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轻歌舞剧是安徒生花了一个星期写成的，特别需要一提的是，舞剧结尾的灵感来自路德维格?蒂克的《穿靴子的猫》。故事发生在哥本哈根，埃伦正在等待着她一生的爱人———正在经历着漫长海上旅途中的裁缝———索伦?平德。但是突然有一天，圣彼得教堂的巡夜人珀?汉森向她求婚。埃伦的父亲尼古拉教堂的巡夜人和她的好友麦伦都催促她接受这份求婚。“你的裁缝怎能比上这颗钻石？一只小蝴蝶怎能与大象比？！”埃伦身处巨大的压力下，但正当她准备放弃那份承诺、背叛她心爱的裁缝之时，裁缝回来了。他们的爱情之花立刻绽放，而且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甜蜜，他们一起逃离哥本哈根，来到了阿迈厄岛。埃伦的父亲和求婚者赶到阿迈厄岛，把埃伦带回哥本哈根的尼古拉教堂完婚。无数的好言相劝和恳求之后，埃伦的父亲只好让观众帮他做出最终的决定，此时，全剧的悬念和这个悲伤的爱情就此得以解决。就在幕布落下之前，主持人宣布，如果这部戏剧给观众带来欢乐，索伦自然可以和埃伦走到一起，但如果只能听到观众的嘘声，埃伦就只好回去和珀?汉森结婚。然后，舞台上的演员问道：“顶楼座位的观众，您认为如何？”我们不得不想象一下———就像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那样，当幕布落下的那一瞬间，观众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大声欢呼“好哇！”毫无疑问，他们的欢呼声是献给埃伦和索伦的，献给这部出色的戏剧，献给这位出色的作家！
和这些被安徒生用心良苦地安排在观众中欢呼的好友和学生相比，批评家对于这个精心策划的结局却不那么热心。初次公演的几天之后，一本杂志便直言不讳地指出，这部戏不过是韦塞尔的流行之作———《没有长袜的爱情》的精简版。这份杂志不仅暗示出作者在公演前对自己和这部作品牵强附会的过分造势，而且还谈到，这部剧只是一出冗长琐碎的作品，人们看到的是直白、唐突和乏味。“正出于这个原因，大多数观众对这部一直被人们谈论和炒作的歌舞剧期望过高，而对这位从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去吸引人们注意力的作家则期望更高了，因此，这种宣扬必然会让他的作品大打折扣，也严重削弱了公众的兴趣。”
海博格也在《文学手稿》中指出，安徒生的戏剧是对亚当?奥伦施拉格的戏剧《阿克西尔与瓦尔伯格》以及《哈肯?扎尔》的拙劣模仿，文章还对安徒生的手法进行了无情的嘲讽。最后，这篇评论同样对这位年轻剧作家的伎俩做出了抨击：把“自己人”安插在顶楼座位中，显然在耍小聪明。
尽管《徒步之旅》、《尼古拉塔楼上的爱情》和《诗集》都体现出现代的浪漫主义思想，但安徒生显然还没有真正走进浪漫主义的大门。这一切看来还需要等待朝拜了德国的浪漫圣地之后，才会发生在作家的身上。
安徒生在乘船离开哥本哈根来到吕贝克之后，便乘坐各式各样的马车四处游玩，途经汉堡、布朗舒维格、哥斯纳、海利和莱比锡，两周之后，他来到了德累斯顿。在这里，安徒生发现，自己在这座城市里绝对不是什么陌生人或是无名小卒。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那样，迈森的一位医生当听到这个丹麦人的名字时，大吃一惊：“‘你和那位叫安徒生的著名作家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呀？’于是，我告诉他，在丹麦，只有我一个叫这个名字的作家。医生说，他拜读了我的很多作品，这些作品让他激动不已。”
安徒生在1831年5月中旬离开哥本哈根，在汉堡，由于饱受牙痛之苦，促使安徒生在日记里写道，一个人的神经就如同是一部好钢琴的琴键，气压可以在上面弹奏：“天气的作用对我的牙齿便是这样，先是舒缓而悠长，而后不断攀高，随着天气的变化，我便可欣赏到痛苦所带来的一切旋律。”但是一看到哈尔茨山美丽的景色，一切疼痛便无影无踪了。安徒生平生第一次登上高峰，漫步云间。于是，这个年轻人对大自然的印象突然之间豁然开朗。正如他在后来游记的序言中所言：“我站在山巅，一个新的世界向我敞开。”他在高山上的浪漫朝圣持续了5个星期，在这里，安徒生看到了位于“撒克逊瑞士”巴斯台附近著名的石林。安徒生在1931年6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粗犷的群山峡谷笔直地伫立在那里，山上覆盖郁郁葱葱的黑杉，一切都笼罩在奇形怪状的灰蓝色薄雾中……仿佛是一幅精美的油画。”歌德曾经在巴斯台的峭壁森林中尽情游荡，而在19世纪初，菲利普-奥托?戎格、约翰-克里斯蒂安?达尔、卡斯珀-戴维?弗雷德里克等画家也曾经带着画箱和画架，来到这里寻山探野。他们无不遵循着弗雷德里克的信条：“画家不仅应该描绘出他眼前的东西，还要描绘出这些东西的内在美。”
这正是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现在的艺术观和自然观。在安徒生于旅途中写下的书信和日记，以及他在结束旅行后3个月发表的旅行小说《影子》，最核心的内容是他在德累斯顿与路德维格?蒂克的会面。同样重要的内容还包括他亲眼欣赏到拉斐尔的名画———《西斯廷圣母》。这幅画挂在位于德累斯顿中部的茨温格尔宫内的走廊，这里靠近国家歌剧院和易北河畔的贝鲁高地，傍晚，人们漫步在易北河畔，或是驾着轻舟在河中荡漾。但真正的高潮无疑是在茨温格尔宫内的走廊里，在这里，安徒生亲眼目睹画中神秘而美丽的圣母玛利亚，这张美丽的脸庞对于他来说，有着“孩童般纯洁的神圣”，在18世纪90年代后期，很多最著名的德国浪漫作家，包括史莱格、蒂克、克莱斯和霍夫曼都曾来到这个走廊顶礼膜拜。在安徒生第一次来德累斯顿的时候，有一天，他曾经长久地站在拉斐尔的作品前，他在后来的日记中写道，人们真正应该崇拜和膜拜的，并非是画在帆布上的油画，而是“我们用肉眼所看到的躯体所放射出的精神”。
陈雪松,刘寅龙 Trans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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