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发怒
（1793年10月28日-11月1日）
28日，松筠收到皇帝的一份简短而口气温和的谕旨。英国人正在顺利地撤走。他们从舟山上船，可以在广州停靠；在谨慎的监视下，他们可以和自己的同胞接触。然而，乾隆没有摆脱掉萦绕于脑际的想法：“着长麟驰赴粤省，先为密谕西洋别国夷商勿为夷使所惑。”
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浙江提督颇有把握地宣称：“所有经过营汛墩台奴才先经专委妥员逐加查勘，稍有剥损，立催修葺。”
但是，10月29日，晴天霹雳落到了使团头上：26日的一份谕旨飞速追上了船队，通知松筠定海总兵看见4艘英国船只起锚。船上的军官对总兵解释说他们动身是由于病号的状况不好。他们只留下“印度斯坦”号，还有120名船员。巡抚吉庆于10月18日向朝廷汇报此事，并说留下这条“大船”还是向高厄争取过来的让步。皇帝发怒了：
“英咭利船只到定海时，因患病人多恳留调治，经长麟准其暂留候旨。今又借称病重，忽欲先行，固属夷性反复非常。着传谕松筠即向该贡使谕知已留大船一只在浙等候。经浙江巡抚亲往看视，足敷乘坐，尔等仍当赴浙乘坐原船归国。倘或该贡使等借称船少，又欲迁延观望，即应严词斥驳。
“英咭利夷性狡诈，此时未遂所欲，或至寻衅滋事，固宜先事防范。但该国远隔重洋，即使妄滋事端，尚在二三年之后。况该贡使等目观天朝法制森严，营伍整肃，亦断不敢遽萌他意。此时惟当于各海口留心督饬，严密巡防。若即招募疍户备用，此等之人素以捕鱼为业，于营伍技艺本不谙习，在疍户则所缺多矣，必致失所，此事失算，竟可毋庸办理。”
皇帝再次强调害怕报复的问题足以表明他完全明白（尽管他没有承认）英国人海上军事力量的优势。因为他始终想着要尽快摆脱他们，他对吉庆的建议如获至宝：“印度斯坦”号一艘船就可以运走整个使团。
松筠就将此事告知特使。马戛尔尼因激动而叫嚷。就是不乘坐“印度斯坦”号！他怒不可遏：“欧洲人提任何建议朝廷就猜疑有什么阴谋，这种病态的怀疑给我们造成了最大的困难。因为没有找的消息，也不了解欧洲的局势，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可能已朝东行驶，而要到明年5月才能回来。”
朝东行驶：方向是日本。马戛尔尼估计伊拉斯马斯正在进行自己受命要完成的计划，他也正式让高厄在时机成熟的条件下独立完成这个计划。后者以为使节将在北京度过今冬明春。如果他明年5月才从日本返回，这次在舟山未能会合对于返航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如与法国冲突，我们的商船将在航行中得不到保护：还能想象到比这更紧迫的危险吗？”
马戛尔尼作了十分悲观的假设。中国人出于习性可能把他写给高厄的第二封信像第一封信一样耽误了。第二封信抵达时已为时过晚。我们现在有证据表明马戛尔尼没有猜错。
确实，马戛尔尼10月4日从北京发出的信本可以在8日或9日就到达浙江新巡抚的手中。这封信未能在16日前到达定海，这只能用扣信来解释。此后，任何一名皇家信差都追不上“狮子”号和3艘护舰了。
也可能浙江巡抚故意放走“狮子”号，因为他知道由于船长尚未回船，“印度斯坦”号将会留下。他真心认为整个使团能登上“印度斯坦”号。这是一举两得：马上就能摆脱一艘巨大的、危险的战舰；而接着又能遣走使团——既省时间又省钱。这位可敬的官员对于船舶知识如此贫乏，以至他都未能识别“印度斯坦”号。吉庆10月28日写道：“现留大船即系该正副使原坐之船，极为宽大。”
不知法度的英国人
至于乾隆，他的愤怒不知向谁而发。他不明白这些船竟能随意启锚：“这些英国人究竟有什么法度？”
这正是马戛尔尼在归途中发生的主要的事。是谁的错误呢？首先，这要归咎于中国官员的朝三暮四和拖拖拉拉——他们害怕皇上的训斥。奏折、诏书和敕令矛盾百出。起初朝廷促使船队启程；随后又认为把它们留着使节便会早些离开帝国。
马戛尔尼拒绝登上“印度斯坦”号激起了皇帝的恼怒。乾隆不曾想到英使敢抵制他。他见到使团已经上了船，便向他们最后一次表示善意：“该贡使等应在洋面度岁（指农历新年，即1794年2月1日），着发去御书福字一个，赐于该国王，又御书福字一个，赏给贡使以下人等。”英使的执拗使这一场打算都落了空。使团的行程比预计的要长一倍，耗费也要多花一倍。
可是松筠已竭尽全力设法说服马戛尔尼。他让“贡使到他船上”，告诉他英国船离开的消息。他对马戛尔尼说皇帝希望他能乘坐留下的那只船。夷使反驳道：“我等乘坐原船回国实所情愿，但从前来时系海船5只，今止留1只，实不敷乘坐。”
大学士说：“业经浙江巡抚查明，现留之船甚为宽大，足供乘坐。”使节回答道“那里船只大小宽窄我等是知道的”；载运过多的人员“易生疾病，恐一以染百，全不能保命”。“伊等复称‘止求大皇帝恩施格外，予以再生，准我等仍走广东；我等将沉重箱桶等件分拨几名随从要人照料，由定海上船。这就是大皇帝天高地厚活命之恩，我等永远不忘。’该贡使等泪随言下，实属出于真情，尚非托故逗留。恭候训示。”
是否为了哄骗皇上松筠才声称马戛尔尼哭着恳求让他经陆路前往广州呢？介绍这个所谓的情节完全用的是中国风格，而不是英国风格。但肯定接连进行了两次微妙的谈话，因为托马斯在同一天记道：“松筠大人来到马戛尔尼勋爵的船上，他们的谈话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如何解释马戛尔尼的迅速转变呢？起初他急不可耐地要在舟山登船；然后又“恳求”允许他走内河去广州。托马斯又一次把勋爵的真实感情告诉了我们：“今天，我们遗憾地获悉‘狮子’号和双桅横帆船离开了舟山。”“遗憾地”——very sorry——表明了英国人真心诚意是想从浙江启航。
但马戛尔尼现在同在叩头事件上一样坚决：他要通过内河去广州。为什么他不顾皇帝的命令如此坚持呢？并不是因为使团的人马必须挤在一条为运货而不是为运客设计的东印度公司的船上不舒适和有失尊严。“印度斯坦”号是东印度公司最好的船，它拥有舒适的舱位。如果这艘宽敞的船容纳不了整个使团，马戛尔尼满可以同小部分人一起上船，而让无关紧要的随从——士兵、乐师、仆人及各种临时雇员——通过运河去广州。
然而，他的头脑里甚至没有闪现过这种念头。唯一可以说得过去的解释是：他不愿意放弃同国家要人之一再呆上40天的机会。他希望从北京开始同松筠一起旅行中建立的接触能这样延续下去。何况要来陪他的要人长麟总督将在未来若干年内成为公司与英国商人真正的对话者。
使团的表面使命失败了。它的真实使命还将继续：对朝廷进行以讨人喜欢的形式施加心理影响，以使他们对英国人的要求表现得更为理解——这是在欧洲对一位君主身边亲近的人开展的外交工作方式。考虑休息和消遣，马戛尔尼本应该走完去定海的短途路程，乘“印度斯坦”号前往广州。但考虑到他的使命，他想充分利用出现在面前的意想不到的这个机会。
松筠善于应付。他懂得如何同时取悦乾隆和马戛尔尼。他对皇帝杜撰使节流泪的故事；又对马戛尔尼编造皇帝的微笑。10月31日，马戛尔尼感到庆幸：松筠竭力“消除这个事件引起的不良印象”，并告诉他皇帝从此后对使团的印象“非常好”，他“现在相信并不是出于不当的动机或恶意好奇才向他派遣使团的，而只是为了向他表示敬意并恳请得到贸易上的特权和皇帝的保护”。
马戛尔尼利用这个好机会重申他要求得到皇帝的第三道敕谕。松筠答道他就此事已给朝廷写了信，但是他并不认为朝廷会违反常规。再说，“皇帝的风格是给予一般保证，而不作具体许诺。”
专横的谕旨，奴性的答复
松筠就这次谈话写的报告并不客气。他猜想将会收到越来越严厉的谕旨。事实上，11月1日，皇帝指示他：“倘该贡使以黄浦系伊国夷商泊船之所，禀清欲仿澳门之例，建盖房屋，砌筑炮台，即当词严义正，面加驳饬。以天朝法度向有定制，尔所请与定制不协，不便准行。”如此坚决的答复“想该使臣亦不敢再行妄渎也。”
他向乾隆禀告：“兹因正贡使病体尚未痊愈，奴才略示体恤，过舟慰问”。马戛尔尼从末暗示过他生病。这是不是大学士为了避免皇帝责备他亲自访问特使有关身份而为自己作的辩解呢？“谨遵旨先谕，以尔等所请各条与天朝体制不符；尔国王断不因所请未遂致怪尔等。将来尔国夷商到澳门贸易者仍与各国一体公平抽税照料体恤。”
马戛尔尼可能是这样回答的：“是我国王恭敬的意思，得邀大皇帝鉴照，广东澳门的买卖得以永远沾恩，我国王必定喜欢，我等便可放心将来在澳门的买卖。长麟总督一定就近照顾。如有非分妄干之事，他必驳斥。”“据正贡便称，我们夷商是再不敢妄干多事的”。
接着，松筠对英国人说：“大皇帝敕谕岂可以妄求得的？”马戛尔尼听罢“点首”称是。他甚至承认松筠的解释使得“我的病也必就好了。该贡使等言及皇上，则欢颜乐道。其感戴敬服之意较之前此情状尤属出于真诚。将来届期颁给赏赐福字等件，伊等及伊国王又得普沐恩施，自必倍为感悦。”
乾隆在下一个星期收到这份报告后写的唯一的朱批有些模糊不清。是否要对此表示遗憾呢？对于他自己声音的回声他又能作何回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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