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M1193号大墓发掘到底部时，已是1986年的11月下旬。严寒的冬天来临了，天空开始飘起雪花。为了赶在封冻前将墓葬清理完毕，考古人员加快了速度，冒雪清理。就在清理即将结束的前一天，负责墓底清理工作的考古人员，意外地从墓坑东南部的泥水中发现了两件完整的青铜器物——铜罍和铜岙。墓葬中有铜器出土，其意义和价值就非同一般。由于两件铜器锈蚀严重，加之从墓底取出时满身被泥水包裹，工作队长殷玮璋决定先放入工地库房，待墓葬清理完毕后，送考古所技术室进行除锈保护。想不到两个月后，经考古所技术室文物保护专家的除锈，这两件器物立即名声大振，被列为国宝级文物。其原因就是在两件器物的盖内和器沿内壁上发现了相同的各为43字的铭文：
王曰：“太保，隹乃明。乃鬯享
于乃辟。余大对乃享，
令克(侯)于匽(燕)。□、羌、马、
□、□、驭、微、克、□、
匽入土□(及)厥辞。”
用作宝□彝。
经考古人员对铭文的释解，认为此文记录了周王褒扬召公太保明德贤良，对王室忠诚，册封他为燕侯，并把□、羌、马、□、□、驭、微等氏族，连同燕国一起纳入有周的版图，由他管辖的史实。
铭文的出土，是继20世纪50年代在江苏丹徒发现宜侯矢簋之后又一篇关于周王封邦建国、授民封疆的重要文献。它的文字虽不如宜侯矢簋长，研究价值却毫不逊色。
燕国之封，史书有载。《史记·周本纪》在说到武王灭商以后曾“分封功臣谋士”，其中提到“封召公爽于燕”。在《史记·燕召公世家》中又一次说到“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把燕国之封，记在召公爽的名下。在这次发现的长篇铭文中，以“王曰太保”开头，先褒扬了太保其人，又有“令克侯于匽”的册命。由于周初任太保的是召公奭，所以把封燕之事与召公联系起来是理所当然的，但因铭文中多有省文，时间、地点、作器者等都已省去，特别是对于“令克侯于匽”句中“克”字，究竟是名词还是助动词，学者们有不同的理解，因而对全铭的释读和解释出现了岐意。专家们一致认定M1193号大墓是西周燕侯的陵墓，且是燕国第一位君侯之墓。但在第一代燕侯是谁的问题上便产生了分岐。殷玮璋认为M1193号大墓就是太保召公之陵，召公受武王的册封成为第一代燕侯，并亲自到位就封。不过他在成王、康王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仍在丰镐供职太保，死后才归葬于燕国。
有的学者根据唐人司马贞在解释《史记》“封召公于北燕”时说的一句话，认为当初召公本人并未亲自到燕国就封，而是像周公一样，由自己的长子去燕国就封，召公本人一直在宗周做太保。因此，第一代燕侯应是召公的长子，那么M1193号大墓也就自然是召公长子之陵了。
关于墓主是谁的分岐一时无法做出统一的结论，但取得共识的墓主是燕国第一代君侯的结论，无疑具有重大的科学研究价值，为早期燕国史和西周初年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具有重要价值的参考资料。M1193大墓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北京琉璃河遗址就是西周时期燕国的都城。
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琉璃河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于1997年被正式列入“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设置了“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的分期和年代测定”这一专题。专题分别由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赵福生、王鑫、田敬东，北京大学考古系雷兴山，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王微柴晓明等考古学家承担。在“工程”开展后的几年中，赵福生等考古专家通过对以往发掘资料的整理，以及对城址、宫殿区附近的祭祀遗址等进行补充发掘，得出了一个可靠的分期结论。关于西周燕都遗址的始建年代，赵福生等研究后认为，琉璃河遗址内应有三种文化共存：“周文化、商文化和土著文化(即张家园上层文化)。其中商文化系统的陶器有些可能早到殷墟四期，延续到西周初期。但在西周燕都遗址中的居住址发掘的所有遗迹中出土的陶片，一直未见单独只出商文化系统陶片的遗迹，基本上是与周文化系统的陶片同出，有些甚至还有土著文化的陶片，这种现象就说明一个问题，即西周燕都城址内所有文化遗迹及文化堆积，都是召公封燕以后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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