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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评传 》 故國行吟 》
第63節：故國行吟(62)
宋浩浩 Song Haohao
在爪哇時，除了授課以外，蘇曼殊還從事進行着寫作。大約一年時間裏，他完成了英譯《燕子箋》，又開始了那本自傳體小說《斷鴻零雁記》的寫作，並且翻譯了那本梵文詩劇《沙恭達羅》。而一九一二年的春天，蘇曼殊又返回了中國。
他回到上海後，受到了好朋友柳亞子等人的邀請，到《太平洋》報社任主筆。還在柳亞子的勸說下加入了著名的"南社"。在報社，蘇曼殊遇到了從日本留學剛回來的李叔同，他們兩個有着相似的經歷，而且最終都與佛有緣，還皆擅丹青。不過曼殊的山水畫，多取材於古寺閑僧荒江孤舟，畫風蕭疏而孤僻；而李叔同性格清淡穩重，擅長花鳥。他們倆全都做着報社的美術編輯工作。
柳亞子的朋友葉楚傖久聞蘇曼殊的畫名，費盡心思要要得到他的畫，後來硬是以同為"南社"成員的身份，用小計策把蘇曼殊"囚禁"起來，纔得到了那幅著名的《汾堤吊夢圖》，畫作完成之後隨即就被李叔同鑄版在報上發表了出來。同時也刊出了李叔同一幅用隸書筆意寫成的英文《莎士比亞墓志》，堪稱"雙絶"，一時洛陽紙貴。之後，蘇曼殊的小說《斷鴻零雁記》也被李叔同拿到報社連載，小說寫得情真意切，哀婉動人，主人公的遭遇其實就是蘇曼殊的經歷，刊出反響非常極大，可惜的是報社很快發生了資金的危機，到了一九一二年的十月份終於被迫停刊。
此後的一段時間，蘇曼殊到了安徽安慶的朋友那裏教書，直到第二年的年底，肺脾都嚴重發炎，每當發病時全身疼痛，無奈衹能在十二月份東渡日本養病。到了日本他衹是先住在一個旅館中，後來病情加重纔到東京就醫。蘇曼殊生病期間還去看望了河合若，為她添置了書櫥、椅墊等生活物品，這個時候他已知道，這位喚了二十多年的小姨就是自己的親身母親。
蘇曼殊的飲食習慣非常沒有規律，遇到愛吃的東西準吃個大飽。比如日本人有吃冰的習慣，中國留學生一般不怎麽吃冰，覺得那有礙健康，蘇曼殊不但要打破這個陳見，一吃就吃好幾斤，對於甜水果吃起來更是沒有節制，這也損害了他本就虛弱的身體。
五
這次蘇曼殊在日本的時間最長，一共住了三年。直至一九一六年的春天，他纔回到了上海。回國後蘇曼殊在杭州結識了國學大師馬一浮。馬一浮早年赴紹興參加縣試，與魯迅兄弟同考，結果馬一浮的成績名列第一而魯迅還排在他後面。後來馬一浮又遊訪過美國，精通西學，不過他認為西學仍不如國學，六藝可以囊括一切學術，是新儒學的代表者，他也早聞蘇曼殊的盛名，兩人相見恨晚，非常投緣，對蘇曼殊，馬一浮有這樣的評價"固有超悟，觀所造述，智慧天發，非假人力"，可見蘇曼殊的天才是沒有人不佩服。
在上海，蘇曼殊的腸胃病又復發了，痢疾不止，很快被送進了霞飛醫院。孫中山一嚮對蘇曼殊很器重，這一點當時在上海的蔣介石也是知道的，而且蔣介石也非常敬仰這位纔名遠播的僧人，知道他住院時經濟拮据，還讓蘇曼殊當年的學生陳果夫送去醫藥費。甚至把他請到自己的傢中去住，在蔣的寓所裏，蘇曼殊的病情更加嚴重了，於是被送進了廣慈醫院，朋友們希望這所醫院能輓救住曼殊年輕的生命。
蘇曼殊知道自己病情的嚴重，似乎明白自己也許不久於人世，他到沒為自己感到傷心，時常想起的衹是那句自己曾寫過的詩句："衆生一日不成佛，我夢中宵有淚痕。"，作為一個普渡衆生的僧人，早已把自己的生死度之以外，衆生成佛纔是他最大的心願。 一九一八年的五月二日，蘇曼殊被病痛奪去了生命，彌留之際的最後一句話是"但念東島老母，一切有情，都無挂礙"，除了他的母親，這一生他確已沒什麽挂礙了。他走得那麽灑脫那麽年輕，在人世衹度過了三十五個春秋。
那些朋友都知道蘇曼殊生前喜歡杭州，鐘情西湖。於是他們在西湖的南岸山腳下，為他選了一塊風景優美的安身之地，讓蘇曼殊可以常與湖山做伴，再不孤寂。
後記
寫一本書好似一次行旅，到了終點該緩口氣了，卻發現腳下又將是下一個起點，所以後記衹是一種了結而非終結。就像行旅者在遠鄉青山間走了很久，偶遇一座茶亭，那就歇歇腳，坐下來，會心地從茗香清風中品咂來路的艱辛，稍作恢復，便又該啓程。
創作可以說一項時間的事業，創作本身需要時間，而作品的好壞也需要時間來評斷。以後散文還會繼續寫下去，小說也不會丟棄。寫散文是寫我想說的話，寫小說是替筆下的人物說話，這兩者是不矛盾的。很多讀者在看完我的第二本諷刺小說時給我來信，他們讀慣了我那本《山河寂寥》的風格，驚訝一個人怎會寫兩本差別如此之大的書，一個嚴肅的散文作者怎會還有尖刻的另一種文風，說有些作傢都衹寫一種風格的文章、一種風格的書，怎麽獨你左右開弓。其實這也不足為怪，對歷史的多情，那麽文章必然沉鬱恣肆；對現實生活中世情百態的不滿，那麽文章也自然會尖刻，幽默和諷刺其實也是一種婉轉的鋒芒。寫歷史散文是抒胸中之逸氣，以及對中國文化本身的感情；寫諷刺小說，是希望能通過幽默的一面來警示人心，沉澱一下生活中的浮躁。當然，誠如讀者朋友信中所說，能駕馭差別如此大的兩種風格是少有的，少有不是沒有，最近我也當了回責任編輯，替張煒先生看了他將在上海三聯出版的《楚辭筆記》，衆所周知張煒先生是以《古船》、 《外省書》、 《能不憶蜀葵》等小說名世的大作傢，本行是小說創作，沒想到國學底子亦非常了得，學術文章也寫得出，而且照樣寫得文采飛揚、瀟灑氣派，相信一般的酸腐學者看到那本書後自會汗顔。左手右手皆有所擅的例子不在少數，誰也沒規定一個作傢衹能守住一種文體的貞操至死不渝的，文藝女神似乎也更喜歡不專一的創作者，餘光中先生說得好，詩歌是他的情人，散文是他的妻子，在創作上他是個多妻主義者。好一個文學的"多妻主義"者!正是有了那不專一和不滿足，才能寫出出新意的文章，這個觀點我覺得可以藉鑒一下。當然我似乎也得嚮讀者朋友聲明，此藉鑒衹限於文學創作，要在生活裏邊實踐一下的話。本人不負誤導責任。
提到這本書，讀者也許難以想象，我寫這本書的動因之一，竟是因為一首歌麯，此歌以詞牌為名，叫《虞美人》。在我還沒出生之前的那個年代，這類歌由於歌手來自當時的臺灣，代表着與大陸社會氛圍不同的流行文化，所以長期被看作"靡靡之音"，可現在回過頭去看呢?就說這首《虞美人》，一唱三嘆，比起時下浮囂而吐字不清的流行歌麯，不知品位要高多少。當然這也和詞作者有很大的關係，他畢競是那位才華絶代的南唐後主李煜。我們知道，無論宋詞清詞，都是可以用來唱的，但由於時代的遷易，與詞相配的麯調早已湮滅於時間的洪流，甚至有些不知名的詞根本就從沒被配過麯。我們大多數的後人接觸的，衹能是傳之於書册的平面文字。而在這裏， "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嚮東流"，後主詞的那種出自本真的哀婉凄怨、離愁別恨、傢國之痛完全被優美的旋律演繹了出來。接着我便有了書寫李煜的衝動，這也是此書以他開篇的原因，隨後陸陸續續又想起了一些值得寫的文人，比如晚唐的李商隱、宋末的文天祥、清初的納蘭性德等等。他們多是歷代的文章高手，他們才華絶世卻又都命運多舛。幾乎每一個都構成了一個獨立的傳奇，怎能不讓我虔誠地拿起筆，對他們人生作一番解讀?他們的川行華章、升沉榮辱讓我無法不為之驚嘆和感動，寫到他們的傷心處，也不禁眼角濕潤、擱筆沉思。這些文人每一位都經歷過人生的大悲喜，有幾位更是生時凄涼、身後寂寞。而我所能做的，也衹是以自己的一枝孱弱之筆，記錄下他們在歷史長路中的側影，而側影的遠處，卻早已是西風殘照、斜陽如凝。
最後，還需感謝我的老師和朋友，餘秋雨先生的秘書金剋林先生，以及中國社科院的白燁先生，他們對我的創作都給予了很多的鼓勵和關心；作傢出版社資深編輯王為建先生，更是為此書傾註了不少心血；還有一直關心支持着我的廣大讀者朋友們，在此一並緻以謝意。
宋浩浩
2005年10月於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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