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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暖水瓶(2)
伊永文 Yi Yongwen
瓶”,即伊朗瓶。而伊朗国贸易的“方物”中,每次都有玻璃制品,以各式玻璃瓶为多。如至道元年(995),一次“贡品”中就有:眼药二十小琉璃瓶,白沙糖三琉璃瓮,千年枣、舶上五味子,各六琉璃瓶,舶上褊桃一琉璃瓶,蔷薇水二十琉璃瓶。
宋代典籍中关于水银的记载伊朗的玻璃瓶,为宋代制造质量较好的暖水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从制造玻璃暖水瓶的必备之物——水银来看,宋代的水银提炼是很兴盛的。北宋后期,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就作过这样的记载:“作炉,置砂于中,下承以水,上覆以盎器,外加火煅养,则烟飞于上,水银溜于下。”提炼水银的器具和方法的出现是社会对水银的需求量很大的一种反映。
到了南宋,提炼水银已发展成了规模生产。周去非《岭外代答》所记广西桂林地区出现的上火下水的内蒸馏器提炼水银法可为代表:邕人炼丹砂为水银,以铁为上下釜,上釜盛砂,隔以细眼铁板,下釜盛水埋诸地,合二釜之口于地面而封固之。灼以炽火,丹砂得火化为霏雾,得水配合而下坠,遂成水银。
倘若没有社会性的、迫切的对水银的需求,是不会出现这种生产规模大、水银产量高的蒸馏化装置的。
宋代社会所出现的各式各样的炼丹术,也可以证实这一点。在北宋后期,水银就作为一种商品广泛流行了。如“瓢内出汞成金”、“草制汞铁皆成庚”、“市药即干汞”等。
南宋的曾敏行《独醒杂志》还记叙:水银烧炼点化之术,“虽因诬诞欺人者甚多,然不可谓无此术”。这从另一侧面告诉了我们,水银在人民的生活中已占有重要的地位。
通过以上探索,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宋代的玻璃瓶
制品与水银涂镀技术、水银的提炼技术及使用,都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从而为暖水瓶的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必须看到,这些只是暖水瓶出现的基本科学技术因素,假如没有合适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暖水瓶也不会在北宋出现。
据气象学权威竺可桢先生认为,11世纪的北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寒冷的时期之一,仅从天禧元年(1017)至政和三年(1111)这段时间的东京来看:降雪不断,冻死甚众,有时大雪连月,至春不止,平地积雪八尺有余,连飞鸟都冻死了。
进入南宋,即公元12世纪的临安,气候更为寒冷,降雪之多,胜过北宋,不仅比平常频繁,而且延至暮春。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记载:东京,冬天虽有大风雪,但仍有夜市。除卖点心、水果外,“至三更,方有提瓶卖茶者,盖都人公私荣干,夜深方归也”。临安,“冬日虽大雨雪,亦有夜市盘卖。至三更后,方有提瓶卖茶”。
这两条史料揭示了这样一个史实:商贩们“提瓶卖茶”所用的瓶,是保温的暖水瓶,因为用铁或瓷制成的瓶
子装茶水,即使在茶瓶的外面包裹厚实的棉被之类,在极寒冷的冬夜,一会儿也会凉的。
且在宋代,是非常讲究注滚热的汤水于盏碗中,“点开”茶叶或茶饼才饮用的。像蔡襄《茶录》所说:“凡欲点茶,先须令热,冷则茶不浮。”还有在宋代笔记、小说、诗歌中屡屡出现的“斗茶”,倘无盛贮热水的暖瓶,无法想象是如何“点茶”相斗的?这就如同没有保暖的瓶胆,在冬夜里是不可以卖热茶,而冷茶在冬夜里不可能有市场一样。正因如此,在宋代饮食行业中,“提瓶卖茶”才成为独立的行当。
需要提及的是,宋徽宗是最能追求浮华的,官宦贵吏无不以有珍稀物品争相献上邀赏,民间的工匠也无不受这种“侈奢则长人精神”的感染,纷纷钻研奇巧技艺。《夷坚志》中的擅长涂镀水银技术的锡工,就是小太监在百姓居住区发现的。这就表明这种水银涂镀技术已在民间广泛流传。而暖水瓶得到最喜欢奢侈品的徽宗的赏识,会很快推广开来,也是十分可能的。
临安在暖水物品方面就出现了“暖水釜”。既称之“暖水釜”,其构造必是用玻璃为胆,水银为裹。皇帝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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