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说来,秋雨先生一定活得愁眉苦脸而村上君一定活得一身轻松了?却也未必。“两千五百年前,希腊哲人在大海边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印度哲人在恒河边思考人与神的关系,而中国哲人则在黄河边思考人与人的关系。”( 《 千年一叹 》 )在人际关系波谲云诡错综复杂这点上,同为东方人的秋雨先生和村上君似乎颇有共同语言和共同感受,这点双方在书中都按捺不住。旅欧期间村上君写了《 挪威的森林 》,书很快出版。“说起来匪夷所思,小说卖出十万册时,我感到自己似乎为许多人喜爱、喜欢和支持;而当《 挪威的森林 》卖到一百几十万册时,我因此觉得自己变得异常孤独,并且为许多人憎恨和讨厌。”他最后概括道:“罗马充满罗马才有的麻烦事,东京充满东京才有的麻烦事。……无论我们置身何处,都只能和麻烦事相伴而行,同麻烦事一起生存。”( 《 1988年,空白年 》 )不同的是,秋雨先生归结于“中华文明的杂质”,村上则概括为自身的“经验教训”。
以上所言,纯属兴之所至,并不是想就两人的游记作品进行系统性比较。何况二者在时间上至少相差十年——尽管欧洲十年间变化不会很大——且两人旅途所花时间也长短有别。但不管怎样,对比性翻看几页确是一件颇有兴味的事。
村上君在他的书中最后这样写道:“至今我仍时常听见远方的鼓声。安静的午后侧耳倾听,会在耳底感觉出它的回响。”
或许可以说,每个人都有惟独自己听得见的远方的鼓声。一如小时在乡下每次听得山那边传来的演戏或扭秧歌的鼓声心里就怦怦直跳急着出门,人生途中的每一阶段都会有鼓声在远方呼唤自己整装待发。声音再弱我们也会听见,即便不是在“安静的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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