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自然在即位的优势上明显高于多尔衮。但是多尔衮跟随皇太极征战多年，并且有勇有谋，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在军中也多有威信，因而一些崇拜多尔衮或者受他威慑的官员自然就愿意多尔衮继位，更何况他的同母兄弟阿济格、多铎等。
就在两派意见不一的时候，豪格却以为自己明显占优势，为了笼络人心，表示出自己谦逊的一面，竟然略有谦让，称自己能力不足，不料反而显示出了自己的软弱。多尔衮一伙抓住这个顺水推舟的机会，更加激烈地拥护多尔衮。而礼亲王代善见阿济格、多铎等人反攻激烈，便圆滑地选择了靠在多尔衮一边，声称多尔衮能继位，也是清国的福音，而如果多尔衮不继位的话，就得立皇子了。而且，他不再坚持立皇子豪格，而是笼统地认同立皇太极之子。实际上，皇太子的儿子当中，只有长子豪格最有实力，对于其他的儿子，他们即位后也多半会由多尔衮来摄政。
对于大臣们的争论，多尔衮迟迟没有做出表态。此时，拥护他的两白旗的大臣们，纷纷向豪格发起进攻，坚决反对豪格继位。多铎甚至急躁地声称，如果多尔衮不继承皇位的话，他就立自己或者代善继位。形势越来越复杂，圆滑的代善急忙以年老告辞。而此时，黄旗的大臣们也不甘示弱，他们早就剑拔弩张，看形势不妙，都佩剑上前，称宁死也要立先帝的儿子为帝。此时，就连正镶蓝旗主旗贝勒济尔哈朗也表示坚决支持豪格，八旗中已经有五旗明显站在了豪格一边。一时间，多尔衮看到了自己与豪格相比，的确没有什么优势，但是，他又绝对不能容忍豪格继位。于是，多尔衮做出了一个语惊四座的决定，立皇太极的儿子继位，但并不是立豪格，而是立皇太极的第九个儿子，年仅6岁的福临为帝。
这个决定打破了争论不休的局面，大臣们总不能真的要兵刃相见吧？只能勉强认同了多尔衮的决定。并建议济尔哈朗与多尔衮一同辅政，等到福临长大后，他们必须归还全部政权。
多尔衮的这个决定的确十分精妙，既排除了豪格的势力，又为自己谋取了实权。不过，就在会议结束两天后，大臣们围绕立嗣问题又再次掀起波澜。代善的儿子贝子硕托、孙郡王阿达礼图谋推翻协议，拥立多尔衮为帝。当时，拥立皇太极之子已经成定局，如果再有变动，恐怕整个清国就要真的天翻地覆了。多尔衮为了顾全大局，亲自将贝子硕托等人的图谋揭发出来。随后，代善为国着想，忍痛将儿孙诛杀。
崇德八年(公元1644年)八月二十五日，福临即位，多尔衮和济尔哈朗称摄政王，共同辅政。多尔衮野心勃勃，一手掌管了刑法、政务等大小国事，而济尔哈朗只掌管出兵等事宜。
多尔衮摄政，极大地暴露出了他的野心勃勃。不过，从当时剑拔弩张的形势上看，多尔衮拥立福临，的确避免了满洲贵族们的分裂和混战，还争取到了两黄旗部分重臣对自己的支持，如启心郎索尼、固山额真谭泰、护军统领图赖等，这对清兵后来顺利入关，取得彻底胜利是十分有利的。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大臣的支持，多尔衮独揽大权的行为才更加有恃无恐。十二月，多尔衮借口参政大臣们众口不一，耽误国家政务，连同济尔哈朗将贝勒们共同参政议政的权利废除，只准许贝子、公等管理部务。实际上，贝子、公等是要直接向摄政王负责的。多尔衮削弱诸王贝勒权力，增加自己实权的同时，也将各部尚书、侍郎以及都察院的权力握在手中，并命督察院监视诸王贝勒。
多尔衮的权力与日俱增，他的野心也越发膨胀。顺治元年（1644年）正月，为了防止诸王贝勒与外界联系，避免诸王贝勒起叛心，多尔衮又下令诸王贝勒不得收外国馈赠的礼物。此外，多尔衮还巧妙地利用了济尔哈朗，他施计让济尔哈朗宣布各个衙门办理事务都要事先通知两位摄政王，并且一切公文只以多尔衮的名义签发，无形中就把济尔哈朗排挤于己下。
至此，诸王贝勒的权力被严重削弱，同为摄政王的济尔哈朗也甘拜下风，多尔衮几乎权倾满清，一手遮天。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威慑礼部达成决议，宣布摄政王居内及出猎行军的仪礼，诸王不得与摄政王平起平坐。野心勃勃的多尔衮，名义上只是摄政王，实际则享受了皇帝般的权力与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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