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自古以来，西部从来没有过整体性的“秀美山川”，只有局部的、阶段性的良好环境。例如在农耕社会的初期，黄土高原曾因气候适宜，土壤疏松，容易开垦而成为文化摇篮，但一旦植被破坏、人口增多，加上气候变迁，就显示其先天的不足。西部大多数地方的生态平衡本来就十分脆弱，能够负载的人口和牲畜数量有限，超过了极限，平衡自然就遭到破坏。从农耕人口在公元前2世纪后期迁入河西走廊起直到清朝中期，人口一般都不超过100万，祁连山的雪水当然绰绰有余，富余的水还能流入居延泽，供它周围人口的生活和农耕。而现在河西走廊的人口已经达到几百万，农业灌区的人口密度已超过750人／平方公里，还要输出供三四百万人口需要的粮食；更需要大量的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哪里还有水流得到额济纳旗去？居延泽怎么会不干涸？我们也不难计算，究竟是祁连山的水少了，还是人类用得多了？
同样，从史料记载看，罗布泊一带的景观在以往二千多年间并没有明显的变化。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塔里木的河水被大量截留，用漫灌的方式大种水稻，创造“塞外江南”，以至下游经常断流。断了水源，地处内陆干旱区的罗布泊当然会干涸。塔里木河下游成了干河床，再加上大量砍伐，胡杨和红柳林当然会消失。一片只能负载一二千万头牛羊的草原现在要负载一亿多头，加上几倍的人口，差不多连草根都刨了，哪里还会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
所以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片面夸大西部自然环境本身的变化，将古代的西部描绘为一幅田园牧歌的风光，也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如何“重建秀美山川”，在植树种草、堵沙治沙、开辟新水源等方面做太多的文章。西部的山川本来就不是完全秀美的，难道还能重建出一个来？就是要恢复古代的状况，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植树种草固然有涵养水土、调节气候的作用，但树和草本身要消耗水，在过于干旱的地方离开了人工灌溉根本活不了，等不到起积极作用就产生了大量消极作用。即使能治的沙也得讲究经济成本，何况多数沙是治不了的。至于开辟新水源，往往只是一种资源的透支或预支，无异饮鸩止渴，并非长久之计。
西部环境的问题，说到底，就是人口与资源、特别是水资源如何平衡。在20世纪以前，西部的人口数量有限，几乎没有农牧业以外的生产方式，即使出现过短时期的过度开垦或其他破坏行为，多数情况下没有超过水和其他资源能供给的限度。不时爆发的天灾人祸一次次推迟了人口高峰的出现，人类生命财产的惨重代价意外地换来了环境的休养生息。如“陕甘回乱”曾经使一些局部地区人口灭绝，完全荒芜，重新成为无人区。数十年后，其中一些地方成了长满“梢林”（次生林），甚至成为当地的“江南”。而当人口激增，工农业和生活用水以更快的速度递增时，水和其他资源就会捉襟见肘，终于面临枯竭，引起环境的恶化。西部的当务之急，是如何使环境不要进一步恶化，通过休养生息，逐步恢复人口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良性平衡。
在短期间内，我们无法使西部的人口数量减少，也不可能迁往外地。但同样数量的人口，实行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耗用的水和其他资源是不同的。因此，调节人口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减轻对已经十分脆弱的环境的压力，是改善西部自然环境的关键。
首先应该对西部可以利用的水、森林、草尝土地等基本资源进行精确统计，根据现有人口及其发展趋势作出合理的规划与配置。对不宜居住地区和生态环境极其恶化地区内的人口要坚决迁出，采取切实措施吸引和鼓励迁入适宜地区。
大幅度地调整产业，耗水多的工业和农业应该停产，或者转出西部缺水地区。如果水资源计为成本，西部缺水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基本是没有经济效益的，离开了政府的补贴根本无法生存，并且只会加剧对环境的破坏。大幅度降低草原的载畜量，改变粗放的放牧方式，逐步以复合饲料取代青饲养，发展密集型、工业化的饲养业和畜产品深加工。西部本地无法消化这些富余劳动力，应该由中央政府从东部引入劳动密集型、加工型产业，或者有计划地将这些劳动力输往东部，或者投入兴建大规模的基建工程，包括下面提出的城市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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