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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评传 》 最具争议的作家:浩然口述自传 》
《艳阳天》:我的三十而立(1)
浩然 Hao Ran
郑实 Zheng Shi
由于中苏关系破裂,在昌乐生活了八个月后,我们被提前叫回北京。我所在的《俄文友好报》停刊了。恰巧,《红旗》正在改版,增加了文艺副刊。我便要求调到那里。
第一项任务是找名家约稿。我当时认识的人不多,只有一些熟悉的:茅盾、丁西林、周而复、叶圣陶等。茅盾是我在《俄文友好报》时认识的,当时和其他人一起去采访他。茅盾的作品我喜欢,比如《春蚕》是写农村的,我觉得写得好。我对他本人印象也不错,但他的事总是很多,所以没有机会深谈。他应我的约写了一篇中苏关系方面的稿子,手稿我现在还留着。
我的第一部小说集《喜鹊登枝》出版后,叶圣陶看了觉得好,就写了篇评论。巴人告诉我,老作家不容易被打动的,他主动写文章夸你是感动了。后来叶圣陶挨整,批他“人性论”什么的,被清除出文艺界,我去看过他。他的家在东四十条,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正好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珍珠》集,我想送给他。有意思的是,“文革”后我又去看他,他只字不提自己的经历,还是跟我谈创作。
为了约稿,我还去了北京作协在北戴河的疗养所,认识了不少人,包括贺敬之。后来他在“文革”中挨整,我骑车带着李学鳌去看他,怕他想不开。他住在煤渣胡同。我们深夜才从他家出来。他们这些老革命,成就高,我很尊重他们。他们对我也不错,知道是后起来的。虽然当时和他们有工作关系,但我很少想到从他们那里学习写作经验,当时年轻气盛,觉得自己有实力,进入文坛不需要任何人拉一把。而且我的写作路子和大多数人也不同。后来想法有些改变,想去求教了,这批人又都被打倒了。
很快,我奔了三十岁,还没写出长篇的东西,心里着急。在我看来,短篇是小东西,要想立住,必须有大部头的。当时看过一些苏联的长篇作品,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一个女作家的《拖拉机站站长与女农艺师》、《收获》等,加上中国的《红楼梦》、《三国演义》,我觉得自己能把握长篇了。而且昌乐的所见所闻总在我脑中萦绕,我像有一肚子故事要写出来,于是我把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王主玉调到《红旗》替我,自己请创作假准备动笔写长篇。由于生活紧张,多数作家都放下笔杆,不写东西了。可我按捺不住,每天都写,写到很晚,饿极了就吃几块高价点心。那时是十块钱一斤,为了写东西,再贵也得豁着花钱买。
我的上司邓力群是支持我的。但当时中苏关系恶化,中方正在写《九评中苏关系》。我是文艺组的,这是重要文章,我要当校对。所以邓力群不得不做些姿态,批评我。
但我还是很快如愿到了北京西山八大处作家写作所。那是风景区,大殿都改成了住所。和我一起的有刘知侠,其他尽是些老作家,大多写过很多东西。我又开始打退堂鼓,心想如果利用这样的机会能写出多少短篇呀,那才是我的目的。为什么要写长篇呢,从来没写过,万一写不好呢……
王主玉听到我的想法,就鼓励我,按计划去写。
于是我又鼓起勇气,写着写着就顺手了。故事、人物早就在心里,只要一调,就跑到纸上来了。
因为没写过长篇,从别人的话语里,我听出不信任。我觉得这些人对我不了解,心里憋着一股劲儿,闷头往下写。其实我不是一个人,我的那些农民朋友们一下子都来到了我身边。写萧长春时,老朋友萧永顺仿佛就坐在我对面,我能清楚地看到他,听到他,感受到他的呼吸。
想到山东昌乐东村的田守业一家,我忽发奇想,创造了一个歇后语“筷子夹骨头——三条光棍”。田守业的爹中年丧妻,他也遭到同样命运,膝下又有两个儿子,大小整四条光棍。用在萧家,这句话正合适,在书里我写到萧长春有一个儿子小石头,加上他爹 ,三条光棍苦熬日子。
在东村晒场、护秋的场景,我也都写了进去。有了那些亲身经历,我觉得自己写得相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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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天津人民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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