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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评传 》 最具争议的作家：浩然口述自传 》
《艳阳天》：我的三十而立(2)
浩然 Hao Ran
郑实 Zheng Shi
写了改，改了写，我抄一遍稿子改一遍，一共三遍感到满意了，便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打电话，叫他们来取稿子。谁知他们并不热情，只淡淡地说，你什么时候下山，顺路捎过来吧。
看来他们不太感兴趣，我把稿子交给他们等了很久却没有回音。正巧赶上《收获》复刊，叶以群到北京来组稿，听说我写了部长篇便拿去看，看后立即要求先发。这时上海让我去改电影剧本《朝霞红似火》，上海文艺出版社也要出我一个集子，我便去了上海。
忽然转念一想，人民文学出版社又不是全国唯一一家出版社，为什么非让他们出不可呢？于是打电话说我要换出版社，让天津出。
这时《收获》上登出来了，大家都说好，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后悔了，想出。我不给他们。
想来真难为情，真是笑话，那时年轻，办事也冲。
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派人到上海来找我要稿子，我很冷淡。回来时，又去机场接我，我仍然坚持不给他们。
结果回到《红旗》就挨了批评。邓力群批评我，还有一个姓吴的领导说话更重，说我变坏了，让我立即准备行装，下乡“四清”去。
那时，周扬他们不了解我的经历，认为我是大学生，通过下乡收集材料创作。他们也逼着我下去参加“四清”，不让我在城里修改长篇。张光年、张天翼他们专门找我谈话，握手时说，代表读者感谢您，写了一本好书，接着就非让我下去。当时我年轻，不听话，骄傲自满，我说，肯定了好书，为什么不让写下去？我就不配合运动，我看老百姓脸色行事，作协别管我。当场搞得很僵。上面给韦君宜压力，她也要赶我下去，我跟她吵了起来。
我心里总认为作协不像文艺单位，不是在帮助工农作者。我对此耿耿于怀，“文革”中还就此写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影响很不好。
我哪里知道，邓力群的夫人叫罗丽韵，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部副主任。没有这层关系，邓力群是不会批评我的。
最终，稿子还是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但我要求调到北京作协，他们早想要我。邓力群不同意，他说《红旗》养得起专业作家，让我安心写作，有什么困难都帮我解决。但我执意要走，他便同意了。
《艳阳天》出版后，反响很大。我心中非常得意，觉得自己三十而立了！
读者喜欢我，每天都收到好多来信。单纯谈文学的很少，都是从政治上谈。有些人说我还写马立本这种人的感情生活没必要。我自己不这么看。现在回头想想，自己坚持的都对了，如果把这些所谓不符合形势的部分都去掉，《艳阳天》肯定要大大逊色了。不过当时正闹“革命”嘛，读者怎么说都可以理解。还有人说我写的中间人物，比如“弯弯绕”什么的，写得生动。读者自有道理，但作者也有自己的偏爱。我当然最喜欢萧长春，他符合我的理想。
后来我从文联下去“四清”，同去的还有汪曾祺。他是那种很文人化的人，我和他没有共同语言，但面子上过得去。他提出将《艳阳天》改成现代京剧，我当然愿意，并自认为《艳阳天》的戏剧基础很好。可惜弄了一半，“文革”开始了，我们都去“闹革命”，这事就撂下了。
北京人艺还把《艳阳天》改编成了话剧。蓝天野把剧本写好，之后就彩排了。我看了彩排很好，但后来没有公演，我也没问过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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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天津人民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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