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星荟萃 》 艺术人生   》 第62节：激情现场之杨澜(4)      王峥 Wang Zheng    朱军 Zhu Jun

　　朱军：人家说，杨澜真正的让大家觉得有特别明显的改变，是因为去了美国。我想在美国你可能遇到了在国内不可能遇到的困难或者叫挫折，或者叫打击。也许我的这个想像有点太过于偏激。但是我想问你的是，在美国那段生活，你有没有觉得最难的时候，难到什么程度？
　　杨澜：我觉得其实美国并没有为难我，虽然有过计算机死机的时候，但是每个同学都遇到过，这些没有真正为难过我。但是当时我自己的个人生活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我的第一段婚姻是在那个时候结束的，这是我第一次否定自己一段感情，非常痛苦。这涉及另外一个人，我不想多谈。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很大程度上责任在我。
　　好学生与约翰·克里斯朵夫
　　朱军：你在中学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生？
　　杨澜：好学生。
　　朱军：好到什么程度？
　　杨澜：好到就是我的成绩在我们年级都是属于前面的。我高考的时候是文科全校第一，然后有一次高考预考的时候，是全海淀第一。
　　朱军：在我们搜集到的材料当中的，说你在中学的时候，最喜欢读的一本书叫《约翰·克里斯朵夫》。你无数遍地读过，爱不释手。
　　杨澜：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这样，所谓60年代出生的这些人。约翰·克里斯朵夫是一个犯过很多错误的年轻人，他只有两点很真诚，一个是对爱情，一个是对艺术。我觉得在这之前我们接触到的所有小说的主人公，都是高大全完美无缺，这是第一次接触到一个有这么多甚至是重大缺陷的人。而且他的青春奋斗，包括矛盾，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有很强的一种震撼，就是原来年轻是可以犯很多错误的。《序言》当中有一句话我抄在日记本上，傅雷先生写的，他好像也是引用罗曼·罗兰写的一句话：“什么是快乐？只有创造才是快乐，其他都是没有意义的在地上飘浮的影子。”这句话被我当成了自己的座右铭，我觉得一定要创造一个新的价值，那才是人生的快乐。
　　朱军：杨澜说60年代生人，是当今中国的最后一批理想主义者。
　　杨澜：这不是我说的，有些传媒这么说。但是我们的确小时候理想主义多一些。我觉得这么说对8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肯定不是特别公平，现在的年轻人有现在年轻人的理想。但是60年代的确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代，大概是因为我们经历了中国社会的那样一种转型，很多东西都感同身受。(掌声)
　　相信家庭的力量
　　朱军：父母对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杨澜：我觉得我的父母给我的是非常正面的影响。这从何说起呀，我觉得我一切都跟父母有关。首先，我觉得父母给了我一个充满爱的家庭。在我的记忆里面，我们家永远是有笑声的，我爸爸妈妈永远都跟我是平等的，他们俩感情也很好。这让我一直以为全世界的家庭都很幸福。他们让我对这个世界保持一种很正面的态度，乐观、相信家庭的力量、相信应该去努力、相信这个世界大多数人都是好的。其次，他们也从小就教会我一种责任感。可能一般人会觉得，我们家就我一个孩子，应该挺娇惯的。记得上高中的时候，母亲身体不是特别好，爸爸妈妈就把我像大人一样看待，除了周末要扫地、洗床单，还要换煤气、买菜、烧饭。大概就是因为这种家庭太紧密了，我也有很反叛的时候。上了大学以后，就迫不急待离开家，虽然我们家就在北外，而我又在北外上学，完全可以住在家里。有一年父亲出国了，就妈妈一个人在家，她非常希望我在家住，但是我就一定要到宿舍去住。周末回来拿起几件干净的衣服马上就走，那天妈妈哭了，她说：“澜澜，你就不能在家多待一会儿吗？”可能年轻人真的不是特别懂父母。但是总的来说，父母跟我是很好的朋友，直到今天还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我的宝贝。(掌声)
　　朱军：虽然你是学外语的，到了美国以后语言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毕竟你要面对那样一个陌生的世界，你心灵上的那份孤寂、惆怅应该还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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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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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朱军访谈录(1)第8节：朱军访谈录(2)第9节：朱军访谈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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