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重要历史发展进程是：欧洲民族国家崛起过程中的一些世界性历史事件都跟税收有着直接联系。比如说英国的大宪章，就是因为国王约翰任意征收税收引起了与贵族的巨大矛盾，最后双方妥协达成宪章原则，以后英国议会的一项重要权力就是对税收的批准。而查理一世破坏了这个原则，因为要求征收税收被议会否决，结果采取解散议会的极端做法引起双方的战争，因此这场战争可以说是一场地地道道的"税收权力争夺战"。公平地说，查理一世时期的税收征收水平是非常低下的，当时英国的确也陷入财政困境，国王征税并非全无道理，关键是国王征税具有任意性和专断性，一旦要求提税就会招致人民反对，而英国恰恰是在斯图亚特王朝之后，经历了光荣革命之洗礼，重新确定议会在上的宪政原则后，税收开始明显地、不间断地提高，其税收汲取能力大大高于专制王权时期。法国的路易十六也不是什么大暴君，相反，他的处境令人同情，因为他的先辈路易十四想成为伟大君主，南征北战，早就把国库掏空，到了路易十六时代，整个法国社会矛盾已是积重难返了，此时国库早就空虚，而这时候英法争夺世界的大战已经拉开序幕。法国从国家利益角度来看，的确需要增加税收，但是专制王权下国王直接征税的合法性极端低下，一旦国王意图强行征税，就招致法国三个等级的共同反对，因此法皇走了查理一世的老路，解散了国民议会，最后引发法国大革命。因此确切地说，法国大革命也是一场税收争议引发的革命。这时候就显示出英法两国体制差距带来的不同结果了，同样是为了打仗，同样是为了争夺世界市场，英国因为确定了宪政原则和王在法下的原则，议会就可以根据国家利益合法通过提高税收的议案，税收收入大大提高；而法国却因为仍然处在专制王权时期，其税收水平相当低下，可是一旦想要征税就会激怒民众，成为全民公敌。这个时候，英国的体制已经决定了其对法国的压倒性优势。这里体现的是议会政治对专制王权的优势，也是宪法政治下税收汲取能力和国家动员能力对专制制度的胜利。因此，一个国家税收汲取能力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征税的问题，更是一个制度建设问题和国家政策合法化以及公民对国家认同感的问题。一个现代化国家要成功提高其税收汲取能力，就必须进行制度建设，具体说来要提高征税能力，又要得到民众普遍的认同，必须有以下条件：
（1）国家对于重大项目和工程必须经过议会（我国是人民代表大会）和专家学者的公开讨论和论证，并得到议会的批准。程序性民主是提高公民纳税意识的重要一环。当每个公民通过电视转播看到议会的充分和公开的讨论后，对于自己所缴纳税收的使用会有一种安然放心的感觉，同时有一种"民众共同参与国家建设进程"的认同感。另外，国家新增加的税种也应该在凝聚了国民共识后经过议会以法律的形式批准通过。
（2）对于国家征收的税收和费用必须加强管理和监督。防止腐败和挪用国家开支的现象频繁发生。一个廉洁的国家管理体制有助于增强公民对国家的信任和对纳税制度的认同。
（3）一个现代法治国家，界定清楚了国家、社会和市场的界限，界定了社会基本功能系统的界限，才能从根本上做到国家税收合理、合法、科学的运用。法治国家，而不是人治国家，是增进公民税收申报意识的先决条件。
（4）国家对社会福利、社会分配、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的大力投入让公民切身实地体会到国家的正面作用和人性化的社会管理，这也必将有助于公民对"税收国家"的认同。
明清历史的教训
对于明末清初和鸦片战争两段沉重历史的反思一直是中国国内历史学界和思想界的经典话题，过去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对历史研究的限制，对于这两段历史的研究是比较沉闷，主流观点就是从宏观历史角度、封建王朝衰落、政府腐朽无能的角度来看待这段历史。在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态的限制逐渐被多元化的观点代替，大家不仅从军事角度、政治角度，也开始从人口学角度、社会学角度、财经角度，甚至是气候变迁的角度来分析明清两代由盛转衰的局面。在财政经济角度，我国的历史分析大多还是沿用过去的传统观点，认为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挥霍无度和横征暴敛是明清不可避免衰落的重要原因。但是从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对明史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新视角和新观点，黄仁宇先生从小处着手，从一个历史事件入手，甚至是从一个重要的年份着手，其细致翔实地梳理历史细节和历史脉络的手法让笔者非常敬佩。他真正做到了以小见大，以细微来看全局，既体现了良好的宏观大视野和宏观把握能力，又能对微观历史细节进行社会科学性质的精密分析，他提出的许多新观点非常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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