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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义说部 》 民國春秋 》
第二捲·第十八章 辮子軍鬧劇
劉鳳舞 Liu Fengwu
“公民團”事件發生後，全國輿論大嘩，孫中山、唐紹儀、岑春煊、章太炎均致電黎元洪，要求嚴懲暴徒。閣員伍廷芳、𠔌鐘秀、張耀曾、程璧光等在閣議席上提議內閣全體辭職，段祺瑞置若罔聞。於是，閣員自行辭職。內閣原來人就不齊，這下就剩下段祺瑞和範源濂兩人，而範又一直請假，實際上衹有段一人在國務院辦公。其實無公可辦，北京政府陷於癱瘓，國會拒不議事，惟督軍團大為活躍，大有包攬一切之勢。
馮國璋致電北京政府，對“公民團”包圍國會事件不滿，斥其為法律外之行動，這是北洋派內馮氏直係軍閥第一次與段氏皖係軍閥不合作的表現。馮國璋和西南各省把督軍團內的代表撤回。
督軍團一看國會拒不通過對德宣戰，便呈請黎元洪解散國會。黎元洪大怒，斥道：“簡直是軍人亂國。”恰巧國會呈請黎元洪免去段祺瑞的內閣總理兼陸軍部長職務。於是，黎元洪便通電各省，免去段祺瑞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職務，以伍廷芳為代總理；任命王士珍暫代陸軍總長。
段祺瑞和督軍團豈肯罷休？經過一番密議，决定前往天津進行活動。不但要解散國會，還要驅走黎元洪。段發表通電稱：總統發佈命令，按約法規定，必須有總理副署方可生效。而黎元洪的命令嵌入說德國經驗批判主義者阿芬那留斯用來反對反映論，我段某未簽署，因而無效。
段祺瑞的通電發表後，倪嗣衝立即宣佈安徽獨立。接着，河南、浙江、山東、山西、福建、陝西、奉天等省也紛紛宣告獨立。不承認黎元洪免段祺瑞的命令。段祺瑞在天津成立了獨立各省總統參謀處，以帝製要犯雷振春為總參謀長。
形勢陡變，嚇得黎元洪惶惶不可終日。他沒有什麽新招數，仍是一味地懇請北洋派元老徐世昌出來組閣，圓滑的徐世昌卻堅辭不就。黎元洪又找王士珍，王則以曾勸黎辭職為嫌回絶。黎又請李經羲出來組閣，李經羲嚇得躲在天津租界不敢出來。
黎元洪正在無計可施之時，一直保持沉默的張勳突然打來電報，表示願進京調停。黎元洪喜出望外，立即復電張勳進京，並派出專車到徐州迎接張勳。
黎元洪沒有料到，張勳是以進京調停為名，要清室復闢。他接到復電，哈哈大笑。心想，黎元洪既然已經撤了段祺瑞，我再利用督軍團趕走黎元洪，豈不就可以在北京扶幼主登基，恢復大清朝了嗎？
6月6日，張勳立刻帶領5000辮子軍，坐火車直奔天津。黎元洪聽到這個消息，莫名其妙：我讓他來調停，他怎麽帶着大隊人馬來了？黎元洪立即派秘書長夏壽康到天津拜會張勳，弄清原委。
夏壽康來到天津和張勳見面後，說：“我奉總統之命，前來接您。但是總統一再囑咐，請你簡從入京。”
張勳聽罷，一拍桌案：“簡從入京？哼！你回去告訴黎大總統，我進京調停的條件是：限3日內解散國會，否則，休怪我不負調停之責。”
西南六省紛紛表示反對倪嗣衝等獨立各省軍閥。孫中山於6月6日與章太炎發表聯合通電，指斥倪嗣衝宣佈獨立為“叛逆”行為，並電促西南六省興師討逆。岑春煊與李烈鈞自滬電粵，請即發兵討逆。國民黨係的海軍總長程璧光通電各省取消獨立，又與海軍上將薩鎮冰聯名電告黎元洪：“海軍全體擁護中央，惟總統之命是從。”兩廣巡閱使陸榮廷聯絡滇、黔、粵、桂四省，共謀防衛，保障東南，擁護中央。李烈鈞自上海來到廣東，擬聯合西南各省，出師北伐，保障共和。李烈鈞又與廣東督軍陳炳焜、廣西督軍譚浩明聯名發表通電，發起西南六省聯盟，倡議公推陸榮廷為盟主，保衛約法，擁護共和，表示“一息尚存，决難坐視，衹有效命，以求最後之解决”。在李烈鈞的推動下，粵省已經製定了分三路北伐的計劃。雲南督軍唐繼堯也通電西南各省，建議在廣州組織臨時政府，遙戴黎元洪為大總統。
但西南六省軍閥，衹限於口誅筆伐，並不打算真的出兵北伐，衹有李烈鈞和少數軍官是真誠響應孫中山的號召，誓師北伐，保衛共和制度。他們人少力單，左右不了西南大局。
黎元洪决定解散國會，擬好命令，邀代理國務總理伍廷芳入公府副署。伍堅决不肯，道：“餘法學士也，餘未見憲法許總統解散國會。餘决不與聞此舉，寧死不從！”
黎派人去天津請李經羲副署，李答道：“我既未就職，更說不到副署。”再謙請段祺瑞副署，段拒不接見。
張勳的辮子軍的先頭部隊已開進了北京的天壇和先農壇。張勳所限3日已快到。王士珍見解散國會命令無人副署，張勳一旦翻臉，豈不大禍臨頭！於是收拾行裝擬逃出北京。黎元洪聞訊，立即派江朝宗等奔赴王宅勸阻，王纔未能脫身。
黎見距張勳所給時限還剩下幾個小時，立即連夜召集會議。公府中空氣凝固得似乎就要爆炸，忽有一人提議以步軍統領江朝宗代理國務總理，江根本不是國務員，無人異議，江竟義形於色地慨然允諾，道：
“我犧牲一身，替大總統擔些幹係吧！”
於是，黎元洪絶處逢生，一連發了準免伍廷芳代國務總理職、任命江朝宗代理國務總理、解散國會三道命令。
避難到上海的國會議員不承認黎元洪的命令，他們聯名通電說：“解散國會之命令，既總統、總理自認違法，當然無效。”
6月14日，張勳帶着李經羲、張鎮芳、段芝貴、雷震春、萬繩權從天津乘火車直達北京。
張勳率兵入京後，以北京政府“新主人”的姿態勸各省取消獨立。6月16日，張勳換上清朝全套官服，陛見清室。
清皇帝仍居住在紫禁城內，保留着小朝廷的格局。13歲的遜帝溥儀聽說張求見，師傅陳寶琛給他換上朝服，並把他引到養心殿，他在那裏召見了張勳。
張勳誠惶誠恐地行跪拜大禮，贊頌溥儀如何聖明。溥儀大大地誇奬了張勳幾句，賜給張勳不少珍藏的古玩字畫。張勳跪拜出宮。
康有為從上海化裝進京。張勳趕緊上前連連施禮：“康老夫子，遠道而來，一路辛苦了。”
康有為是維新之後的保皇黨領袖，念念不忘皇恩浩蕩。張勳和康有為可謂臭味相投，他們的聯繫也是由來已久。張勳在徐州時就已經讓萬繩栻通知在上海的康有為，要他準備溥儀復闢的詔書。
康有為把寫好的詔書交給張勳，倆人又密談了良久。
諸事安排停當，張勳、陳寶琛、劉廷琛、張鎮芳、雷震春等人於6月30日晚，鼠竊狗偷般溜進清宮，參加“御前會議”，决定當晚發動政變。深夜，張勳派辮子軍占據車站、郵局等要地。
7月1日凌晨4時，張勳指派梁鼎芬為清室代表，王士珍、江朝宗為民國代表，李慶璋為張勳個人代表，同到公府逼迫黎元洪退位，令其在已擬好的“奉還大政”的奏摺上簽名蓋印。
黎元洪震怒，眼睛直視王士珍駡道：“毫無心肝，背叛民國。”又厲聲對梁鼎芬說：“民國係國民公有之物，餘受國民付托之重，退位一舉，當以全國公民之意為從違，與個人毫無關係。君欲盡忠清室，當為清室計萬全，復闢以後，餘對清室即不負治安責任。”
一直交涉了兩個小時，黎誓死不從，6時許，梁鼎芬等出公府。15時，王士珍、江朝宗、吳炳湘3人再入公府，要求總統退位，還政清室。黎元洪正顔厲色道：
“當問國民，餘不能私相受授”。
這一天，張勳身穿朝服，率文武官員300餘人擁入清宮，跪奏自己“代表22省軍民真意，恭請我皇上收回政權。”
溥儀按照師傅的囑咐，先推辭一番：“不行不行。我年紀尚輕，無纔無德，難當大任。”
張勳領着衆人一再磕頭懇求，溥儀點了點頭：“既然如此，我就勉為其難吧。”
溥儀被捧上皇位，即發佈復闢詔書。
張勳和康有為文武兩聖以宣統名義，張勳副署，蓋上“禦璽”一連發了19道偽諭，宣佈廢除民國紀年，改用宣統年號，捏造黎元洪“奏還大政”之奏摺，並大肆封賞，封張勳為忠勇親王、黎為一等公等。整個北京一律懸挂竜旗。
黎元洪堅决反對張勳復闢，寫了一道起用段祺瑞為國務總理的命令，責成他起兵討逆。又電請馮國璋副總統依法代行總統職權。
張勳逆歷史潮流而動，他復闢清室，衹有短短的12天，終於成為歷史小醜。
段祺瑞在天津接到黎元洪重新任命他為國務院總理的命令後，東山再起的機會來了。他立即策動駐天津馬廠的第8師師長李長泰和駐廊坊的第16混成旅旅長馮玉祥，及駐保定的曹錕等部組織討逆軍，自稱討逆總司令。
可巧，前司法部長梁啓超也來到天津，運動段祺瑞討逆，兩人一拍即合。段祺瑞與衆位將領商定進兵事宜後，又囑梁啓超代擬討逆檄文。這時，馮國璋發來電報，願與段祺瑞聯合討逆。於是，兩人共同署名，發一通電，數張勳八大罪狀。
段祺瑞設討逆軍總司令部於天津造幣廠，任命曹錕為東路討逆軍司令，段芝責為西路討逆軍司令，吳佩孚為前敵總司令。馮國璋又任命倪嗣衝為南路討逆軍總司令，並下令褫奪了張勳兩江巡閱使和安徽督軍的職務。
討逆軍兵分三路攻京城。張勳决心要背城一戰，可是那些復闢派大臣卻都擔心害怕。他們知道張勳的辮子兵衹有5000人，而且戰鬥力差，不堪一擊。張鎮芳、雷震春、馮德麟3人見此，出京逃生，統統被討逆軍截住拿下，就是康有為、萬繩鮓也準備逃走，背張勳而去。
7月12日凌晨，衹聽見北京城外“轟轟轟”，炮聲連天。炮聲響，辮子軍聞風喪膽。張勳指揮3000辮子兵集結在天壇一帶，討逆軍攻進城後，在天壇一帶和辮子兵交戰。張軍寡不敵衆，雙方剛一交鋒，辮子兵立刻就土崩瓦解、舉旗投降。張勳一看大事不好，騎上一匹快馬，直奔南河沿自己的公館，帶着傢眷跑到荷蘭使館，自己躲了起來，托人把傢眷送進德國醫院。
至此，討逆戰爭結束，從7月6日至12日，歷時6天，辮子軍被打死者僅70餘人，討逆軍戰死20餘人。
溥儀於7月12日宣佈退位，復闢鬧劇就此收場。
7月14日，段祺瑞以“再造共和”的功臣姿態回到北京，北京歡迎總理者，何等火熾！段一進北京，立即謁見黎元洪，表示慰問，並下令緝拿民國叛逆張勳、康有為、萬繩栻等人。
黎元洪立即發表通電宣佈自己要去天津養病，從此以後，隱居傢園，不再過問政治。
黎元洪去職，馮國璋帶領1師兵力任代理大總統。馮任命親信將領李純調任江蘇督軍，陳光遠調任江西督軍，作為樹援。段祺瑞提出傅良佐出任湖南督軍，請馮任命。傅乃段氏弟子，使他督湘，一是據住長江中樞，抵製李陳；二是控製嶺南一帶，抵製滇粵。馮為直隸人，稱直係軍閥，段是安徽人，稱皖係軍閥。直皖軍閥為爭奪權力又開始鬥法。
段祺瑞在梁啓超的協助下，國務院順利地通過了對德宣戰。所謂對德宣戰，並不是要真的出兵參戰，而是以參戰為名嚮日本藉款。用大藉外債充作軍餉，擴充實力，實行武裝統一。
財政總長梁啓超頗為段祺瑞賣力，他見段對舊國會耿耿於懷，深不願舊國會之恢復，在舊國會已解散、新國會尚未成立之際，建議召集臨時參議院代行國會職權。這個建議深合段意。於是，國務院在緻各省的敬電中說，國會業經解散，斷無重新召集之理，有參議院行使立法職權，那無異於國會之存在。
段祺瑞不以民主選舉而由地方當局指定臨時參議院議員的手段，造成一個由他個人控製的臨時立法機關。這一做法，受到孫中山和西南各省軍閥的反對，形成了護法鬥爭。
孫中山在袁世凱死後，抱着息事寧人的態度，表示願與段祺瑞合作，特派中華革命黨人蕭萱和葉夏聲到北京，徵詢段對處理反袁戰爭善後問題的意見，並主動提出收束中華革命黨的軍隊。與此同時，孫中山電令國內各地中華革命軍罷兵息戰，實現國內和平，一切俟法律解决。他分別緻電山東的居正和廣東的朱執信說：“袁死政局一變，我宜按兵勿動，候商黎大總統解决。”孫中山確定了“召開國會”、“息紛爭，事建設”、“固國體”的方針。
國會在北京恢復後，黎元洪電請孫中山北上，並聘請孫中山為高等顧問，孫辭謝。孫中山對全黨宣示今後方針曰：“約法既復，黎總統為依法繼承之人，故相勸罷兵，示仗義者非為權利而動，至今後對於政府、國民監督指導，則其責任有不容逶避者。”
當時，中華革命軍分佈在山東、福建、廣東、四川等省，有一定的實力。中華革命軍將領和一些志願從事反袁的華僑，對孫中山立即結束軍事行動並解散革命軍隊持有異議。但孫中山力排衆議，一再發出立即收束的命令。對少數抵觸情緒較大的中華革命軍將領，孫中山甚至采取了強硬的態度。他電告在山東的中華革命軍東北軍總司令居正說：“各軍如不依令解散，即脫離關係。”對於華僑戰士，孫中山則反復勸諭說：“假如今日軍隊不解散，其數不過10萬，華僑隊不過千數百人，其力未必能謂之無敵。惟以心力護此共和，則效力遠勝於武力。”
孫中山還派廖仲愷、許崇清、蔣介石等人從上海乘輪船赴山東濰縣，嚮中華革命軍東北軍傳達孫中山“罷兵”之意，與居正等人面商軍隊收束各事。孫中山命夏重民率華僑討袁敢死先鋒隊從山東濰縣撤往上海徐園。孫中山親往徐園慰問華僑敢死先鋒隊全體同志，發表演說，並設宴為歸國從軍華僑洗塵，以表中華革命黨酬謝諸君之熱心。
幾百名敢死先鋒隊員需要一筆遣散費，而中華革命黨財政部又缺款。孫中山命廖仲愷嚮各方籌藉款項，得南洋煙草公司經理簡照南捐助3萬元，孫中山又賣掉了自己的那部小汽車，纔湊足此數，每人發300元遣散旅費。廖仲愷將加拿大的華僑討袁敢死隊員馬湘薦給孫中山作衛士。
在孫中山的督促下，居正等赴濟南，與山東督軍張懷芝和北京政府代表商定編遣中華革命軍東北軍事宜。不久，中華革命軍東北軍在濰縣、高密、昌東等地交槍，由北京政府和山東督軍派人編遣。
在廣東，中華革命軍有3個軍，數萬人。孫中山多次致電朱執信遣散軍隊。數月間，廣東的中華革命軍煙消雲散，想留在軍中學習軍事的華僑同志，也被孫中山勸回南洋各埠。
陳炯明的討逆共和軍也被編遣。但陳明炯提出：“個人放棄兵權，部隊不能遣散。”他是個久掌軍權的人，深知保重軍隊的重要性。因此，他在交出軍隊時，謀取隱保軍隊之策，希望時機到來，再把軍隊拉出來，樹旗立寨。
陳炯明派親信馬育航、鐘景棠等人去廣州，與廣東省省長朱慶瀾談判，以“軍中多屬粵省退伍軍官，略事改編，即成勁旅，較重新徵募訓練，事半功倍”為理由，要求把討逆共和軍全部改編為正式陸軍。朱是北洋派官僚，與桂係軍閥素無交往，和南方國民黨人卻有些交情。而且他初到廣東，毫無基礎，需要拉攏地方勢力，收編軍隊以鞏固自己的地位。陳炯明的要求正好迎合了他的需要。
朱慶瀾將討逆共和軍汰弱留強，編為省警衛軍20營，歸朱慶瀾管轄，分兵駐守東江各屬。這樣，陳炯明部隊就藉“警衛軍”這一合法外衣保存下來，這支部隊基本上仍在陳炯明的老部下洪兆麟、羅紹雄、熊略等人的控製下。到後來孫中山在廣州組建中華民國軍政府時，這支部隊成為援閩粵軍的基本力量。
在四川、福建的中華革命軍，也都結束了軍事行動，並相繼解散。
不僅中華革命軍完全收束，就是中華革命黨，也宣佈停止活動。孫中山指示中華革命黨本部嚮各地支部發出通告，宣佈不僅收束軍事，一切黨務亦應停止。
孫中山認為執法者已贊成共和，中國已具備了從事和平建設的環境，“破壞既終，建設方始”。孫中山為了嚮國人表示從事和平建設的决心，宣佈從此不再過問國事。這和當時進步黨人、國民黨穩健派標榜的“不黨主義”相仿。
孫中山為了表示與北京政府合作的誠意，接受了黎元洪頒授的大勳位，並在上海寓所舉行了正式接受大勳位的儀式。他多次鼓勵在上海的國民黨議員北上，以便組織一個好國會，製定一部好憲法。他在歡送國會議員北上的茶話會上，嚮全世界公開提出以“地方自治為建國基礎”的政治主張。
國會議員北上後，孫中山遊歷杭州、紹興、寧波等地，行蹤所至，無不發表講演，鼓吹地方自治和直接民權。孫中山的這一救國方案，仍是以美國為模式的資産階級政治制度。他認為，學習美國、瑞士等國傢實行地方自治的制度，便能建設真正的共和，使民國名實相符。孫中山的這一設想，並不合中國國情，因為中國沒有實行資産階級民主制度的條件，所謂地方自治，衹能是地方軍閥割據和專政。
孫中山密切註視着北京“府院之爭”的演變和督軍團禍亂以及張勳復闢的表演，看到了建立護法政府的必要性和緊迫性。隨着國會第二次被解散，中華民國名存實亡。姦賊當權，國傢遭殃。而民主政治的歷史潮流不可阻擋，國人不能容羿、浞、莽、操之徒竊據大位，時勢迫亟，民國不可一日無主。他通電號召兩院議員全體南下，自由集會，以存正氣，以振國紀。並派劉成禺、符夢鬆北上歡迎，汪精衛則駐滬招待南下議員。孫中山曾一度考慮以上海為護法根據地。但上海是帝國主義和封建頑固勢力集中之地，外交問題十分棘手；那裏的政學會分子又是非不辨，不願與他合作共事，復闢勢力的暗流或隱或現，蠢蠢欲動；護法力量很難發展。因此，他毅然放棄上海而選擇廣東為護法根據地。孫中山在上海幾次與海軍總長程璧光磋商，希望海軍也參加護法行列。
程璧光原是孫中山的朋友，老興中會會員，即表示願同孫中山一起護法。
程璧光在6月5日離開北京前，夜訪伍廷芳，探詢他對時局的看法。伍回答說：“國事至此，若圖輓救，非一手一足之烈。孫中山、唐紹議、岑春煊三君雖在野，未嘗一日忘國事，現皆居滬。君抵滬，必與計議，國事可為也。”
程璧光於6月9日抵滬，拜會孫中山。孫中山促其即行出師討逆，勿以經費為慮。23日，孫中山與唐紹儀、岑春煊聯名宴請程璧光於上海靜安寺路哈同花園。27日，孫中山派人送銀行支票30萬元給程，以作護法軍餉之用。7月4日，程璧光發表討賊檄文，痛斥張勳復闢的狼子野心，宣稱即日出師，揮戈北上。孫中山即在上海召集重要會議，决定率領海軍南下廣州，建立護法政府。孫中山把西南六省看作是“民國幹淨土”，認為“默觀時勢，江河流域已為荊棘之區。惟西南諸省擁護共和，歡迎國會”。張勳在北京復闢期間，廣東省長朱慶瀾派人到上海邀請孫中山組織軍政府，而駐粵滇軍將領張開儒也通電主張遷都廣州，認為“國都既陷，政無所出。
維今大計，速遷政府，設置地點，廣州為宜”。
中華革命黨討袁軍事鬥爭結束後，已停止在華僑中籌款，孫中山决定南下護法時，經濟上極為睏絀，為了進行護法鬥爭，孫中山於1917年6月19日以總理名義通告中華革命黨海外各支分部，就地恢復籌助軍餉等工作。孫中山以個人名義嚮德國駐上海領事及上海德國猶太人、富商哈同藉款140萬元，解决南下廣州護法的燃眉之急。
7月6日，孫中山偕夫人宋慶齡率海琛、應瑞艦離滬赴粵，章太炎、朱執信、陳炯明等同行。他們於10日抵汕頭，13日，孫中山派章太炎先到廣州接洽。
7月17日，孫中山等到達虎門，旋改乘江固艦抵黃埔，廣東督車陳炳篔、省長朱慶瀾等前往江邊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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