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处在一个很不平常的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当选代表其《竞选宣言》里，有这样的明白宣示——
我们都是平平常常的人，但是，我们却处在一个很不平常的地方。
六十年前的一声呐喊，给北大留下了不朽的光荣。同时，也向我们每一个后来人提出了永恒的责问。
古代最伟大的民主主义政治家，雅典的伯里克利说过一句话：“我可断言，我们的城市是全希腊的学校。”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使北大在民主改革的新长征中再一次成为全国的先锋。
也就是说，这一代人是以五四精神的传人自期自许的。对他们来说，这更是一种责任，一个历史的承担：他们甚至感到了这样的承担的沉重。而当这位当选人提出“创办一种研究生、大学生的独立的综合性刊物，推进民主、繁荣学术，八十年代的北京大学，必须有她第二个《新青年》！”时，他就事实上在呼吁重新发动一场五四新文化运动。
我们还注意到如下宣言：我们要“以毫不含糊的语言向世人昭示：中国的青年一代希望的是什么，追求的是什么，反对的是什么，赞成的是什么，从而也预示着明天的中国将会是什么。你可以对它反感，却无力将其抹煞。即令一个头脑最僵化的人，只要他还有现实感，也必将在这个明白无误的信息面前，重新调整自己”。
这其实也是历史的回声。1957年称为“燕园狂人”的谭天荣就发出过他们那一代青年的宣言：“我们要走自己的路。我们要回答：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我们要回答：生活走向哪里，历史走向何方？”“我们要思考，除了我们自己谁又能禁止我们思考？我们要想，不让想吗？偏要想！”我们要走“自己开辟的道路，谁要拦阻就会一毫不差的毁灭”。谭天荣：《第二株毒草》，收入《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页32、33、34。
毫无疑问，1980年的竞选者都是1957年人的精神兄弟姐妹。正是他们首先高度评价那些1957年校园民主运动的先驱，称他们为“青年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马克思主义者”，说“他们反对斯大林主义，他们希望吸取苏联的教训，借鉴南斯拉夫等国的经验，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些理解正说明彼此精神的相通。
这里显然存在着“1919—1957—1980”的校园精神谱系。
“让我们新一代推动中国”
现在已经是新的一代。一位竞选者在他的《竞选宣言》的一开头就说：“我们这一代的声音被忽略得太久了，太久了。”而另一位则以这样一句惊天动地的口号结束他的《竞选宣言》——
让我们新一代推动中国！
以这样的气势，在八十年代伊始，当仁不让地登上中国政治、思想、文化舞台的，是怎样的一代人？从自觉充任这一代人的“代表”的，这些北大竞选人经历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一代人大都在“文革”前接受了程度不等的小学、中学教育，“文化大革命”构成了他们的主要成长背景。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是革命意识形态培养出来的对16位竞选人的一份调查表明，他们“最喜欢的小说”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3人）、《牛虻》（2人）、《战争与和平》（2人）、《红楼梦》（2人）、《青年近卫军》（1人）、《约翰·克里斯朵夫》（1人）、《怎么办》（1人）、《阿Q正传》（1人）、《三国演义》（1人）、《欧阳海之歌》（1人）；他们“少年时代的崇拜者”是：毛泽东（5人），孙悟空（3人），雷锋（2人），鲁迅（1人），爱因斯坦（1人），董存瑞、黄继光（1人），古丽雅（苏联女英雄）（1人），岳飞（1人），辛弃疾（1人）；“现在最敬佩的人”是：周恩来（5人），毛泽东（1人），彭德怀（1人），陈云（1人），鲁迅（1人），遇罗克（1人），铁托（1人），刘宾雁（1人），还有回答说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对谁都谈不上敬佩”。，经过“文革”的挫折，又开始反思，大都经受了从“幼稚的狂热”到“理性思考”的精神蜕变。对16位竞选人的调查还表明：他们“最恨的”是：虚伪（6人），不让人说话，禁锢思想（1人），己所不欲，强施于人（1人），奴性（1人），阿谀（1人），官僚特权（1人），阴谋诡计，政治骗子（1人）；“最怕的”是：不被理解，脱离群众（4人），无所作为（3人），自己动摇，成为胆小鬼（2人），国家乱，环境污染（2人），活着没有说话的权利（1人）；“最喜欢的”是：读书（4人），思索（3人），认识世界，认识自己（1人），研究理论和实际问题（1人），广泛接触各种人（2人），站在推动历史前进的浪头上（1人）；他们自认的“弱点”是：天真，轻信，坦率，不善于察言观色，见风转舵（6人），过于自信，固执，刚愎自用（6人），片面（2人），缺少实际经验（1人）；他们自认为“研究得较为深入的问题”有：“马克思主义是否会成为过时的东西？”“中国社会的整体现代化”，“官僚主义和‘文化大革命’”，“言论出版自由”，“民主和法制”，“体制改革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城市民用住宅问题”，“城市待业青年就业问题”，“世界经济问题，尤其是一些典型国家的发展道路和经验”，“国际经济关系问题”，“国际法理学”，“人应该怎样生活”，“认识论问题”，等等。在他们身上，有三个显著特点。其一是他们大都下过乡，当过工人，有的还当过兵，有着深切的底层生活经验和体验，比较了解中国的国情：这是他们的前代和后代所不及的。其二，他们又是知青、青工中喜欢读书、思考的一群人，可以说都是自学成才的。他们在同代人中，或者较早地接受了西方思想的影响，或者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独立阅读中，有着自己的独立思考。因此，他们不仅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炼了自己的信念、理想与意志，而且有较为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心态。其三，他们中有些人曾是“文革”后期的“民间思想村落”里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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