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名胜 萬裏長城縱橫談   》 第五編 文化薈萃(9)      董耀會 Dong Yaohui

  中國長城學會是什麽時候成立的?
  中國長城學會於1987年6月在北京成立,以研究、保護、維修、宣傳長城,弘揚以長城為象徵的中華民族偉大精神為宗旨。習仲勳、馬文瑞、王光英、楊靜仁、何魯麗任名譽會長,黃華任會長,王定國、白介夫、呂濟民、邵華澤、陳昊蘇、羅哲文、趙維臣、侯仁之、夏國治任副會長,聘請史念海、孫軼青、鄭孝燮為顧問,秘書長由董耀會擔任,副秘書長由吉人、朱希元、劉玉禮、吳夢麟、張驥、郝一、薑命夏擔任,常設辦事機構有:辦公室、組織聯絡部、宣傳部、外事工作部、學術委員會辦公室、《中國長城博物館館刊》和《萬裏長城》編輯部。現有會員500餘人,團體會員10個。
  中國長城學會的主要任務是什麽?
  中國長城學會的主要任務有四項:一是研究長城。長城歷史悠久,建築宏偉,內涵豐富,其歷史價值、軍事作用、建築藝術、工程技術、美學價值以及民族交往等相關領域有待深入探索、開發和研究。二是保護和維修長城。學會在全面考察長城的基礎上,積極提出建議和措施,配合併協助國傢和地方有關部門保護長城,並為各地重點維修長城提供咨詢和支援。三是宣傳長城。學會組織並聯合有關部門和團體,通過開展有關長城電影和錄像的攝製,書刊和畫册的出版,體育、音樂、文藝書畫展覽等活動,以及組織中外人士考察長城等多種方式宣傳長城。四是開發長城,學會還利用長城自身的優勢以及長城沿綫的其他資源,協助有關部門發展長城的文化、旅遊事業。
  為什麽說長城學是一門新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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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着我國學者對於長城研究的不斷深入,已經突破僅限於對長城本身的歷史沿革、修建、遺址走嚮及現狀情況的研究範圍,而擴展到政治、經濟、地理、民族關係、中西交往、文化、旅遊等一些廣泛的領域,從而産生出高度綜合和總結各學科有關長城的研究成果,適應了全面、正確地認識長城的社會需要。為了進一步提高長城研究的水平,就需要建立一套從宏觀上指導長城研究的基礎理論,就是在這種背景下,長城學作為一門獨具特色的新學科産生了。據不完全統計,我國現在已有幾個省、自治區、市設立了專門的長城研究機構,上百傢研究單位涉及長城研究課題。近年來全國各地已經出版、發表了大量的有關長城學的研究專著和各類文章。
  長城學的科學性質是什麽?
  一般談起一門學科,都是先要說明它的定義,然後再研究它的具體內容,那麽長城學的定義應該怎樣下呢?
  長城學是從總體上去研究長城的一門學問,是對長城進行綜合研究的學科。
  由於近些年長城研究的深入,開拓了人們認識長城的視野,為人們提供了一些新的視角,在這種背景下也相應地産生了很多以前不可能産生的新問題。其中,最主要的是如何對長城進行科學的綜合性研究,這個問題是長城學發展和繁榮的關鍵之一。
  長城的研究涉及很多學科,長城學就是這若幹學科中同長城有關部分的復合體,它的任務是對人類一切科學認識活動中涉及長城的成果進行理論上的綜合,以達到對長城總體的科學認識。由上述任務所决定,長城學研究工作的基礎,是建立在廣泛利用許多有關部門學科的研究成果之上的。
  長城學雖然是建立在各有關學科對長城不同側面研究基礎上的,但這一綜合的功能並不是簡單的數的相加,而是要從中得出對長城各方面的認識。
  對長城的綜合研究,總的任務是通過對文獻材料和考古材料的整理及對遺址、遺跡的考察研究、辯證分析和歸納綜合,使研究成果能如實地反映出長城歷史所具有的綜合性。具體地說,其內容大致有兩方面:一是提高對長城研究宏觀上的認識,不斷開拓新的研究領域;二是努力應用多學科的知識和研究方法,提高對長城的宏觀認識的能力。
  衹有努力提高對長城研究上的宏觀認識,纔有可能使我們對長城的研究産生更多的成果。如近些年來,加強了對長城修建史的研究,使人們認識到有半數以上少數民族統治的朝代修築過長城,這就打破了過去認為長城衹是漢族防禦少數民族而修築的這一片面的認識。
  在長城學的研究領域內,需要來自不同專業的學者,充分發揮各自的專業與特長優勢,以利在一些重大課題的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的進展。
  長城文化在歷史上對西北邊遠地區生産力的發展有何影響?
  大致自春秋中葉以後,由於鐵製生産工具的運用,使中原地區的農業生産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生産力有了顯著的提高。到戰國時期,雖政治上群雄割據,但各國都在各自的國傢內競相“變法”,力圖使生産關係與先進的生産力相適應,發展農業,奬勵戰功,爭取成為一個最富強的國傢。為保障各自國傢的安全,各國統治者紛紛修築長城。戰國時,秦國把原戎狄之地圈入了自己所築長城的內側,並大力推行農業經濟,推行“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以及統一貨幣,統一度量衡等措施,從而使長城內側的生産力與中原地區相適應。這一點,從今秦國長城內側出土的文物可以得到證實。在今甘肅鎮原縣、環縣出土的文物中,在此二縣戰國秦長城的外側,至今尚未發現戰國秦和秦文物的遺留,說明戰國時,秦很少涉足長城外側;在此二縣戰國長城內側,現已出土了不少與秦或戰國有關的器物,如銅劍、銅戈、銅錛、銅馬飾;秦“始皇帝廿六年”銅詔版,鐵權、鐵叉等。環縣城西川馬別梁臺地還出土一殘“車”,說明長城內側,還通行馬車。此地西境的山梁,至今仍名車道梁,有古道遺跡。這些都說明,秦自商鞅變法至秦始皇時代、對長城內側廣大地區曾有效地、大力推行過其制度;也說明戰國秦長城確實在當時保障了先進生産力在今甘肅隴西、隴東的推進。至漢代,“河西走廊長城”的修築,又保障了漢代於此地區推進先進生産力。漢以長城為依托,在長城內側,移民實邊,增開屯田,推廣農業生産技術。中原地區的牛耕,鐵製農具如犁、鋤、鏟、鐝以及辯土、施肥、田間管理,輪種等都引進到河西,還興修水利,引黃河水和山界間的水流,修渠灌田,促進了生産的發展。同時,手工業、商業以及河西城市等都有了很大的發展。正如《漢書·匈奴傳》所說:“邊城宴閉(即邊郡城關閉得很晚),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無幹戈之役。”此種盛況,已被近年在河西出土的大量文物所證實。僅武威雷臺漢墓出土的堪稱國寶的“銅奔馬”,就可以證明河西走廊在長城的保障下,生産力已達到了很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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