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批判文章发表后不久，王瑶先生的名，便从《文艺报》编委的名单中消失。我无法知道王先生受到批判时的内心活动，但我知道，他本来也是想顺应潮流的。在"反右"刚开始时，他就发表《一切的一切》，表示对于"右派分子"的谴责。这篇文笔、结构相当漂亮的短文，登在《文艺报》的头版头条。1958年初，他的评冯雪峰《论民主革命的运动》一书的长文，也刊在《文艺报》上。他批判冯雪峰的依据和逻辑，也就是半年后我们批判他的依据和逻辑。但王先生没有能使自己免于"厄运"。
临近毕业，不管是学校领导，还是我们自己，都觉得这几年中损失很多。许多该上的课没有上，该读的书没有读。当然，也许更重要的是失去一些基本品格，例如，长幼尊卑的界限，对待事情（学问也在内）的老实态度。在上五年级的时候，便集中补上一些必修课。如古代和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采取讲座的性质，把重要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归纳为若干专题，由几位先生轮流讲。王瑶先生讲四讲，记得有五四文学革命、鲁迅、曹禺等。他浓重的山西口音，我听起来很费力，因此，每次总要先占好前排的座位。对于两年前的批判，我们（至少我自己）并没有正式向他道歉过，承认我们的幼稚和鲁莽。但我当时想，诚挚地接受他的授业，应该是在表示我们的反省。我看到，他在不久前指责他的学生面前没有丝毫揶揄讥讽的语气神态。他认真细致地陈述他的观点，讲到得意之处，便会情不自禁发出我们熟悉的笑声。他对曹禺等作家的分析，使我明白世上人事、情感的复杂。课后，又耐心地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这种不存芥蒂的心胸，当时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他是在表明，我们每个人都无法脱离社会历史的拘囿和制约，却可以在可能的条件下，选择应该走的路。
在把"文革"发生的事情，和以前的经历放在一起后，我开始意识到，我们所遭遇的不正常的事态，它的种子早已播下，而且是我们亲手所播，在我们用尖锐、刻薄的言词，没有理由地去攻击认真的思想成果时，实际上，"批判者"也就把自己预置在"被批判"的位置上。这一对比又使我想到，对于生活中发生的挫折，我却没有老师的从容、沉着，我慌乱而失措。这不仅因为我还年轻，缺少生活经验，最主要的是心中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有力的支柱。更让我难堪的是，批判会上，我被学生所"质询"、所批判的，竟是些什么"不让见毛主席"、"阶级路线"之类的可笑东西，是我那几年发表在报刊上追赶政治风潮的浅薄的"时文"。而我们五十年代想要"拆除"的，则是王先生的具有学科奠基性质的《史稿》，是他的也许更具价值的《中古文学史论》：这是让批判者最终要回头来请教的著作。在王瑶先生的心中，有他理解的鲁迅，有他理解的魏晋文人，有他的老师朱自清。因而，在经历过许多挫折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成熟和尊严，这是他在八十年代留给我们的形象。而我们呢？究竟有些什么？心灵中有哪些东西是稳固的、难以动摇的呢？
对于已走过一百一十年的路的北大，我们个人可能难以讲清楚其间的辉煌与衰败，光荣与耻辱，我们可以说的，是个人亲身感受到的"传统"。在我看来，北大最值得珍惜的"传统"，是在一代一代师生中保存的那样一种素质：用以调节、过滤来自外部和自身的不健康因素，在各种纷扰变幻的时势中，确立健全的性格和正直的学术道路的毅力。这种素质的建立和传递，可以肯定地说，不仅来自于成功和光荣，也来自于我们每个人都经历到的挫折，就如王先生的人生和学术道路给我们所留下的深刻的印记那样。
洪子诚，1939年生于广东揭阳，1956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196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国当代文学史》、《1956：百花时代》、《问题与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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