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评传 百年巴金   》 百年巴金 映照一代知識分子的不凡命運      陳瓊芝 Chen Qiongzhi

  巴金走過了一個世紀。在這變幻的100年中,他有過成功的歡欣,有過屈辱的磨難,有過痛苦的懺悔,有過平靜的安寧。巴金的人生,映照着一代五四知識分子坎坷而不平凡的命運。對巴金的祝福和紀念,也是對上個世紀許多像他一樣的知識分子的懷念,是對我們的民族經歷的百年風雨的記憶與思索。
  他們的世紀
  11月19日,施蟄存99歲安然辭世,11月25日,巴金迎來百歲壽誕。兩位老人相差一歲,同住上海,同證興衰,數日之間,一枯一榮,難免令人感慨唏噓:一個世紀過去了。
  我並不是巴金小說的愛好者。少年時《傢》、《春》、《秋》的激流濺起的小小浪花早已歸於平靜,衹有《寒夜》那冰涼的寂寞隱約縈回在心頭。在我的閱讀記憶中,毋寧說巴金是作為一個翻譯傢存在的,十捲本的《巴金譯文全集》在書櫃中靜靜地站立成一片淺藍。鷹的兒子被判罰永生,變成了草原上一個孤獨的影子(高爾基《伊則吉爾老婆子》);一位俄羅斯姑娘發誓忍受所有的苦難,邁過高高的門檻,進入了一片未知的黑暗(屠格涅夫《門檻》);精神病院內,病人固執地和鮮豔的紅花搏鬥至死,他覺得那是一切惡的化身(迦爾洵《紅花》);夜鶯將心深深地抵住尖刺流着血歌唱愛情,用生命換來了一朵世間最美的紅薔薇(王爾德《夜鶯與薔薇》)……這些故事都屬於青春,充滿浪漫的精神,純潔的理想,飛揚的驕傲,殉道的熱情。字裏行間,我能夠想像當年它們是怎樣地蠱惑着內心永無安寧的巴金———我更願意記住這樣一個巴金,而不僅僅是一個名字被塗成金色,受人尊敬的世紀老人和文學大師。
  “魯郭茅巴老曹”的稱謂將巴金固定在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但一個作傢需要的並不是這樣的排序,所謂“定評”有時反而是作傢的悲哀———那意味着不會再有新的視野與新的理解。在重寫文學史的過程中,在研究者與出版商們補遺、翻賬或賺錢的忙碌中,一些我們熟悉或不熟悉的名字升降沉浮,映照出時代的思路和趣味,有真知灼見,也不乏無聊的吹捧和貶損。巴金是文學史課一定要講的人,但如今專業的文學研究者,不是已經很少將他作為專門的課題了嗎?
  期望從巴金的創作中尋求復雜的“文本意義”的研究者或許會失望,因為巴金其實是單純的,從《滅亡》到《隨想錄》一以貫之的單純,他始終是一個五四知識分子,始終以青年時代確立的理想來擁抱這個世界,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即使百歲,也依然青春。這不是他一個人的青春,而是整整一代中國優秀知識分子成長的年代,他們在啓蒙主義的旗幟下,反抗各種形式的壓迫,以人道主義和獻身精神相號召。歲月滄桑,他們經歷了不同的命運,如今已經萬木凋零,巴金猶如最後一片常春藤葉,象徵着我們對歷史光榮的記憶和思索。他所代表的五四精神和五四理想經過歷史的淘洗而逐漸沉澱,在社會思潮的變化中,在學者們的書房裏,獲得了更為復雜的評價。 “時光永是流駛,街市依舊太平”。他們的世紀過去了。
  讓我們重溫巴金譯筆下的勇士丹柯的故事(高爾基《伊則吉爾老婆子》),他為了帶領族人走出黑暗的森林,在衆人的懷疑中掏出了自己的心高高舉起,那燃燒得比太陽還明亮的心照亮了通嚮自由的道路。丹柯倒在了自由的土地上,他依舊燃燒的心被一個膽小的人踩滅了,化為草原上雷雨之前的藍色火星……或許丹柯就是巴金這樣的知識分子的榜樣吧,他們不問沿途的遭遇和自己的結局,衹是獻出自己的心。
  ●文/所思
  巴金的故事
  ◆巴金的父親做過川北廣元縣的知縣,童年的巴金在父親審案的時候,常在二堂的公案旁邊觀看。犯人們被板子打得鮮血淋漓,然後還要掙紮着嚮大老爺磕頭謝恩,這個場面給了巴金很深的刺激。對“挨了打還要謝恩”這種荒謬邏輯的思考,在他晚年的《隨想錄》中被重新闡發。
  ◆巴金常說自己是“五四的兒子”。《新青年》是他最熱愛的刊物。少年巴金曾懷着一顆戰慄求助的心寫信給《新青年》的編者陳獨秀,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寫信。最終,他沒能等來回信,這是他少年時的一個挫折。
  ◆1928年8月,巴金在法國寫成了第一部小說《滅亡》,第一次使用了“巴金”這個名字。他在拉封丹中學的中國同學巴恩波不久前投水自殺,為紀念他采用了“巴”字,而“金”字,是因為他剛譯完剋魯泡特金的著作。這就是“巴金”筆名的由來。
  ◆1931年,《傢》最初在《時報》上連載時以“激流”為題,書名、作者都被套了紅,版面上還用突出大字介紹作者是“新文壇巨子”。可是小說刊出的第二天,巴金就接到了大哥李堯枚服毒自殺的噩耗,這促使他重新調整了小說的構思———大哥成為小說的主角,高覺新的原型。
  ◆巴金時常收到青年讀者的來信。1936年起他通過通信結識了一位叫陳藴珍的女學生。她在電影院裏遇到過巴金,令她不解的是巴金竟然戴着黑眼鏡看電影。一直不肯談戀愛的巴金終於被這個純潔熱情的女孩子打動了———他們談了8年戀愛,陳藴珍後來成為巴金一生摯愛的妻子,她的筆名蕭珊更為人熟知。
  ◆1949年7月,巴金到北平參加中國文協成立大會。閑時去舊書店淘書,他買了一本名為《人生》的小書,署名“巴金作”,是上海勵志書社出版的。巴金在扉頁上順手寫了幾個字:“原作者不知為何許人。我寫不出這樣的作品,書商真可恨!”
  ◆1952年,巴金作為赴朝創作組組長來到抗美援朝前綫。巴金在前綫備受關照,他覺得盛情難卻同時又非常不安。領導機關常送來煙、白糖、奶粉等物品,他藉口感冒沒好索性戒煙。巴金這一時期的小說《團圓》被改編為電影《英雄兒女》。
  ◆“文革”開始了,抄傢。巴金傢有一隻小狗包弟,是全家的寵兒。街道上的孩子常來打門叫喊着要殺狗。巴金夫婦無計可施,衹好把小狗送給醫院做實驗用了。對所有的批判、虐待和侮辱,巴金總是默默忍受。有難友問他怎麽看待這一切,他說:“我相信歷史!”
  ◆1981年,有記者訪問巴金,看見到處都攤着書,老人正忙着整理。問他在做什麽,巴金撫摩着書答:“我在做身後事……就是把這些書整理出來,捐出去,死後就沒法做了。”問他為什麽不讓別人代勞,他說,要分類,別人不曉得有哪些書。1982年,搬書的人來了,巴金靜靜坐在樓梯邊一張老式木椅上,默默送別這些陪伴了自己幾十年的“朋友”。
  ◆巴金為他晚年的專職司機老彭的孫女起了名字。巴金說:“就取一個普通點的名字。生男孩叫彭大明,生女孩叫彭明英。大明、明英的意思,就是正大光明。做人,無論到什麽時候,都要做正大光明的人。”巴金和他的老師們
  在現代文學館為巴金百歲壽辰舉辦的畫展上,有一幅高莽先生的大畫,畫的是巴金和對他的思想、文學産生過影響的人。畫中人多數來自巴金20世紀80年代在日本的一次演講———《文學生活五十年》。
  巴金說:“我在法國學會了寫小說。我忘記不了的老師是盧梭、雨果、左拉和羅曼·羅蘭。我學到的是把寫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傢和人融合在一起。我認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二者的一致,是作傢把心交給讀者……除了法國老師,我還有俄國的老師亞·赫爾岑、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和高爾基……我還有英國老師狄更斯;我也有日本老師,例如夏目漱石、田山花袋、芥川竜之介、武者小路實篤,特別是有島武郎,他們的作品我讀得不多,但我經常背誦有島的短篇《與幼小者》,儘管我學日文至今沒有學會,這個短篇我還是常常背誦。我的中國老師是魯迅。我的作品裏或多或少地存在着這些作傢的影響。但是我最主要的一位老師是生活,中國社會生活。我在生活中的感受使我成為作傢……”
  事實上,巴金思想的最早來源是無政府主義者。五四運動爆發後,巴金讀到了令他終生難忘的剋魯泡特金的《告少年》,這本書號召青年為社會的正義、平等和自由而奮鬥,巴金說:“從《告少年》裏我得到了愛人類愛世界的理想。”此後他翻譯過不少剋魯泡特金的作品。高德曼的《無政府主義》使巴金第一次接觸到無政府主義理論。巴金說:“這時我纔有了明確的信仰。”他將高德曼比喻為“精神上的母親”。
  魯迅作為導師對一代青年的影響毋庸置疑,巴金崇敬他。但在魯迅生前,巴金沒有去過他傢。1936年10月19日上午,他和曹禺按照約定的時間造訪魯迅,沒想到先生已於當天清晨去世。次日,巴金看到《大公報》上刊出一篇諷刺魯迅的短評,平時很少情緒激動的他當即疾言厲色地拍案大叫。魯迅的葬禮上,巴金是擡棺人之一。
  巴金熱愛屠格涅夫,翻譯過他的小說和散文詩。他早期作品如《初戀》、《洛伯爾先生》都有明顯的模仿屠格涅夫的痕跡,比如第一人稱的敘事方式、主觀的抒情和敘事相結合的手法。巴金作品總有一種青春的、純潔的氣息,帶有屠格涅夫的影子。
  ●巴金和他的朋友們
  巴金的同時代人在不同年代留下了一些對巴金的記錄,有印象,也有看法,在這些人眼中,巴金並不是一個高山仰止的大師,他是活生生的,有歡樂,有痛苦,有矛盾。
  瀋從文是巴金的好友,1949年後兩人有着不同的遭遇。20世紀30年代,巴金根據在北平的所見所感寫了《沉落》,對周作人一類知識分子有所影射。瀋從文很為巴金成為敏感人物着急,說他被兩件事擾亂心靈:“一件是太偏愛讀法國革命史,一件是你太容易受身邊一點現象耗費感情。前者增加你的迷信,後者增加你的痛苦……你感情太熱,理性與感情對立時,卻被感情常常占了勝利……”
  曹禺也是巴金的摯友。他生前曾說:“我懷念北平的三道門,你住的簡陋的房子。那時,我僅僅是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無名大學生,是你在那裏讀了《雷雨》的稿件,放在抽屜裏近一年的稿子,是你看見這個青年還有可為,促使發表了這個劇本。你把我介紹進了文藝界,以後每部稿子,都由你看稿、發表,這件事我說了多少遍,然而我說不完,還要說。因為識馬不容易,識人更難。”
  冰心稱巴金是“一位最可愛可佩的作傢”。“為什麽我把可愛放在可佩的前頭?因為我愛他就像愛我自己的親弟弟們一樣……他的可佩之處,就是他為人的‘真誠’……文藻和我又都認為他最可佩之處,就是他對戀愛和婚姻的態度上的嚴肅和專一……總之,他是一個愛人類,愛國傢,愛人民,一生追求光明的人,不是為寫作而寫作的作傢……”冰心晚年曾對一位晚輩說:“我寫信給巴金,你幹嗎那麽憂鬱。我看他痛苦的時候也就是快樂的時候。”
  黃裳描述過1949年以前巴金在上海的生活:“巴金平常很少參加閑談,他總是一個人在樓上工作。到了吃飯或來了客人時纔叫他下來……(他)披着一件夾大衣,手裏拿着一本小書,踏着有韻律的步子從樓上慢慢踱下來,從他那浮着微笑的面顔,微醺似的神色中,可以看出他從閱讀中獲得的愉樂……巴金在我們身邊,可是又不在我們身邊,我們就像一群孩子那樣圍着他喧鬧,當他給孩子們分發‘糖果’時,他纔是活潑的、生動的。這‘糖果’就是在他工作的出版社裏出版的新書。”
  蕭乾稱巴金為“摯友、益友和畏友”。他說:“巴金的偉大,在於敢否定自己。”(尚曉嵐/ 趙力文)
  連載:百年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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