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亮与陶侃的矛盾，归根结底是高门士族与下品庶族之间的矛盾，亦是玄学与儒学之间的矛盾。比方说，西晋以来的社会风气，“官者以理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陶侃对此深恶痛绝，他非要管事，整天坐在衙门里，军中府中所有的事，必须亲自察看，亲自参与，不曾有片刻清闲。常对人说：“大禹是圣人，乃惜寸阴；我们平常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活着的时候对社会没什么益处，死了也不被后人记起），是自暴自弃１高门士族什么活不干，走路有人扶，出门做车，马都不会骑。陶侃偏就没事找事，在广州任刺史的时候，天天早晨起来没事把一堆砖搬书房外面，晚上再搬回来，别人问他干什么，他说，我还要北伐中原呢，过分的悠闲安逸，恐怕不能承担大事。
东晋名士除了好酒常醉不醒之外，就是一天天摇着麈尾清谈。陶侃则饮酒必限三杯，属下参佐不认真做事，言谈戏耍荒废政务，轻则严加训斥重则加以鞭笞，把他们的酒器、赌具、麈尾一并扔大江里。名士尚玄学，陶侃非说：“《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这不是跟高门士族对着干吗？这种人一旦执政，会有名士们好果子吃？因此庾亮对他非常排斥，也难怪陶侃怀疑他私下捣鬼把他排在顾命大臣之外，想当年晋明帝把他安排在荆州就是对抗门阀士族的。
温矫对庾亮说，您猜忌陶侃不是没道理，陶侃寒士，与我们志趣不同，不过，他还是个忠臣，您派人去请，他一定来！使者到了荆州，陶侃还真记恨前嫌“以边将不敢越职为由”不想出兵，后来想了想，还是天下大局为重，终于答应共赴国难，西军以陶侃为盟主，发兵四万杀向建康，“旌旗七百余里，钲鼓之声，震于远近。”京师内的王导一面矫太后之诏，令三吴（吴兴、吴郡、会稽）起兵勤王，联络扬州刺史郗鉴南下，一面策反苏峻的队伍。双方相持不下，自公元328年五月一直打到九月，好在北方的前赵与后赵的大决战也在同时展开，南北双方各打各的，互不妨碍。在陶侃、王导双方的努力下，各地联军与苏峻在石头城展开决战，苏峻恃勇轻敌陷入阵中被杀，苏峻之乱平定。
建康满目疮痍，宫阙化为灰烬，温矫建议迁都豫章（即今南昌），应该说温矫的建议并没有什么暗藏的私心，三吴豪强乘机请求迁都会稽（在今浙江绍兴），王导力排众议，反对迁都，他可不能把朝廷置于吴姓的控制之下，搬出孙权和刘备的话：“‘建康王者之宅，’古代的帝王，不一定因为财富的丰俭迁都。如果不修农事，那么乐土也会变成荒墟。北方未平，窜于蛮越，是向胡人示弱，决非良计１迁都之议遂罢。
庾亮上表请罪，求归山野，成帝司马衍手诏不准：“此社稷之难，非舅之责。”庾亮无地自容，自乘扁舟下野，留下表章说：“祖约、苏峻纵肆凶逆，罪由臣发，寸斩屠戮，不足以谢七庙之灵，塞四海之责。”司马衍闻报，马上下令地方官员扣留庾亮的小船，请他回来做官，小皇帝知道自己现在尚离不开这位有雅坐的舅舅。
苏峻之乱后，庾亮声威大损，迫于王导之逼，被迫放弃中枢权力，请求外镇效命，以塞天下人之口，小皇帝任命他为豫州刺史，镇守芜湖。陶侃死后，庾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荆、豫三州刺史，进号征西将军、假节，迁镇武昌，成为长江中游强藩，坐镇荆楚，遥制朝廷。平静掩盖下的血雨腥风飘然而至，新一轮的王庾之争再度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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