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我到香港去了。香港的中式茶楼，座客衣着随便，且多袒胸跣足者厕身其间，高谈阔论，不知左右尚有他人。这些茶楼似以品尝各式细点为主，茶楼备有热笼面点糕饼不下百十种，用小车推至座客前，任选一二种慢慢受用，颇有特殊的风味。据传也有茶客，在清晨入店，午夜始回，终日盘桓，以致倾家荡产的。香港多的是这类广式茶楼，这已不是明窗净几，集友辈数人作娓娓清谈的饮茶了，而是充满市井气的热闹场所。若从品茶来说，这大概只能归入于冲洗胃里的油腻一流，即作品，亦非饮，而是讲究吃的了。
香港也有完全西式的茶座，如战前有名的香港大酒店，告罗士打行和“聪明人”茶室等。告罗士打行和香港酒店的茶座，是珠光宝气的妖艳妇人和油头粉面的惨绿少年麇集之所，倒是“聪明人”茶座虽设在地下室内，却少繁杂的喧嚣，可以与至友数人作娓娓清谈。这里喝的除了纯咖啡与冷饮外，就是一樽利普顿红茶，是饮茶而非品茶。好在去的人意不在茶，茶叶的好坏便无所谓了。
后来到了重庆，应云卫经营中华剧艺社，在国泰大戏院演出。剧团寄住在戏院对门，外进则是一爿茶馆。杭州的茶楼里有舒适的藤椅可以躺卧，重庆的茶馆里则有帆布或竹片拼成的躺椅；每到这里来，颇动我的乡思。在重庆的五年中，我是经常出没在这家茶馆的。前几天吴茵还写信来提到我们当年在茶馆里谈笑风生的情景。这里的茶与杭州的龙井或英国的利普顿茶有别，这里饮的是沱茶。每逢你吃得酒醉饭饱时，喝上几杯沱茶，的确有消去油腻的功用。但是更令人难以忘怀的，倒是那些伴着喝沱茶的日子，谈文学谈戏剧谈电影，甚至谈国事（当然是小声的耳语，因为茶馆壁上贴着“莫谈国事”的警告），则是又一所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社会大学。
抗战后回到上海，以前只有洋人才能进去的饭店茶室，大者如华懋、汇中，小者如DD’S与塞维那，如今我们也能大大方方进出了。还是喝茶，但这已不是品茶，而是对于未来美好日子的期待了。
1989年国庆后一日，听风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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