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间，哈公怪论《律政司自律》一文，总编辑认为不宜发表，哈公罢笔抗议，本报主事人调和歧见，五月十四日致哈公函云：'怪论请重论，以怪为上，求怪论连篇。'……二、哈公最近表示怪论稿费不及《明报》之若干位作者，本报总编辑求稿心切，征得主事人同意，答允十月份起增加一倍。若有必要，尚可再增，以表示我们对其文稿之重视及赞赏。……三、哈公即许国先生，担任《明报》出版部经理，十月一日，哈公仍在《明报》上班，关于出版部工作上的歧见，系与卫斯理科幻小说之再版速度、再版数量、书籍质素、装帧、广告等有关。本报主事人九月十二日致函哈公：'……盼兄领导出版部励精图治，自可平息闲言。最好能提出一积极之开展计划，从积极方面着想。'九月十三日函又云：'倚仗甚多，盼从积极处着想。'又云：'出版部职务、怪论……不必混为一谈。'四、我们热诚希望哈公尽快恢复撰写怪论。至于出版部的工作，则系《明报》内部业务，与怪论纯属两事。"
事实上，哈公批评香港政府律政司，违反了《明报》明文规定的编辑方针。总编辑潘粤生对"哈公怪论"采取抽稿行动，也是执行报社的决定。准确点来说，是执行《明报》主事人金庸的意图。潘粤生与金庸共事三十多年，彼此已很有默契。潘粤生认为，"彼此只说一句话，便已能领略对方的全部意图"。《明报》的副刊编辑，也一如新闻版编辑一样，经常猜测揣度金庸的意图。《明报》副刊成了反映金庸意图的一个园地。这点是外界难以理解的。
御用园地
金庸非常关注副刊的运作，因为他认为"副刊是很自由的东西，没有什么准绳，园地是公开的，所以要抓紧。新闻我不抓，因为新闻有它的规律性，只要准确报道事实，不加歪曲就可以了"。
金庸"抓"副刊的例子甚多，本章前述1986年大亚湾核电厂之争议，1988年基本法政制主流方案的争议，《明报》副刊园地成了支持金庸意见的园地。在1986到1988年之间，还有1987年公安（修订）条例草案事件，在这件事情当中，更清晰看见金庸对副刊之重视及掌握。
1987年3月11日，立法局通过香港政府提出的公安（修订）条例草案。草案最引起争议的，是当中第二十七条的修改，授权律政司，若认为某新闻是虚假的，可能引起市民恐慌或扰乱公安，不管新闻发布者是否蓄意或无恶意，都可以提出起诉。这项修订，引起社会上四十六个团体反对，要求立法局议员搁置条例的通过。结果条例在立法局得到通过，条例通过后，香港九百一十六名新闻工作者，包括金庸在内，3月23日在报纸上刊登全版声明，发表新闻工作者宣言。宣言全文如下：
"我们是一群新闻工作者，崇信真理，以报道事实为天职。恪守专业守则，绝不透露需要保密的消息来源。言论自由不能寄望当政者仁慈施予，有志者须积极争取。我们坚决反对，1986年公安（修订）条例既已通过，今后工作倍增困难，但本着市民有知的权利，我们必须信守以下誓言：一、继续克尽天职，忠于事实，详细报道；二、一旦被控，决不透露消息来源，并放弃以此作为辩护，以求苟免。"
《明报》在3月12日头版报道了公安（修订）条例的通过，头条新闻标题"立法局漠视各界反对意见，三读通过公安修订草案"。社评则以《令人失望的二读辩论》，谴责立法局通过法案。整版新闻版面，都是反对的声音。当时的《信报》及部分中文报章的专栏作家还发起呼吁，要罢写抗议。金庸在1987年4月7日致函负责副刊的编辑欧阳碧，反对专栏作家罢写。他认为写文章是积极的，罢写是消极的。《明报》副刊多位专栏作家，包括林燕妮，也想参加罢写行动，让报纸副刊开天窗，以示抗议。金庸连夜请编辑与各专栏作者联络，一定要作者交稿。结果在4月9日的《明报》副刊，出现了五个专栏，都是批评公安条例的：
* "自由谈"作者李静岗，以《什么叫责任》来呼吁立局议员要认真研究公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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