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纵先生久居美国，为中外咸知的名教授，博学而多才，思深而文密，我曾称他是一位综合 性学者，因为学兼中西，又通古今，比如他的代表论著是英文本的《五四运动》(The May 4 th Movement)，而又覃研甲骨金文学，对中华古文化有独创的见解(如以古文训诂学 诠释“诗”的本义、“巫”的文学艺术祖源关系)。他作七律诗极有精思新句，不落窠臼， 然而也善于写写“白话新体诗”，都有雅人深致而无时俗庸陋气。盖根柢厚，天赋高，又非 常用功，精力充沛——我没见他在百端忙碌中有过一回露出倦容。所以学有成就，总非偶然之事。
他的学生似以港、台的留学者居多，桃李门墙，弦歌绛帐；而翰墨交游尤广，可说是遍九洲 ，满天下。
他有巧思，即如译一个地名，也饶有意趣。例如他所在地Madison一般译为“麦迪逊”；他 则独运匠心，译为“陌地生”，令人见之生无限远想慨然之意——盖虽早入美籍，犹有故国 之思，弦外音响，言表之内蕴，于三个汉字见之矣。
又如1980年之夏在北美召开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议时，开幕致词者共二人：一位是威斯康 辛大学校长，一位就是他，他以倡创会议者的身份以英语发言，提到那会议所在地一个小湖 名叫Mondota，他就向大家介绍，说会议为何单单在此召开——湖名已经显示了：它叫“梦 多榻”!可知在此必善梦，亦善《梦》也!
这方面，似乎颇有古人所赞的“锦心绣口”了。
我与策纵先生初不相知，及他筹备这个“破天荒”的国际大会时，首次访问大陆，专电约 会一晤款谈。
他住在北京东城的华侨大厦，我按时赴约。那可谓之一见如故，因“共同语言”太多了。那 次谈得很愉快，他回美之后，立即寄来了诗章，专记良晤与初识的感触。其诗皆题在一组当 时所拍的照片之纸背。其句有云：
［小序］燕京与周汝昌学长兄畅论《红楼梦》，归来得书，即以所摄 影片奉寄，各系小诗：
其一
故国红楼竟日谈，忘言真赏乐同参。
前贤血泪千秋业，百喙终疑失苦甘。
其二
百丈京尘乱日曛，两周杯茗细论文。
何时共展初抄卷，更举千难问雪芹。
诗共四首，具载于拙著《曹雪芹小传》，今不具录。《小传》卷首，即他赐序，为红学史上 一重要文章。“两周”者，海外称他为“西周”，不才为“东周”。“初抄卷”者，盖指《 甲戌本石头记》而言也。
他在序中首次提出了雪芹书中的“痴”义，是受晋代阮氏诸贤的影响。在他的启示下，我于 1986年重到“陌地生”而撰作《红楼梦与中华文化》时，便特设了专章细论这个重要的文化 精神问题。
1980年夏的国际红学大会，是创举，也是壮举盛会，为红学的声价之远播四海五洲，建 有 丰功，则策纵兄首倡之力也。我躬与盛会，也是承他力邀而敦促——我因年迈耳坏，本不拟 远行，他几次函札“促驾”，说：“兄不可不来!”我方决意赴会，不能辜负他如此的厚意 。
大会的盛况，不能在本文详叙，在此只是记一记我们二人的学谊。
这次赴会，来往旅费、食宿，皆由大会招待，且一下榻，即又送来支票200美元，以供零用 。因我年纪大了，耳朵不灵了，他特请一位学子盛女士助我听、译，不仅如此，他怕我初到 异域不习惯那种洋饭食，特嘱一位陈女士(大学讲师)每日赶做中国饭给我送到旅舍。这种心 意，太不一般了，怎能忘记?正是古诗的话：“中心藏之，何日忘(平声)之!”
此后，他曾多次于信札中提到，他将设法让我重游北美，在那儿多住些时，可得卜邻夜话之 乐。
我还是无意离家，惮于跋涉。可是他终于又安排好了(与赵冈兄协同的好意)，我作为1986— 1987年度的鲁斯基金会资助的访问教授而再至威斯康辛。
这一年，我们的相聚难以备述。他也开车带我们(女儿伦苓同行，照料我的衣食起居诸般事 务)去旅游。春日佳节，到一处野园去赏海棠(那儿植有多种不同的海棠花)；中秋月夜，则 在他的书斋联吟共饮。
他为参加胡适之先生百年诞辰大会而赴台，我为之代课，讲《红楼》，讲宋词，讲古文… … 受到港、台、韩国男女学子的热情欢迎，临别还依依不舍，盼望我能再讲下去。尤其台湾 的张美芳女士，每周必主动开车来一次，帮助买菜购物(在那儿地旷人稀，商店分散，相距 甚远，无车是难以过活的)。真是令人不知何以谢之。——而策纵兄虽未明言，我却认为这 都不出他的关心嘱托。
在他的住宅四周，有空地，有树木，是为“弃园”。宅前有玉兰，室内陈设有雕漆螺甸屏风 ，有台湾工艺木雕人物……但我最开眼界的是书刊之丰富，每日邮件一大堆，目不暇给，我 们这儿是望尘莫及。台湾书商的大批新书目录，也使人眼花缭乱：我惊叹他们的经营能力， 在美国各大学销售大套丛书，实为一项巨额交易。而我们大陆的书，却很少达于彼域。此为 何故?不得而解之。
他的历年的岁尾贺春红柬，其实都是诗柬。这是一位在海外传播中华文化的学者，而本质却 是一位诗人。我们的倡和篇什不少，皆难备记。
他在七十五岁总结学术教学生涯时，门生弟子为他征文编一册纪念文集，曾来索稿，其时我 忙冗异常，赶论文是无有可能的了，便立赋小诗一首为贺，兼志“两周”的红缘。其句云：
鸿蒙一辟镇悠悠，岂必红家总姓周。
欲结奇盟动天地——直齐宇宙筑红楼!
豪言壮语，我环顾中外，除他之外，无复可语此者，慨然亦复怅然。
1998年之11月，13家文化教育单位组织联名为我举办了一次大会——为八十岁贱辰赐寿，兼 贺 《周汝昌红学精品集》出版，地点北普陀，主持者好友多人，与会者一百数十人。主办者曾 发函邀请策纵先生，惜未能至，却寄来了贺诗，蒙王畅先生邮示，其句云：
八十松龄正少年，红楼解味辟新天。
两周昔日陪佳话，实证相期续后贤。
这首诗，引起了《北京大学学报》主编龙协涛先生的重视，在对我的专访记录中特加论述。
及至1999年5月，策纵兄到北大开会，龙先生设宴，特召我到郊西去与他相会，重新遂了“ 两周”的佳话之盟契。此皆可纪之一页也。
尤其不可不一提及者，是此前一年他到京参加“ 红研所” 、“红学会”主办 的国际红学会时， 我因与该所该会无关，且连年有人“围剿”，无有与会的资格与“脸面”。而开幕式上却说 我之不到会是“身体不佳”云云。策纵闻之，当晚即同浦安迪教授(Prof.Andrew H.Plaks,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汉学家、小说研究专家)驱车来访——见我怡然自得，健康无恙，不 禁哑然失笑。
诗曰：
自疑何事爱《红楼》?惭愧人人话两周。
海外谁知有红学，八零一会定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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