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货币改革和五均六管的实施，对商业和商人成为严重的打击。隗嚣三十一将、十六家大族在陇西结盟反莽时，照告郡国的檄文中历数王莽的罪状，其中一条就是：“货币岁改，吏民昏乱，不知所从，商旅穷窘，号泣市道，设为六筦，增重赋敛。”（《后汉书·隗嚣传》）。
王莽的改革，助长了商业资本的两种趋向，一种趋向是加强了商人向土地投资，促使商人和土地所有者的更加合一，另一种趋向是大土地所有者庄园的多种经营和自给自足。
如果说，在西汉前期商人和豪族强宗的区分还是比较显著的，东汉时期，我们看到商人、豪族强宗甚至官僚家族已经逐渐走向混合了。
这趋势应该说是西汉后期已经开始了。刘秀的外祖樊家，在西汉已为“乡里著姓”，他的外祖父樊重就是“世善农稼”，又“好货殖”。他“营理产业，物无所弃”，“上下勠力，财利岁倍”。（《后汉书·樊宏传》）。樊家既是乡里著姓即豪族强宗，又是商人货殖。刘秀起事集团中不少人和商业有关系。李通就是“以货殖著姓”。（《后汉书·李通传》）。李通的父亲李守“初事刘歆，好星历谶记，为王莽宗卿师。通亦为五威将军从事。”（同上）。刘秀且以“士君子”来看待李通。这都说明李通这个家族，是商人、豪族也是士君子了。吴汉“以贩马自业”，是个马贩子。
社会上，商人已和豪族强宗混合，而且商人也成了士大夫。政治上，也没有贱视商人和打击商人的政策措施。
在东汉初年，我们已看到商人已是倍受尊敬的。桓谭上书光武说：“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贷，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入。是以众人慕効，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摩以淫耳目。”（《后汉书·桓谭传》）。
西汉初年，政府政策是明显的贱商的。刘邦曾令“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絺纟宁罽，操兵乘马”。（《汉书·高祖纪》）。商人在事实上虽然已是“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晁错的话，见《汉书·食货志上》）。法律上却是“法律贱商人”（同上）。武帝打击商人，却不能不用商人，桑弘羊是洛阳贾人之子，东郭咸阳是齐地大盐商，孔仅是南阳大冶（《汉书·食货志下》）。他不得不用商人打击商人。打击商人，是贱商政策的继续；用商人作官，商人的境地比“交通王侯”又进了一步。
桓谭是个儒者。他“博学多通，徧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后汉书·桓谭传》）。他不信谶。他有重农抑末思想。他对刘秀说：“夫理国之道，举本业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业，锢商贾不得宦为吏。此所以抑并兼长廉耻也。”他向刘秀建议：“今可令诸商贾自相纠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则专役一已，不敢以货与人。事寡力弱，必归田亩，田亩修，则谷入多而地力尽矣。”（同上）。
光武没有理会桓谭这些意思。他这套思想，在刘秀思想里已没有地位。他这些想法，在东汉初年是根本无法施行的。王莽改革失败之后，人们对这一套限制、禁止思想，正在受到厌恶。但他所说的，商人受到尊敬，“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却是可注意的。和西汉初的商人比较，东汉初的商人不是受歧视，而是受尊敬了。
仲长统看到的商人的神气是：“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三牲之内，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随其心之所虑。此皆公侯之广乐，君长之厚实也；苟能运智诈者，则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为罪焉。源发而横流，路开而四通矣。”（《昌言·理乱篇》，见《后汉书·仲长统传》）。他又说商人：“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昌言·损益篇》，见《后汉书·伸长统传》）。
东汉富商的气派，严然封君。
东汉末年的大商人东海糜竺，“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赀产钜亿。”（《三国志·蜀志·糜竺传》）。徐州牧陶谦辟他为别驾从事。后来他跟随刘备。在吕布袭下邳，虏备妻子，刘备困难时期，“竺于是进妹于先主为夫人、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同上）。刘备“于时困匮，赖此复振。”（同上）。刘备感激他，取益州称帝后，以糜竺为安汉将军，班在军师将军诸葛亮之右。
糜家是商人，以经商积累起巨亿财富，但他们已是官商合一的家族了。
东汉政府似无打击商人和商业的政策，我们看到和帝时有这样一个诏令：“商贾小民，或忘法禁，奇巧靡货，流积公行。其在位犯者，当先举正，市道小民，但且申明宪网，勿因科令加虐羸弱。”（《后汉书·和帝纪》）。
像前汉那样，把一切社会经济不安、土地兼并、农民流亡，都归罪于钱币流通和商人活动的言论、指责、打击，在东汉是看不见的。即有，在政治上、社会上影响都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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