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们决定奋起作战，起先是游行、示威、罢课，和抵制日货，接着就转而攻击北京政府，因为他们认为一切毛病都出在北京政府身上。他们发现没有重要的国际问题或国内问题足资攻击时，他们就与学校当局做对。原因在于青年心理上的不稳。一旦他们受到刺激而采取行动时，这种不稳的情绪就爆发了。想压制这种澎湃的情绪是很困难的。
若干学生团体，包括青年共产党员，开始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劳工运动以及工人的不稳情绪上。沿海商埠的工人正蠢蠢欲动。铁路工人和工厂工人已开始骚动，而且蔓延各地。他们不久就与学生携手，参加群众大会和游行。劳工运动是不可轻侮的武器。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曾以总罢工瘫痪香港，使这个英国殖民地在工商业上成为荒漠，历时十八月之久。
全国性的反英情绪是民国十四年的上海"五卅惨案"激起的。五月三十日那一天，一群同情劳工运动的人在上海大马路(南京路)游行示威，公共租界当局竟然下令向群众开枪，好几个人中弹身死，伤者更不计其数。工人、商人和学生在国民党及共产党领导之下，随即发动全面罢工、罢市、罢课，上海再度变为死城。六月二十三日，广州的学生、工人、商人和军人继起响应，发动反英示威游行。群众行近沙面租界时，驻防英军又向群众开枪。于是香港各界亦开始罢工、罢市、罢课，使香港也变为死城。北京英国使馆的华籍雇员，在学生煽动之下，也进行同情罢工，致使这批英国外交官员很久都没有厨子和听差侍候。
自从工人运动与学生运动彼此呼应以后，游行示威者人数动以万计，北京不时有各色人等参加的群众大会出现，街头游行行列常常长达数里，群众手摇旗帜，高呼口号，无不慷慨激昂。一位白俄看到这种情形时，不觉蹴然心惊。他曾经在俄国看到不少这样的集会，他说这是革命即将来临的征兆，因此他担心是否能继续在中国平安住下去。
学生们找不到游行示威的机会时，曾经拿学校当局作为斗争的对象，工人的情形亦复如此。他们找不到示威的对象时，就把一股怨气发泄在雇主的身上。不过，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对付罢工工人，可比对付学生简单多了。他们有时用武力来弹压罢工工人，有时就干脆拿机关枪来扫射。
段祺瑞执政的政府显然认为机关枪是对付一切群众行动的不二法门，因此，在一群学生包围执政府时，段执政就老实不客气下令用机关枪扫射。我在事前曾经得到消息，说政府已经下令，学生如果包围执政，军队就开枪。因此我警告学生不可冒险，并设法阻止他们参加；但是他们已经在校内列队集合，准备出发，结果不肯听我的劝告。他们一到了执政府，子弹就像雨点一样落到他们头上了。
我在下午四点钟左右得到发生惨剧的消息后马上赶到出事地点。段执政官邸门前的广场上，男女学生伤亡枕藉，连伤者与死亡都很难辨别。救护车来了以后，把所有留着一口气的全部运走，最后留下二十多具死尸，仍旧躺在地上。许多重伤的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去，更有许多人则在手术台上断了气。我们向各医院调查之后，发现死伤人数当在一百以上。这个数目还不包括经包扎后即行回家的人在内。
段祺瑞政府的这种行动，引起全国普遍的抗议，段政府后来终于垮台，此为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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