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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腐败
何兹全 He Ciquan
顺帝时,尚书仆射虞诩上疏说:“臣见方今公卿以下,类多拱默,以树恩为贤,尽节为愚。至相戒曰:白壁不可为,容容多后福。”(《后汉书·左雄传》)。
尚书令左雄上疏说:“汉初至今,三百余载。俗浸彫敞,巧伪滋萌。下饰其诈,上肆其残。……谓杀害不辜为威风,聚敛整辨为贤能;以理己安民为劣弱,以奉法循理为不化。髡钳之戮,生于眦睚;覆尸之祸,成于喜怒。视民如寇雠,税之如豺虎。监司项背相望,与同疾疢,见非不举,闻恶不察。……虚诞者获誉,拘捡者离毁。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竞共辟召。踊跃升腾,超等逾匹。……乡官部吏,职斯录保车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贪者充家。特选横调,纷纷不绝。迎送烦费,损政伤民。和气未洽,灾眚不消。咎皆在此。”(同上)。
政论家崔寔说:“自汉兴以来,三百五十余岁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风俗雕敝,人庶巧伪,百姓嚣然,咸复思中兴之救矣。”(《政论》,见《全后汉文》卷46)。
这三个人,都是东汉中叶的人。他们所看到所谈论的,已透露出东汉政治的腐败。从此走向下坡路了。此后愈来愈甚,以至于亡。
章帝建初五年三月诏曰:“孔子曰,刑罚不中,则人无所措手足。今吏多不良,擅行喜怒,或案不以罪,迫胁无辜,致令自杀者一岁且多于断狱,甚非为人父母之意也。有司其议纠举之。”(《后汉书·章帝纪》)。在古代,就是最清廉的时代贪污腐败也是难免的。章帝时代一般讲仍是东汉的好时代。
东汉后期政治腐败大体可以说表现在选举不得人,官吏贪污,吏治腐败,赋敛繁重等些方面。现在就暂从这几方面加以叙述。
世家豪族把持选举,在章帝甚至明帝时已显露出来。前引章帝即位后的诏书“前世举人贡士或起甽亩,不系阀阅”,可知在明帝时选举已经“系阀阅”了,章帝时,马严上封事曰:“选举不实,曾无贬坐。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故事,州部所举,上奏司直,察能否以惩虚实。今宜加防检式,式遵前制。……宜勅正百司,各责以事,州郡所举,必得其人。若不如言,裁以法令。”(《后汉书·马援传附严传》)。
马严的意思,选举不实,当归罪于州郡。当时不少人是持这种看法的。《后汉书·韦彪传》:“是时陈事者,多言郡国贡举率非功次,故守职益懈而吏事寝疏,咎在州郡。有诏下公卿朝臣议。彪上议曰:……士宜以才行为先,不可纯以阀阅。然其要归在于选二千石,二千石贤,则贡举皆得其人矣。帝深纳之。”
把选举能否得人归之于二千石是否得人,这话对也不对。地方郡守贤良,自然能选举得人。但政治腐败的时代,朝廷大权常在外戚、宦官之手,二千石多出于这些权门,如何保证二千石贤良?我们看到:东汉初年,光武、明帝、章帝时期,皇帝是有权的。皇帝选人虽也受到世家豪族的牵制,用人不能不照顾阀阅的利益,但基本上还能用到人才。章帝以后,中央政权多数时间掌握在外戚手里,地方二千石多出自外戚豪门,这就难保二千石是有贤才的人。
东汉初直到安帝时,选举权似归尚书台掌握。《后汉书·陈宠传附子忠传》:“(安帝)时三府任轻,机事专委尚书。……今之三公,虽当其名,而无其实,选举诛赏,一由尚书,尚书见任,重于三公。陵迟以来,其断久矣。”《后汉书·左雄传》顺帝时左雄任尚书和尚书令,即掌选举的。传后《论曰》:“雄在尚书,天下不敢妄选,十余年间,称为得人。”但依《后汉书·朗顗传》顺帝时选举权又似在三公手。朗顗说:“今选举皆归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当则哲之重,每有选用,辄参之掾属,公府门巷,宾客填集,送去迎来,财货无已。其当迁者,竞相荐谒,各遣子弟,充塞道路,开长奸门,兴致浮伪,非所谓率由旧章也。尚书职在机衡,宫禁严密,私曲之意,羌不得通;偏党之恩,或无所用。选举之任,不如还在机密。臣诚愚戆,不知折中,斯固远近之论,当今之宜也。”
依传所载,左雄任职尚书和朗顗拜举言事,都在顺帝初年,左雄任尚书且有十年左右之久。不知差错出在何处。《后汉书·王龚传附子畅传》:“是时政事多归尚书,桓帝特召三公,令高选庸能。”可能选举权在尚书,有一短暂时间,曾归三公,这由朗顗所说“不如还在机密”可证。无论权在尚书或权在三公,而真正把持选举的仍是豪族强宗、阀阅之家。这由河南洛阳的选举可见一般。《后汉书·种暠传》:“河南洛阳人。……始为县门下吏。时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谌名知人,歆谓之曰:今当举六孝廉,多得贵戚书命,不宜相违,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尔助我求之。明日,谌送客于大阳部,遥见暠,异之,还白歆曰:为尹得孝廉矣,近洛阳门下史也。”洛阳可举六人,五人是贵戚的推荐,不能违背的。遇到好官如田歆,也只能推举一个。这可以看到豪门贵戚把持选举到何等程度。
东汉后期政治的大趋势是日趋腐败,贵戚豪门权重,选举归谁掌握都难免出问题。虽有一、二好官希望改正选举,也终无益于事。东汉后期选举情况之坏,王符的一段话是讽刺又是写实了。王符说:“群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桀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正,以谀谄应直言,以轻薄应敦厚,以空虚应有道,以嚣闇应明经,以残酷应宽博,以怯弱应武猛,以顽愚应治剧。名实不相符,求贡不相称。富者乘其财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而官听所以数乱荒也。”(《潜夫论·考绩篇》见《后汉书·王符传》)。当时就流行着两首讽刺选举腐败的歌谣:“古人欲达勤诵经,今世图官勉治生。”又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葛洪《抱朴于·外篇·审举》)。范晔也说:“汉初诏举贤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贡土之方也。中兴以后,复增敦朴、有道、仁(?)、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敦厚之属。荣路既广,欲望难裁。自是窃名伪服,浸以流竞,权门贵仕,请谒繁兴。”(《后汉书》列传卷5l论曰)
外戚宦官之争,争的是权,但有权就有利,争权也就争利。权利之争使已经腐败的东汉政治更加腐败。他们“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疲驽守境,贪残牧民。”(《昌言·法戒篇》,见《后汉书·仲长统传》)。政治腐败,归根结蒂受其害的是人民。桓帝时侍御史朱穆说:“顷者,官人(政府和人民)俱匮,加以水虫为害,京师诸官费用增多,诏书发调,或至十倍。各言官无见财,皆得出民,榜掠割剥,强令充足。公赋既重,私敛又深。牧守长吏,多非德选,贪聚无厌,遇人如虏。或绝命于箠楚之下,或自贼于迫切之求。”(《后汉书·朱穆传》)。
贪污腐败,仗势狂为,外戚中最严重的要算外戚窦、梁两家。如前所述,和帝时窦太后临朝,窦家威势极盛。窦宪为大将军,弟笃为特进,景为执金吾,瓌为光禄勋,权贵显赫,倾动京都。奴客缇骑,依倚形势,侵陵小人,强夺财货,篡取罪人,妻略妇女,商贾闭塞,如避寇雠。有司畏懦,莫敢举奏。
梁冀的不法胡为,欺君欺官欺压人民更是严重。
梁冀时,其四方调发,发时贡献,皆先输上第于冀,乘舆乃其次焉。吏人赍货求官请罪者,道路相望。冀又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因行道路,发取使女御者,而使人复乘势横暴,妻略妇女,殴击吏卒,所在怨毒。
元嘉元年,顺帝以梁冀有拥立之功,欲崇以殊典,乃大会公卿,共议其礼。于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谒讚不名,礼仪比萧何;悉以定陶,城阳余户增封为四县,比邓禹;赏赐金钱,奴婢、彩帛、车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勋。每朝会,与三公绝席,十日一入,平尚书事。宣布天下,为万世法。
但梁冀犹以所奏礼薄,意不悦。专擅威柄,凶恣日积,机事大小,莫不谘决之。百官迁召,皆先到冀门牋檄谢恩,然后敢诣尚书。
下邳人吴树为宛令,之官辞冀,冀宾客布在县界,以情托树。吴树说:“宛为大都,士文渊薮,自侍坐以来,未闻称一长者,而多托非人,诚非敢闻”(冀传)。梁冀听了“嘿然不悦”。吴树到县,遂诛杀冀客为人害者数十人。由是冀深怨之。后,吴树为荆州刺史,临去辞冀,冀为设酒,因鸩之,树出,死车上。看来,吴树还是想亲近梁冀的,或是粱冀一党中之好的,或是愿曲予求全者。但也逃不出毒手。
地方官吏,不是贵戚,就是宦官亲属,率多贪污腐败。梁氏未败时,“诸梁秉政,竖宦充朝,……卿校牧守之选,皆出其门。”(《后汉书·黄琼传》)。梁家既败,宦官上台。“宦官方炽,任人及子弟为官,布满天下,竞为贪淫,朝野嗟怨。……或年少庸人,典据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后汉书·杨震传附子秉传》)。宦官单超帮助桓帝杀了梁冀,五宦官同日封侯。他们的兄弟姻亲都作了州牧、郡守,“辜较百姓”,宗族宾客到处作恶,使得“民不堪命”。宦官侯览有了权,强夺人民田宅财产,“仆从宾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灵帝时,“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姻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后汉书·宦者·张览传》)。
梁冀专横时,他还拉拢一部分宦官,构成外戚宦官联合把持政权的局面。《后汉书·朱穆传》:“冀……放纵日滋,遂复赂遗左右,交通宦者,任其子弟宾客以为州郡要职。”
光和五年,诏公卿以谣言举刺史二千石为民蠹害者。时太尉许戫、司空张济,承望内官,受取货赂,其宦者子弟宾虽贪污秽浊,皆不敢问,而虚糺边远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人诣阙陈诉。”(后汉书·刘陶传》)。
桓帝时,刘瑜上书言:“今第舍增多,穷极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时令,促以严刑,威以法正。民无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夺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奸情赇赂,皆为吏饵。民愁郁结,起入贼党,官辄兴兵诛讨其罪。贫困之民,或有卖其首级以要酬赏。父兄相代残身,妻帑相见分裂。穷之如彼,伐之如此,岂不痛哉1(《后汉书·刘瑜传》)。政治腐败,人民穷困到自卖首级,人间惨象,竞至如此!
盖勋,“初举孝廉,为汉阳长史。时武威太守倚恃权势,恣行贪横,从事武都苏正和案致其罪。凉州刺史梁鹄,畏惧贵戚,欲杀正和以免其负。”(《后汉书·益勋传》)。
《后汉书·盖勋传》:“灵帝召见,问天下何苦而反乱如此。勋曰:倖臣子弟扰之。时宦者上军校尉蹇硕在坐,帝顾问硕,硕惧不知所对。……拜京兆尹。时长安令杨党,父为中常侍,恃势贪放,勋案得其臧千余万。贵戚咸为之请。勋不听,具以事闻,并连党父。有诏穷案,威震京师。”
《后汉书·刘祐传》:“迁祐河东太守。时属县令长,率多中官子弟,百姓患之。祐到,黜其权强,平理冤结。”《魏朗传》:“迁彭城令。时中官子弟为国相,多行非法。朗与更相章奏。幸臣忿疾,欲中之。会九真贼起,乃共荐朗为九真都尉。”
好官虽有,但为数甚少。在贪污腐败之汪洋大海中起不了什么作用,有功者反多见诬。范晔在《张法滕冯度杨列传》论中慨叹之曰:“安顺以后,风威稍薄,寇攘寝横,缘隙而生,剽人盗邑者不阕时月,假署皇王者盖以十数。或托验神道,或矫妄冕服。然其雄渠魁长,未有闻焉。犹至垒盈四郊,奔命首尾。若夫数将者,并宣力勤虑,以劳定功,而景风之赏未甄,肤受之言互及。以此而推,政通难乎以免。”例如苏章,“顺帝时,迁冀州刺史。故人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奸臧。乃请太守,为设酒肴,陈平生之好甚欢。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独有二天。章曰:今夕苏孺文与故人饮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举正其罪。州境知章无私,望风畏肃。换为并州刺史,以摧折权豪,忤旨,坐免。隐身乡里,不交当世。”《后汉书·苏章传》)。
摧折权豪,竟忤旨,竟坐免官。
地方政治为权门贵亲子弟所把持,贪污腐败如狼牧羊。朝廷也是一样。大权握在外威宦官手里,三公群卿多为贪生畏死之人,贪恋地位、俸禄。对权臣中官,只知唯唯听命。顺帝时,朗顗上书说:“三公上应台阶,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则阴阳反节。……而今之在位,竞托高虚。纳累钟之奉,忘天下之忧。栖迟偃仰,寝疾自逸。被策文,得赐钱,即复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灾眚,兴致太平,其可得乎?”(《后汉书·朗顗传》)。三公如此,朝廷大官无不如此。正如前面所引述顺帝时,“大臣懈怠,朝政多阙”,尚书仆射虞诩上疏说:方今公卿以下类多拱默。以树恩为贤,尽节为愚。至相戒曰:白壁不可为,容容多后福。
在这皇帝昏庸,外戚宦官当道,忤违宦官外戚的被杀害,一批批志节之士被冤死的环境和时代,在群众中产生以“尽节为愚”也就是很自然的了。在某些方面说,这也是个性的觉醒。反传统思想意识的思想意识,于焉滋生。
贪污得来的钱拿去贿赂大官,就可受推荐更加升官。顺帝时,有个“邵陵令任嘉,在职贪秽,因迁武威太守。后有司奏嘉臧罪千万。征考廷尉。其所牵染将相大臣百有余人。伦乃上书曰:“臣闻《春秋》诛恶及本,本诛则恶消。……今任嘉所坐狼藉,未受辜戮。猥以垢身,改典大郡。自非案坐举者,无以禁绝奸萌。”(《后汉书·儒林·杨伦传》)。
皇帝也公开卖官卖爵。安帝令“吏人入钱谷得为关内侯、虎贲、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缇骑营土,各有差。”(《后汉书·安帝纪》)。灵帝的生母董皇后,“窦太后崩,始与朝政,使帝卖官求货,盈满堂室。”(《后汉书·皇后·孝仁董皇后纪》)。安帝卖的官,还是小官,灵帝就公开卖大官了。灵帝假借助重修宫殿的名义公开卖官。公卿二千石,皆有定价。公千万,卿五百万,大郡郡守至二三千万。专开西邸作卖官议价的地方。被任用的官,须先到西邸议价,才能上任。《后汉书·灵帝纪》:“是时,段颎、樊陵、张温等,虽有功勤名誉,然皆先输财货,而后登公位。崔烈因傅母入钱五百万,得为司徒。及拜日,天子临轩,百僚毕会。帝顾谓亲倖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万。程夫人于旁应曰:崔公冀州名士,岂肯买官,赖我得是,反不知姝邪?于是声誉衰减。”
桓帝时,出现政府发不出官俸的现象。皇帝不是采取精简政府部门沙汰冗员办法,而是不发官俸。《后汉书·桓帝纪》:延熹三年九月丁亥,“诏无事之官权绝俸,丰年如故。”第二年七月,又“减公卿以下俸,貣王侯半租。”并“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五年八月,又“诏减虎贲、羽林住寺不任事者半俸,勿与冬衣;其公卿以下给冬衣之半。”注引《东观记》说:“以京师水旱疫病,帑藏空虚,虎贲、羽林不任事者住寺,减半俸。据此,谓简选疲弱不胜军事者,留住寺也。”这年冬天,以武陵蛮叛,出兵征讨,又“假公卿以下俸,又换王侯租以助军粮,出濯龙中,藏钱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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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 壹 由部落到国家 一、早期国家的出现 (一)殷商社会和经济 | (二)周人的早期生活 | (三)灭商后商周两族的关系 | 二、阶级分化和演变 (一)贵族 | (二)国人 | (三)众、庶、民 | (四)私徒属 | (五)隶臣妾 | (六)《诗经》中所见各阶级的生活 | 三、井田和土地制度 (一)土地公有制的史影 | (二)周王、诸侯、贵族土地所有制 | (三)公田和私田 | (四)国与野的不同田制 | (五)农业生产工具和技术 | 四、早期国家形式 (一)王廷和群僚 | (二)城邦国家 | (三)国(地缘)与家(血缘)两系的合一 | (四)礼、刑、兵、税、役 | 贰 古代社会 一、春秋战国之际的经济社会变化 引言 | (一)农业生产力的飞跃发展 | (二)城市交换经济的兴起 1.交换和商人的活跃 | (二)城市交换经济的兴起 2.货币和城市兴起 | (二)城市交换经济的兴起 3.交换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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