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评传 紅樓無限情-周汝昌自傳   》 海外紅學三友      周汝昌 Zhou Ruchang

  ——浦安迪、夏志清、唐德剛
  平生兩次遊美,1980年的國際紅學大會已有文粗記。1986年秋又重遊,是去做Luce Sch olar (魯斯學者)。提起Luce,早有緣分:我入燕京大學(1940年秋),所到的第一處遊賞之地即是 Luce Pavilion,乃Luce捐資所建,燕園中人則稱之曰“島亭”——它是未名湖中的一個小 島,乾隆時舊園遺跡石舫,即在其東側。我在亭中加入國劇社,唱了一段“西皮慢板”;中 秋夜獨到亭旁賞月懷鄉。那時如何想到我七十歲時又與其續結學緣。
  
  閑話休題。且說1986年之爽秋,住下不久,就見一份華文大報上的一條鬥大的鉛字標題:《 紅樓風雨急》!不禁大吃一驚。
  
  細讀了這整版的長文,方知是夏、唐兩位老朋友因薄物細故的“《紅樓》問題”而起了爭端 —— 由學術竟發展到學術以外的感情用事,互揭互貶……唐德剛先生的一篇文章的大標題是:《 夏志清貼我的“大字報”》(此乃戲用大陸“文革”時的用語)。簡直又驚人又逗人,一時軒 然大波,震動紐約教育、學術界。
  
  但他們兩位都非俗士常流,多年老友,一時“交鋒”,不久就為關心的友好們“打和”了, 復交如初。這是一樁趣聞兼佳話,二人風格皆可師也。
  
  我住的是威斯康辛大學所在地Madison。1987年暮春之初,紐約的學者及華人文化團體都來 邀我到紐約去講紅學。於是我纔有了東行的機緣與興會。
  
  先說明,那春夏是兩次訪問了紐約。第一次是由普林斯頓轉到紐城,第二次是直抵而未他顧 。
  
  我是個不太好“挪動”的人,雖有Luce的旅行費,也不想到各城去廣開眼界。忽有學友浦安 迪教授函邀,要我到普林斯頓大學去講《紅》。這是美國數一數二、幾乎壓倒哈佛的名 校, 我卻願去看看。於是商量講什麽題目,浦先生喜歡聽我講《紅樓》結構學,約定後於3月3 1 日飛抵紐約,一位美國學生到站迎接,並開車直奔普城。到達寓所還未坐定,臺灣籍名教授 高友工先生便熱情來打招呼——後知他是嚮來不肯如此行動的,對我真是特例而破格之禮數 了。對此,我深為銘篆。
  
  4月1日晨起,到餐室去早點,桌上已擺滿了鮮花。那天是中華古歷三月初四,我的七十歲 生日,見此好花,精神十分欣喜振作。
  
  當時遇有一位日本訪問學者偕夫人在室,已用餐完畢,緻禮而去。
  
  那天下午,在“壯思堂”講《紅》,頗受歡迎的情景,已有文粗記。講後又有小型講座,皆 大陸、港、臺女學士,一位美國男士(他研究巴金小說,認為巴金受《紅》的影響)。大陸二 女 士,一為呂正操先生的女兒,一位是在京熟識的北京大學中文係的吳得安(她畢業赴美,我 作數首絶句贈行)。晚上是浦先生請晚飯,特到一傢華人飯館,吳女士作陪——浦先生卻在 一旁幹坐着,因他是信教人,不食豬肉。
  
  吳女士又於一日晚上請我(與女兒倫苓)和高友工教授吃飯。浦先生有事來不了。食次,高先 生勸促我,“你先把那幾回 最關鍵的補出來!”這是指雪芹八十回後的佚文而言的。他的一篇英文論文講《紅樓》的 詩境,極好(可參看拙著《紅樓夢與中華文化》)。
  
  又次日,浦、吳兩位熱情送我們到火車站,車票還優待老人。火車十分平靜,緩緩而行,一 點兒也無雜亂之形跡。
  
  到了紐約,本來衹想會見夏志清與唐德剛兩先生。唐先生在1980年紅學大會上已然結識,成 了熟人,夏先生則聞名不曾謀面。可是,最先來訪我的卻是臺灣籍的傅運籌、趙樂德伉儷。 我一到達,他們便知道了——不知由何渠道?其消息之靈通,實在讓我驚奇。
  
  傅先生在聯合國工作,小行草鋼筆字寫得清秀之至。趙女士是《老殘遊記》作者劉鐵雲先生 的曾孫女的女兒。夫妻二人,皆是“紅迷”。從此,我們成了好友。
  
  夏先生是中國古代小說的專傢,其英文版著作在海外享有盛名。他邀我到哥倫比亞大學去講 ,卻值彼校係裏經費未到,無法承諾,他就自掏腰包,仍要我去踐諾。他派一位大陸留學研 究生唐翼明先生到中國領事館去接我。到校時,查建英女士已在樓內等候。
  
  在他的辦公室內,為一群美國學生講《紅樓夢》的意義與原著佚失的“後三十回”的探討。 其時名記者陸鏗先生與一位臺灣的報人,都趕來旁聽。
  
  外國學生因下堂有課,都有點戀戀地、不得已地走了。查女士對“探佚”這門新紅學很感興 趣,對我講的(推考而得的)情節表示驚奇。
  
  因係裏支不出報酬,夏先生過意不去,特意在一處名為“月亮宮”的飯館設宴招待我晚餐, 查女士仍在座。奇 巧的是:在普林斯頓大學4月1日遇上的那日本學者夫婦,也在那裏晚飯,我眼拙,早不能認 出了,他們卻記得我,起身嚮我行一個大鞠躬禮。這令我十分感動。
  
  還有更奇的:到北京教過英語、與我大女兒月苓同事的一位美國女士不知怎麽得悉我在那兒 , 也趕來看我,並邀我與倫苓到她住處小談敘舊。及至告辭出來,已然是滿城燈火,目迷五色 ;寬敞的市街汽車如織。我們不識路,幸虧女士攔車“打的”,纔於深夜回寓。
  
  這些事,歷歷如在目前。
  
  再講唐德剛先生。
  
  我和他初不相識,1980年國際紅會的第一天第一場會,他正坐在我的右邊,就好像他久知我 的一切,如舊交重逢的一般,並即席寫七絶一首見贈。他為人忠厚風趣,口才並不高,可文 章寫得真漂亮。
  
  他與鬍適之先生關係甚深,著有鬍適之口述自傳(原英文)漢譯。
  
  後來他訪大陸來到北京,又有好幾首詩贈我。
  
  其中一首今錄於此:
  
  汝昌兄辱詩索和,用通葉原韻
  
  試考芳園八九分,花枝巷口有脂痕。
  
  排場戲續忘真假,“評”“證”蟬聯見夢魂。
  
  我到大都訪邸宅,人傳耆宿別宵昏。
  
  紹興相國原居首,君住京華第二軒。
  
  等到這次重到北美,一到紐約,他也就立即聯繫上了。因他正好為他所在的紐約市立大學籌 備一項新課程:世界各國文化代表作,將《紅樓夢》列為代表中國文化的名著。彼校的文學 院長、係主任等根本不懂《紅樓夢》是怎麽回事,難做决定,他遂讓我去給這些領導人士和 教授等講講芹書的意義。
  
  那回我很着意,因為這是《紅》書的榮譽。我在美國雖然受到多次“Your English is very good”的稱許,可那是一般日常酬對的口語和較易講解的課程。輪到講《紅》的偉大意義 ,我這已然丟失了五十年不說不用的英語,可就怕不敢保準了,我特囑德剛兄替我請了一位 英 語流暢的瀋教授作為“準備譯員”——如遇到我表達有了睏難時,我就改用華語,他來用英 語轉達一番。
  
  這是個大難題!嚮全然不懂的洋人講什麽《紅樓夢》?比“一部二十四史”麻煩大得多呀!
  
  我記得也是先從解說“紅樓夢”三字的意義講起。他們聽了也似茫然不得其“味”。好不容 易歸到了一句話:“這部小說是中國小說中最為偉大的一部,因它包涵有最豐厚的中華文化 意義”時,德剛兄聽到了我說出cultural significance時,他立刻大聲呼出“There”一字 。
  
  這個字,在我們中國話裏不能譯為“這裏”,而應譯成“正是這話了!”“這纔說對了!”
  
  這麽一來,院長們纔像釋然,而我的“任務”也算完成了。
  
  講後,德剛兄送酬金,我正訪夏先生於府上,他竟找到了。這回聚會,也留了照片。
  
  ——我的記憶和敘法有了疏誤:我和夏先生初次見面,是德剛兄安排的一次聚餐,他邀了好 多位在美華人作傢作東作陪,請我和夏先生上座。我帶了一幅墨書紅樓詩奉贈夏先生,他很 高興,立時起立合影,把字幅當作二人的“中間人”。第二天到哥倫比亞大學去講時,他又 特意將它帶去,展在桌上讓同學們看。
  
  夏先生贈我一册書,掀開末頁給我看,見一段題記,其末句寫的是他是個“周迷”——指喜 讀我的紅學拙著也。
  
  分別後,他有一次在臺灣的《傳記文學》上讀到我的紀念鬍適先生的七律詩,特意來函加 以贊語(他與鬍先生的關係並不甚洽睦,然不因此而妨礙見賞拙句,此即可見格高)。
  
  後來《紅樓夢與中華文化》在臺灣出版,中有引及他的論《紅》警語,故寄贈請正。又得賜 函,末雲:“兄學大如海,弟萬不能及也!”
  
  這些過奬之言,固不敢當,然亦應當一記,庶不負他的一番心意。
  
  他的論《紅》名著題曰Love and Compassion(《愛與憐憫》),多有精闢的識見。
  
  我與夏先生是學術之交,言不及它,此會唐先生撰有專文紀實,發於報端。夏先生還誇我的 英語“到底是燕大出身的,果然不同”。我試問他:“我若請您到大陸去開紅學會,您去嗎 ?”他答曰:“你若請我,我就去。”言外之意是別人請,那是沒門的。
  
  這次到紐約,草草敘來,已如此冗長,誰知不久又第二次重訪。
  
  記得那是紐約亞美協會的主事者蕭女士忽惠函來邀,說辦一個夏令年會,要我去講講《紅 樓》的事。我說剛回來不太久,不想再往了。她不答應,一再懇洽,說一切費用全部由會 方負擔,務必前來!我見如此懇切,不宜再辭了,就鼓興再行。
  
  簡而言之,是到一個“島”上的“金氏學院”(本名 King's College,義為 “國王學院”, 南人讀“金”如King也)去聚會。那兒十分熱鬧,有各種節目。在美同胞見了我們都很親熱 。
  
  講時,有港校兩教授和臺灣女作傢李昂同臺。主題原是“環境保護與文學”。三位講了輪我 換題。 我演講的題目是“《紅樓夢》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我的“開場白”說《紅樓夢》也有環境 污染——大傢很驚奇。我說:林黛玉葬花,不是就因 為隨水流出,園外就髒的臭的亂倒——花還是淪於不潔之地了嗎?這正是環境污染之證。
  
  大傢一下子把興趣提高了。
  
  我講雪芹原本的真故事真價值,與程高偽續後四十回絶然不同。香港教授在我按時限結束時 起立說:我要講的有一點周先生已然講了,不必再述,我願讓出20分鐘,讓周先生續講。
  
  誰知,20分鐘又講完了,臺下聽入了“迷”,主席女士宣佈:“離晚飯還有一小時,請周先 生再續,如何?”聽衆熱烈鼓掌。於是我一直講下去。好像有大陸記者還報道了此事。
  
  第二天,傅先生開着車來了,把我們接到他府上小住。也是講紅學的事,聽者是他請來 的臺灣文界人士,男女多位。而因此會,纔又引起了把拙著新稿《紅樓夢與中華文化》付臺 灣出版的擬議。一位李莉女士為此尤為熱情出力。在此志之。



   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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