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房的工作是个肥缺，这从柳家的与秦显家的争夺可以看出来。柳五儿的妈妈原来是管厨房的，柳五儿涉嫌偷玫瑰露、茯苓霜，五儿被审查，她妈妈柳家的也被从厨房里赶出来了，换了秦显家的。秦显家的一到厨房就查出来许多亏空，她一面揭露她的前任如何有经济问题，一面给管事的人送礼。刚送完礼，凤姐采纳了平儿的建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点事不值得一提，比这种玫瑰露、茯苓霜大得多的事儿在贾府不知有多少，只不过你不了解罢了，不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才是兴旺景象。凤姐宣布大赦，草草了事。柳家的又没事儿了，秦显家的猫咬猪尿泡空欢喜一场，批柳家的没有批倒，夺权一下午。这场戏的描写非常之生动。
有人说社会生活中的事都能从《红楼梦》中找到它们的影子，能有所比附，当然事情不可能完全一样。“文化大革命”中看造反派夺权，常使我想到秦显家的夺权这一段，抢图章啊，分汽车啊，自己任命自己为主任、副主任啊，没两天一军管又把他们都否掉了。现在作家跟企业家要钱，搞与企业家联姻，又使我想起冷子兴与贾雨村之间的交情，冷子兴是一个皮货商，有钱，经商很有手腕，所以贾雨村很佩服，但冷子兴文墨上差一点儿。贾雨村人很庸俗，但他懂音律、懂平仄、会作诗、会作文，尽管诗也是二流的，于是他们两人就结合起来了。探春她们成立诗社，拉王熙凤参加，王熙凤说你们拉着我干什么？无非是看见我还有几个钱。这也很像现在拉赞助的办法，某文学刊物的评奖委员会主任是某工厂的厂长。我说这话不是不赞成赞助，不赞助就更穷了。
《红楼梦》中的有关贾家的管理、制度、运转的程序、运作的机制我实际上没有弄清楚，但确实能看出问题来——入不敷出，无人负责，主子与主子之间、奴才与奴才之间、主子与奴才之间矛盾重重。
“大有大的难处”在《红楼梦》中也能得到验证，最突出的例子是元春省亲。皇帝格外开恩，允许元春回娘家探望父母。元春回家探望父母不是以女儿的身份，而是以贵妃的身份。贾政对女儿讲话不能直呼“大丫头”，而是说“臣政”如何如何，全是公文的套子。于是贾府为元春省亲修了大观园、省亲别墅，采购了大量物品，采购了文艺工作者小戏子，还采购了小尼姑妙玉，搞得轰轰烈烈，使经济上已经十分亏空的贾家又承担了一次它无法承担的任务。连元春也说他们搞得太奢侈、太糜费了，下不为例。平心而论这是一个矛盾，元春身上体现着君恩，不这样你得罪的不是“大丫头”，而是皇帝老子。只有隆重才能显出气派和威严，但财力上又确实不足。
贾氏家族到底是如何运行如何垮的我们仍然不清楚。对家道的衰微《红楼梦》只给了一些宿命的、哲学的解释，如水满则溢，月满则亏，登高跌重，万物都是盛极而衰等等。秦可卿死时给王熙凤托梦也讲这个，这等于无解释。尽管作者一再声明《红楼梦》与时事无关，与朝政无涉，但人们仍然能从中悟出一些社会历史的政治的启示。
《红楼梦》最吸引人的、最给人深刻印象的、最集中的是贾宝玉的爱情，这又分几个层次，首先当然是与林黛玉的关系，其次是与薛宝钗的关系，另外宝玉还有泛爱的一面。有人提出爱情主线说：认为贯穿《红楼梦》的主线是宝玉的爱情，有人认为这种说法把《红楼梦》看低了。另有人认为《红楼梦》没有什么主线，是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小说，写衣食住行、喜怒哀乐等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但它毕竟不是现代的“生活流”小说，写兴衰、写爱怨、写聚散、写生死、写由喜到悲的悲剧过程，还是很有一番迹象可循的。
从表面看《红楼梦》的题材并不重大，比不上《三国演义》《水浒》。《三国演义》写三国鼎立时期的政治军事斗争，写了帝王将相诸多的大人物。《水浒》写农民起义，一直写到朝廷。《红楼梦》则局限在贾府、大观园里，重点是写一些年轻人的生活。
《红楼梦》在题材上呈现出一种整体性，是一种全景式的立体的描写，尽管它写得淡，时间空间的范围不是很宽，但它写得深刻。写了好几百人，写了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包括衣食住行、内心生活、情爱、趣味、各种节目、各种礼仪、婚丧嫁娶等等。《红楼梦》从整体性上反映社会生活要丰富得多，深刻得多，复杂得多，这也造成了对它的题材认识上的众说纷纭。这也是一种混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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