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代 》 大宋帝国的沧海桑田：宋朝那些事儿   》 伐外伐内      周膺 Zhou Ying

　　宋太宗好战好斗。他一生打过两次大的战争。一次是继位后的第四年，即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的宋辽高梁河之战。这一次他欲借灭北汉的盛势取辽占领的燕云之地，结果是差点儿丢了性命，窃驴车走免。另一次是雍熙三年（986年）与辽的第二次交锋，史书上称“雍熙北伐”。他并未接受上一次轻举妄动的教训，在好大喜功的心态下，依据错误情报，又一次盲目地作出战略决策。
　　雍熙元年（984年），雄州长官贺令图与其父贺怀浦向太宗上奏，称辽主耶律隆绪年幼，国家大事决断于萧太后，大将韩德让与之私通，宠幸用事，国人疾之，可乘此机取幽云。贺令图的这个情报完全是随便臆测。尽管辽景宗耶律贤于乾亨四年（982年）去世时，继位的儿子圣宗耶律隆绪才12岁，但执掌国事的萧太后却是个文武全才，不仅会统兵打仗，而且具有知人善任的执政才能。当时的契丹贵族耶律斜轸既拥有经济和军事实力，又具有指挥才能。契丹化的韩德让，是幽云汉人大地主集团的代表。这两人是经高梁河战役选拔出来的。萧太后在他们的拥戴下迅速巩固了政权，并且实施改革，国力有所加强。宋太宗不明这些底细。
　　宋太宗任命天平节度使曹彬为幽州行营前军马步水路都部署，率河阳节度使崔彦进等30余将，分三路北伐。以太行山为界，将此次北伐划分为东、西两个战常东部为主战常以曹彬的主力吸引住辽国兵力，使其集结于幽州无暇西顾，同时以潘美、杨业的西路军攻占太行山西北部诸州，切断辽腹地与幽州的联系。在完成这一步作战方案后，潘美和田重进的西、中两路军与东路会合，共同夹击幽州。但是这一战略设计是纸上谈兵。西线宋军的战略迂回归根结底仍是挺进幽州地区参加主决战。即使辽军主力果真被曹彬主力牵制在幽州不能西援，坐视潘美、田重进攻城掠地，但经过千里转战的西线宋军必已疲惫不堪，战斗力大幅度下降，而且与“坐甲雄州”的曹彬失去了任何联系。辽方北有各路援军，南有主力和幽州坚城，一旦南北夹击，反倒形成了西线来军孤立无援的局面，难逃灭顶之灾。事实上一开始东线曹彬、米信军在稍有进展后即迅速陷入被动，最终在涿州会战中彻底崩溃，十余万主力军散亡。这时中路军田重进在辽军反击下也不得不撤退，置西路军于孤立无援之地。太宗只好下令撤军。撤军时，杨业提出了一条可行的方案，但监军王侁以太宗嫡系自居，恶毒攻击杨业这位太原降将有他志。潘美也出于嫉妒、排异之心，支持王侁。最后耶律斜轸主力陷杨业于埋伏圈，杨业溃退至谷口，约定的潘美援军又未至，最终以身殉国。
　　这场战争在辽一方早有精心的准备。其一是迅速召回东路兵马，包括东征高丽的兵力，加强南京幽州的实力；其二是派兵守平州（今河北卢龙）之海岸，防备宋军自水上进攻，保幽州东路之安全；其三是调动耶律休哥、耶律斜轸大军主力全面抗击宋军；其四是萧太后、辽圣宗亲赴前线，统一调度辽军。这一策略能守能攻，切合实际，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智慧，与宋太宗之武断大相径庭。
　　雍熙北伐是北宋历史上对辽发动的规模最大、准备最充分、影响最深远的一次战争。这次战争的失败，使宋朝长期无法恢复进攻能力，君臣因此丧失了收复幽云的决心和信心。太宗曾召大臣起誓说：“你们看我今后还会这样否１客观地说，北伐有政治上的必要性，一来可以实现太祖以来的政治抱负，尽管太祖不会赞同这种轻举妄动；二来可以为太宗巩固地位捞资本。但是其结果正好相反，它反过来证明了太宗在军事上的无能，根本不足以与辽斗智斗勇。
　　伐外不成，宋太宗对自己也大加怀疑，担心自己威信扫地，失去皇权。早在第一次北伐高梁河之战失利时，他回开封不久即以兵变为借口逼死了他的侄儿、太祖之子德昭。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又抛出赵普之假“金匮之盟”，第二年便指使亲信柴禹锡告讦三弟赵廷美“将有阴谋窃发”，将他从开封府赶到洛阳，任西京留守，随后又赶至房州，致使廷美忧悸成疾而死。与廷美交好的宰相卢多逊被贬到岸州（今海南）。令他遗憾的是他有意传位的楚王元佐却站在廷美一边，坚持不做太子，在廷美死后随之疯狂。宋太宗雍熙北伐是在宫中了断此类事后作出的决定，他认为自己已控制住了朝廷局势。而雍熙北伐的失利又使他大起疑心。此后他对将帅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控制。他推行“将从中御”的政策，将在战场上也要完全听命于皇帝，打仗要按皇帝授的阵图行事。他还搞了个“更戍法”，使兵不识将、将不得节制部属。他把太祖重文轻武的政策进一步极端化，不仅一般边地州军用文臣不用武将，连军事重镇也一样。对边帅则不论文武，都不许设置亲兵，且派人加以监视。王禹偁曾指出，太宗亲主文官考试太多，提拔文官也太多，没能“以均战士之恩”。这些做法真是处心积虑。
　　太宗晚年曾说：“国家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奸邪共济为内患，深可惧也。”（《宋史·宋缓传》）可见太宗对“内患”重视到什么程度。而他的底牌是为了保住篡得的皇位，所谓“外忧”也是他转移矛盾的借口。他在条件不成熟而且太祖生前告诫过的不可轻动的情况下出兵，是有其用心的。如果说宋太祖加强中央集权、重文轻武尚有其适度的分寸，宋太宗将其引为“守内虚外”之国策，则有失偏颇了。这一治国纲领给整个宋代带来了极不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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