彩色广告；新式印机还有向上叠架另一台印刷机的能力，节省空间，缩短纸张流程。《明报》还自资在柴湾购买新厂房，总面积十万九千平方尺，把生产、货仓及管理集中一处。
在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初，股市畅旺，陆续有多份中文报章集团上市或发行新股集资，如1986年3月19日星岛有限公司发行6000万新股，每股售价1.8元，集资1亿800万元。东方报业集团有限公司于1987年8月18日上市，发行2亿5400万新股，每股作价一元，集资2亿5400万元，超额认购309倍，冻结资金达700亿元。由此可见，有销路的报纸上市，受到投资者的欢迎。《明报》作为一份盈利能力甚佳的中文报章，更为多间财团机构看好，并向《明报》管理层积极游说，希望能为《明报》安排上市。
数十财团垂涎《明报》
事实上，《明报》过去一直是被吸纳收购的对象，曾积极考虑收购《明报》的有：
* 1968年，《南华早报》提出与《明报》交换部分股权，但为金庸拒绝，原因是股权交换后，《明报》董事局决策必定受到若干规限，会损害《明报》一贯中立形象，令外界以为《明报》倾向英方。
* 1987年，三间机构相继表示有兴趣收购《明报》或与《明报》合作：
（1）梅铎的新闻集团；
（2）英国麦士维《镜报》集团；
（3）长江实业集团。
* 1987年，电视企业有限公司提出以《明报》集团现有之净利润十倍价 格收购，条件是金庸仍做董事长，负责编辑部三至五年。此项建议 未见落实。
1989年6月1日，金庸公开表示退休后，又有新加坡联合早报集团、日本德间书屋、《东方日报》等十一个机构，表明要收购《明报》，金庸一一拒绝了这些收购，是因为："……第一，我不想将《明报》卖给外国公司；第二，我不希望收购《明报》的机构纯粹从生意出发，而不是对新闻事业有一种奉献精神与责任感。至于某些我怀疑具有政治目的的探盘者，根本没有对之作任何回应。"（《明报》1991年12月13日及《经济日报》1994年12月12日）
金庸既然对出售《明报》有许多考虑，但是又考虑到年事已高，不可能长期管理《明报》，让《明报》上市，似乎是一个合理的选择。金庸在八十年代中叶建立《明报》制度时，已在积极考虑让《明报》上市，同时上市的行动，亦可以推动《明报》一系列的改革。1987年推动《明报》上市的执行董事郑君略，曾就上市可以有助推动的改革，罗列如下：
1． 经理部（尤其是广告部门）的组织及制度可以合理化；
2． 可以逐步改进会计部的工作方式；
3． 引入财务预算及成本控制，可增加公司盈利，废除内部佣金制度；
4． 上市后分配股份予员工，可使员工更易接受新工作。
《明报》多年积累的内部人事问题，竟然要借助报社上市这一机制来予以解决，大概这也是外界所难以理解的。
1987年3月，金庸向编委会宣布，《明报》决定在年中上市。金庸还强调"上市后《明报》的社会基础大了，关系更加密切；员工可作小股东，有归属感。上市后，报馆方针不会变动。"
《明报》原定在1987年5、6月间上市，希望能吸纳资金1亿2500万元。但是由于看到《明报》业绩很好，为了提高《明报》上市时的估值及赚钱能力，为了股东利益设想，于是延迟两三年再上市。结果《明报》由1987年年赚几千万到1991年年赚近一亿港元，《明报》市盈率上升了好几倍。吸纳资金也由1亿2500万元增至2亿1750万元，认购率26.7倍；1991年全年，共有60家新公司上市，总共在市场上集资451亿，为1987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恒生指数在同年也创下4,297.33新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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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湖北人民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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