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这最后一幕时，泪水涌上亨利的眼眶。庸俗做作，这个评语多么出人意料啊。
此刻的亨利，饱经忧患，神情悲怆，思想深沉。
后来，他谈劳伦斯，谈奥托·兰克医生的《艺术和艺术家》。他的思路绕了几个大弯之后迷失了，不过我能够把他拽回来，倒不是因为我知识比他丰富，也不是因为我更完整，而是因为我在思想的世界里不缺少方向感。
《艺术与艺术家》里的许多内容有助于证实我有关艺术家的观点。为此，我费了多大的力啊！听亨利说话，有时感觉真的好累，感觉自己像个追求力不能及的知识的女人一样，拼命伸长自己的思路好跟上这个男人头脑中的弯弯绕。而我敬畏的是那些巨大的非人空间，广袤的沙漠，宇宙，星云，然而我的指路灯光是那么微弱，这个男人的宇宙又是那么广阔。于是我紧抓人类不放，紧抓人性不放，我可不想遁入非人、非人类的世界。
亨利对吗？他劝我不写日记，说写日记是一种疾病，是孤独的结果。我不知道，反正，日记成了我内心倾泻的一种方式，一种满是他人的人生旅程写真。它已改变了固有的功能。我不能抛弃它，不能！亨利建议："把日记本锁起来，去游泳。生活中没有了日记，你就会改写其他内容。"
那样我就会像失去了壳的蜗牛。生活中所有人都曾反对我写日记。母亲总催我到外面玩。兄弟们取笑我，偷走我的日记本，拿日记开玩笑。所以，写日记的事我向学生时代的女友们一律保密。人人预言我会放弃日记。在哈瓦那，小姨吓唬我写日记会损坏我的眼睛，将来会把男孩子们吓跑。
亨利在清理自己无数的笔记本，好交我装订。他的书桌铺满了手稿，参考书摞在他面前。他戴着袖套。我带来了几本超现实主义的杂志《本季》（This Quarter）。弗雷德在打字。还有一个人在厨房做饭。
［1933年1月］
巴黎大学学术厅。浓郁的课堂气氛，纯净、严肃。艾伦迪夫人坐在那儿，秀发银白，眼睛湛蓝，母性十足，端庄稳重。
1928年，艾伦迪夫妇资助超现实主义者制作一部梦幻电影。他们找来资金，聘请法国先锋派女导演杜拉克为制片主任，不料杜拉克毁掉了这部电影。《金色青年》后来借用了这部电影的一些片断。由于这一事件，艾伦迪推断超现实主义者缺少诚意。正是为了这个团体，他曾诚邀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精神病理学家、个体心理学派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现代史学教授范悦安、音乐家米约、作曲家萨蒂、作家洪纳格·格里斯等大名鼎鼎的人物发表讲演。关于艾伦迪夫人，莫里斯·萨奇后来在回忆录中有过这样的描写："她举止优雅娴静，睿智严肃，超凡脱俗。"
艾伦迪走上讲台，神情严肃冷峻。这是我第一次远距离看他。与诊所时相比，他此时显得腼腆局促、手足无措，而身体一如既往地微微弯着，像长期伏案的学者。只见他眉毛高扬，眼睛透出非凡的洞察力，性感的嘴唇隐在胡须里。我几乎听不懂他的演讲内容。这是一次主题为"诗歌的蜕变"的会议。他在使用医生、教授、科学家的术语解剖诗歌。在他的演讲中诗歌成了一具死尸！
我揣着暖手筒，全身裹在毛皮里，毛皮帽子，毛皮衣领，脸捂在毛里。时值冬季，我坐在巴黎大学的硬长椅上，耳朵里尽是这些字眼：科学推导，元素，融合，形而上学，诗意，解剖，灵感……
我裂成丝绸碎片，一缕一缕。
室外滴水成冰。我的锦被上绣有一只橙色的蝴蝶，日记本就躺它上面。假如它也长有双翅，定会飞到咖啡桌上吸吮葡萄酒的残迹，可惜在对这个世界的远征中它留下的唯一印痕，是我在颠簸的火车上留下的歪歪扭扭的笔迹。
给艾伦迪的短笺：您不仅治愈病人，还在治愈过程中揭示超越自我的那些世界。这种自我解放是您送给我的最宝贵礼物。只有此时，才可以爱……亲历琼的丑恶行径后，感觉自己被现实击败，不得已又一次去找艾伦迪，告诉他自己对现实的无奈。我一旦与现实冲撞（我把琼的行径称为冲撞），就会感到突如其来的崩溃，感觉自己悠荡于空间里，直升天空，离地面愈来愈远。随后，仿如在梦中，长睡不醒。琼的现实主义，现实的丑陋……我不再生活在现实里。我觉得自己总在失去现实，不是生活在梦里，就是生活在纯粹的声色犬马中，从没享受正常的生活。我的弦外之音低吟浅唱，艾伦迪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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